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曄：“可見”，是社會身份建構的第一步

　　陸曄在北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攝影/張揚）

　　陸曄

復旦大學資訊與傳播研究中心副主任、新聞學院教授。華中理工大學工學學士，北京廣播學院法學（新聞學）碩士，復旦大學法學（新聞學）博士，香港中文大學博士後，美國南加州大學富布賴特訪問學者。主要研究領域為媒介社會學、新技術、影像與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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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性學者訪談系列中，我們邀請了來自社會學、歷史學、文學等不同領域、不同國別的女性學者。她們代表了不同代際的女性知識分子，對知識懷有熱情，也曾經歷困惑與挫折。她們的故事講述了大部分現代女性的不滿與困惑，野心與夢想。

當女性決定投身學術事業，她們需要克服多少阻礙？是否存在屬於女性的學術傳統？在“重男輕女”的學術體制中，涉水前行的女性學者如何找到自我的參照？她們的同行者又是誰？

這是“女性學者訪談系列”的第三篇。受訪者是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陸曄。

“看見”被影像改變的命運

新京報：今天，更多的影像掌握在了普通人手中，例如在短視頻平臺上爆火的“宇宙中心曹縣”，從技術到視角都存在一種“下沉”，你怎麼看待這種變化？

陸曄：我覺得“內容下沉”是一個商業詞彙，我不喜歡這個詞。

新京報：或者可以稱之為“去中心化”，不再只有北上廣這樣的一線城市才有條件、有能力通過影像出現在我們面前，像曹縣、義烏這樣的小城市同樣可以通過影像的建構以其自身的魅力出現在人們的眼前、獲得人們的關注。

陸曄：對，更多關注短視頻平臺之後，特別打動我的部分，就是其中的普通人。他在現實生活中一輩子，可能只有周圍50個人認識他，但是在社交平臺上，他不需要變成網紅，只要有300個人看他，他的生活就不一樣了。

出現這種情況，與技術的發展是有密切關係的。當我們在農村邊遠地區調研時，會發現許多邊遠地區看電視的問題始終沒有解決，卻直接跨到了看短視頻的階段。電視問題沒有解決的原因有許多，比如信號不好，即便有了廣電總局的村村通工程，家家戶戶安裝了衛星接收器，但是電力仍然不穩定，對於普通農民而言電視機也還是挺貴的。

新京報：社會對短視頻的接受，似乎也有一個觀念上變化的過程。2016年一篇名為《殘酷底層物語：一個視頻軟體的中國農村》的文章廣為流傳，它以一種悲情和憐憫的視角審視短視頻中的鄉村生活。而現在人們對短視頻的接受程度、認知觀念和當時卻大不一樣了。

陸曄：我沒有把握下這麼大的結論。就個人觀察而言，首先，不能因為一篇文章火爆，就判定大家都是這麼認為的，“人們怎麼看”，要分“人們”是誰，當中産階級覺得快手低端的時候，其實快手老鐵們自己玩得挺高興的，人家也不在乎你怎麼想；其次，我覺得短視頻用戶挺多的，再加上“快手同城”的功能，你能夠看到自己周圍的人在幹什麼，這就建構了一種新的傳播和文化樣態。

至少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有這麼多以前不敢想像自己能夠被別人看見的人，在今天被別人看見了。比如説我見過快手上一位名為“愛笑的雪莉吖”的貴州女孩，她沒有考上大學，只能回鄉務農，但是她長得挺好看，人也特別開朗。她的表弟就用手機幫她拍攝趕牛犁地的短視頻，結果她擁有了百萬粉絲，她現在準備開民宿了，也拿到了金龍魚的代言，有了一定的廣告收入，她的生活就真的改善了，這種東西是實實在在的。

新京報：可能今年最有説服力的例子，是理塘丁真因為一條視頻被全國網友熟知，得到了工作也推動了理塘的旅遊産業。有網友提出，丁真是真正的“民選帥哥”，仿佛網民的力量成為了一種新的民主形式。

陸曄：我覺得不要上升到那麼高的價值，還是有商業因素在其中。所謂“民主的力量”，這種結論可能太過草率，因為所有的一切也可以分分鐘沒有。但如果你看到山東的快手村，貴州的“侗家七仙女”，本來在當地婦女地位是很低的，如果她們要帶孩子，沒法出去打工，在家中的地位就更低了，但是由於她們能夠直播帶貨，不用出門就能掙著錢了，婆婆對她們也另眼相看了，老公對她們也得客氣兩分了。

