中新社北京12月13日電題:漢字能從“漢字文化圈”邁向“地球村”嗎?
——專訪中國著名歷史學者、漢語言文字研究專家王素
中新社記者李京澤高凱
每逢年終歲尾,海峽兩岸和港澳地區、日本、南韓、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的人們會精心選擇年度漢字來反映一年來的世態百相。年度漢字評選活動成為慣例,漢字的魅力一次次顯現,其蘊藏的文明密碼越來越吸引世界的目光。
人們為何選擇漢字進行年度總結?作為幾大古老文字中唯一從未間斷、一直沿用至今的文字,漢字的魅力從何而來?未來漢字能從“漢字文化圈”邁向“地球村”嗎?中國著名歷史學者、漢語言文字研究專家王素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指出,每一個漢字都有豐富的文化內涵,看到漢字,就看到了文化,漢字早已從中國到了“漢字文化圈”,再從“漢字文化圈”大步邁向“地球村”,應該為期不遠。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每年進入12月份,年度漢字開始在亞太多個國家和地區被陸續選出,評選活動受到普遍關注和歡迎。人們為何不約而同選擇漢字進行年度總結?
王素:首先因為這些地方都屬於“漢字文化圈”。二戰後,日本東京學派第三代領軍人物西嶋定生提出著名的“東亞世界論”,認為“東亞世界”是以中華文明的發生及發展為基軸形成的世界。該世界的構成含有漢字文化、儒教、律令制、佛教四要素。除中國外,東亞地區的日本、南韓、朝鮮、蒙古國,以及東南亞的馬來西亞、新加坡、越南等國,都曾長期以漢字為交流工具,屬於“漢字文化圈”。直至今日,這些國家仍是中華文化外延很重要的一部分。
不少國家和地區選擇漢字進行年度總結,除了“漢字文化圈”因素外,還與當地生活著不少華人,或有大量華裔存在一定關係。漢字是中華文化的重要根脈,也是華人、華裔與中華故土聯繫的重要紐帶。
中新社記者:漢字的起源與發展,本身就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跡。您認為漢字有怎樣的特殊性?作為文化和文明載體,漢字有何重要的社會作用?
王素:漢字與拼音文字不同,俗稱表意性方塊字,確實有著從未間斷的悠久歷史。漢字的起源,一般認為來自原始的圖畫。每個漢字都有形、音、義三要素,字形排第一。所謂象形字,就是圖畫。
荷蘭著名漢學家高羅佩在《悉曇:中國和日本梵語研究史》書中指出:中印文化傳統不同,中國重文字,印度重聲音。他認為中國文字重字形。
漢字的特殊性在於象形性和表意性。東漢許慎《説文解字·序》記“六書”排序: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前四書屬於造字法,後二書屬於用字法。造字法的重點都在象形和表意。
漢字的特殊性還在於字、詞不分,只字可作單詞,合成詞可分單個字,一字多義,一詞多義,作為文化和文明的載體,對於文化的憧憬和文明的昇華,都有不可替代的社會作用。
譬如,杜甫在《春日憶李白》詩中寫道:“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庾信的詩,到底是清美新穎,還是清奇新艷?鮑照的詩,究竟是英俊飄逸,還是輕俊閒逸?什麼詩算得上清新,什麼詩算得上俊逸?實際都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而這種語境,對於人際溝通和群體交往都可承載一種可意會的社會作用。中華文化在這種語境中充滿憧憬,中華文明在這種語境中獲得昇華。
中新社記者:漢字不僅是文化的載體,應如何理解漢字作為文明發展和傳播的重要助推器作用?
王素:漢字在“漢字文化圈”所屬國家和地區,讀音或有不同,象形性和表意性沒有變化。只要粗知漢字的造字原理,看圖識字,因形辨義,就能進行交流。
從古至今,中國的對外交流一直存在“筆談”的傳統,在“漢字文化圈”所屬的國家和地區,也有大量漢字“筆談”文獻。據研究,不僅有中日、中朝、中越、中琉的漢字“筆談”文獻,還有日本、朝鮮、越南、琉球之間的漢字“筆談”文獻,甚至還有朝鮮、琉球、越南三方的漢字“筆談”文獻。
晚清著名詩人、外交家、政治家黃遵憲,曾在與日本漢學家宮島誠一郎“筆談”後賦詩云:“舌難傳語筆能通,筆舌瀾翻意未窮。不作佉盧蟹行字,一堂酬唱喜同風。”這是“漢字文化圈”特有的人文交流景觀。漢字對於文明發展和傳播的重要助推器作用可以想見。
漢字頑強的生命力來自豐富的文化內涵。譬如“信”字,從人從言。《説文解字》説:“直言曰言。”又説:“信,誠也。”人言必須講誠信,內心必須信守承諾。《論語·顏淵》記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對於“信”字的內涵,“漢字文化圈”是有共識的。
其實每一個漢字,都有這樣豐富的文化內涵。看到漢字,就看到了文化;只要文化不絕,漢字就會永遠向世界展現頑強的生命力。
古文“信”字。
中新社記者:隨著中國和世界的深度對話溝通,漢字也伴隨著中華文化走向更為寬廣的世界舞臺。您如何看待漢字與其他語言文字的交流和相互影響?
王素:漢字的發展史,也是其逐步走向周邊乃至世界的過程。歷史上,“漢字文化圈”的形成主要在漢唐時期,前後經歷了八百年。當時作為東亞最為先進的國家,中國有著開放包容的胸襟,周邊鄰國樂於學習漢字文化和儒家思想。
漢字要想走向更為寬廣的世界舞臺,首先必須規範漢字,使之能與世界接軌。此前中國進行過兩次漢字簡化改革。應該如何簡化才能保留漢字的象形性和表意性、保護漢字豐富的文化內涵和頑強的生命力,這是一個需要不斷探討的重要課題。
中國學術巨匠饒宗頤晚年寫了一部書,名為《符號·初文與字母:漢字樹》,很值得一讀。他認為:漢字與拼音文字實際都源自陶文符號,後來分道揚鑣,拼音文字向語言化發展,漢字向文字化發展。這帶來“語、文分離”:語言化導致楔形文字死亡,拉丁文被架空亦死亡;文字化終使漢字發展壯大,成為一棵大樹,枝葉葰茂,風華獨絕。
漢字與拼音文字原本同源異流,在相互交流中相互影響,是文字發展不可抗拒的大趨勢。日本是使用外來語最多的國家。中國在改革開放後使用外來語匯也越來越多。地球是全人類共同的家園。中國要繼續堅持改革開放,繁榮文化,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增進中外互鑒,漢字早已從中國到了“漢字文化圈”,再從“漢字文化圈”大步邁向“地球村”,應該為期不遠了。(完)
受訪者簡介:
王素,中國著名歷史學者、漢語言文字研究專家。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古文獻研究所名譽所長。“全國古籍保護工作專家委員會”委員、“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與應用專家委員會”委員、“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專家委員會委員,“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修纂委員會委員。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史研究和出土文獻整理研究,參加或主持的出土文獻整理圖書有《吐魯番出土文書》《新中國出土墓誌》《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故宮博物院藏殷墟甲骨文》等。個人出版專著18部,發表論文、書評、雜撰等4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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