你看到他們在公共生活中開始出現，他們可以有自己的方式和新的媒介技術産生連接，同時在個人層面他們的命運改變了。這是短視頻的公共價值在今天的重要體現，它讓更多的人能夠走出來，通過個人的“performance”——我稱其為“展演”——使得一些社會群體的“可見性”增加了，而這種可見性的增加，一方面讓社會公共生活更多元了，另一方面確實可能像你説的，讓今天對社會的多樣性變得更寬容更理解了。但是這方面因為研究不夠，我不想去下普遍性的結論。

我覺得至少他們被看見了。媒介社會學為什麼關注所謂的“可見性”？因為“可見”是社會身份建構的第一步，只有“可見”才能使個體或群體成為一個社會角色、參與社會公共生活。

從“新聞編輯部”到“液態新聞業”

新京報：媒介社會學所身處的學科環境，以及它所面對的新聞生産業態都一直處於快速變化之中。作為一門學科，它本身不變、或者説最核心的一點是什麼？

陸曄：不是説媒介社會學本身不變，而是關注社會的理論視角中有一個要素是不變的，即“人如何認識外部世界”。落到具體的部分，就是所謂的客觀真實、主觀真實和媒介真實的關係。這樣一種關注本身，是有它的一貫性的，人類認識外部世界，然後通過對外部世界的認識反觀我們自己，最後達成社會的連接。但在不同的理論路徑之下，存在著不同的看法。

如果從結構功能主義的角度來看，媒介社會學中有大量的討論是把媒介和媒體技術看作社會的一種構造，先有了社會然後才有媒介技術在其中運作，社會是一個人一樣的有機體；但是從現象學的角度來看，就不是這樣。它不把社會看成是外在於人的，只有人類主觀感受到的社會才是有意義並值得討論的；而從建構主義的角度來看，它關心的是社會如何通過傳媒，來建構起一種知識生産或文化。

媒介社會學沒有統一的定義，有許多不同的理論脈絡和理論來源，但是我覺得它最核心的部分——如果套用米爾斯《社會學的想像力》——它關心的依然是“社會”和公共性的問題。

新京報：但是所謂“公共性”又該如何判定？例如近期興起的“公共藝術”，和新聞傳播之間也有大量的共同之處，“公共性”的界線似乎是模糊的。

陸曄：當我們在談論“公共性”時，其實也有不同的理論脈絡。哈貝馬斯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一書中，畫了一個等邊三角形。我們最熟悉的可能是哈貝馬斯的商議性民主，他的“公共性” 是開放的公共領域、由各種公民之間的對話構成，關注的是協商。而協商需要達成共識，才能導向行動。

但是同時你要注意到等邊三角形的另外兩條邊：一條邊是阿倫特對公共性的討論，在《人的境況》一書中，她的公共性重點在與私人領域相對的社會世界，所謂“仿佛一張桌子置於圍桌而坐的人們之間，這個世界，就像每一個‘介於之間’的東西一樣，讓人們既相互聯繫又彼此分開”。相較于哈貝馬斯的話語協商，阿倫特更強調最大限度的公開性和對“積極生活”的追求。第三條邊是桑內特，《公共人的衰落》一書中，他特別強調具體的城市公共空間的所謂“共在”，“一種和自我及其直接的經歷、處境、需求保持一定距離的行動”，關注在同一個現實公共空間之中非人格化的現代公共性。所以當我們談論公共性時，需要先界定我們討論的是哪個公共性。

網際網路的存在，讓擺脫肉身成為可能

新京報：你提到過，網際網路的存在讓我們在未來有了脫離肉身、脫離性別差異的可能，這種可能要通過怎樣的途徑來實現？

陸曄：我們過去的社會表達和社會身份建構，是和我們所身處的環境有巨大關聯的。但是我們剛才提到的例子，都是脫離了肉身發生在網際網路上的，如果不是那一條快手短視頻被轉到了微網志上，海嘎小樂隊不會被看見對吧？在過去，其實肯定也有人在農村玩搖滾，只是沒有人知道。所以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在網際網路中都能感受到自己擺脫了肉身，許多以前無法完成的事情，在網路空間都可以完成、可以呈現，甚至於可以把在地性和全球更廣泛的影響連接在一起。

再加上手機在今天成為一個界面。我們倆現在在聊天，沒有在上網，但是我們的手機在接受著來自世界的資訊。從這個層面來講，我們每個人都會有多個分身，在網際網路上進行不同維度的表達，借此成為我們自己。

這還是挺棒的一件事，為我們打開了個人與社會公共生活之間新的連接的可能。

采寫/新京報記者 肖舒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