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著文天祥的行書真跡《上宏齋帖》。這位留下“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這一千古佳句的宋末名臣,也是一位傑出的書法家。本期的京華物語,特別選取了《故宮的書法風流》中對這件珍藏于故宮博物院的真跡和其背後故事的記述。
小時候習楷書,臨過文天祥《正氣歌》。臨著臨著,詩就背下來了:
天地有正氣,
雜然賦流形。
下則為河岳,
上則為日星。
於人曰浩然,
沛乎塞蒼冥。
皇路當清夷,
含和吐明庭。
時窮節乃見,
一一垂丹青……
字是清代書法家黃自元寫的,他出身名門望族,家有良田萬頃,更藏得四壁圖書,自幼從祖父德濂習字,常懸腕書寫,鍛鍊臂力。他的楷書《正氣歌》,結構緊實、筆勢開闊,就像一個人練武功,兩腳站穩,身體拉開了架勢,極力地舒展運籌。這幀楷書在民國初年由長沙墨香簃書畫店刻版印行,一時間洛陽紙貴,成了人們競相追捧的書法學習最佳蒙本。我就是臨著《正氣歌》,體會埋伏在筆畫間的高峰墜石、千里陣雲……
如有些人所説,黃自元楷書《正氣歌》有失板滯,像廣播體操,但以平直端正的筆法闡釋《正氣歌》,我想還是恰當的,無須苛求。九宮格裏的一筆一畫,訓練著我們的凝神與專注,一根根線條的收放拖動,也都暗藏著崩浪奔雷的力量感。這些,都與《正氣歌》的氣質是相符的。我記得自己臨帖的時候,把身體坐端正,把呼吸調勻,然後用垂直的筆,在紙上做橫豎撇捺的運動,好像把身體裏的“氣”,都注入筆端,又好像從《正氣歌》裏,吸取了生命的元氣。
《正氣歌》,是南宋末年的右丞相文天祥被元軍俘虜後,在元大都的監獄裏寫的。他在自序裏寫:“余囚北庭,坐一土室。室廣八尺,深可四尋。單扉低小,白間短窄,污下而幽暗。”這深暗的地下室,包含著七種氣:水氣、土氣、日氣、火氣、米氣、人氣、穢氣。每至暴雨,囚室變成沼澤,不知有多少只老鼠在這裡夭折,有多少條長蛇在這裡斃命,但他還活著。在這七氣之中,文天祥心裏盤桓的,只有正氣,就是孟子所説的“浩然之氣”。在這些走獸遊蟲之中,人之所以為人,不就是因為胸中還有一縷正氣嗎?這一氣,足以抵禦其他那些亂七八糟的氣。於是,在晦暗的光線裏,他全憑這一口氣,寫下了他的“地下室手記”,就是我們今天熟悉的《正氣歌》。
文天祥是在南宋王朝第五位皇帝宋理宗時代進入朝廷的。尊崇“理學”的理宗(從南宋馬麟繪《夕陽秋色圖》上可見理宗題字),在位達四十年,前有宰相史彌遠把持朝廷,後有宦官董宋臣等專權擅政,甚至把臨安名妓唐安安引入宮中,供皇帝淫樂,有官員終於忍不住了,上疏曰:“此舉壞了陛下三十年自修之操!”
開慶元年(西元1259年),文天祥上疏皇帝,要求除掉董宋臣,認為:“不斬董宋臣以謝宗廟神靈,以解中外怨怒,以明陛下悔悟之實,則中書之政必有所撓而不得行,賢者之車必有所忌而不敢至。”四年後,宋理宗又召回了被趕出京城的董宋臣,並委以重任,這讓文天祥怒不可遏,又上書皇帝,怒斥董宋臣“心性殘忍”“勢焰肆張”,表示絕不與董宋臣同朝為官。
宋理宗無子,死後由侄子趙禥繼位,是為宋度宗。
南宋王朝的政治生態早已敗壞,奸臣權相層出不窮,有如長江後浪推前浪。董宋臣死了,賈似道“出道”了,二十五歲的宋度宗,事事依靠賈似道。賈似道以退為進,請假回了家鄉紹興,這一招嚇壞了宋度宗,一連八次派人到紹興請回賈似道,賈似道從此權傾朝野。每次賈似道上朝行臣子禮,度宗都要回拜,不敢直呼其名。蘇洵説“古者相見天子,天子為之離席起立”(以表示天子對宰相的尊敬),宋度宗算是身體力行了。賈似道命手下上疏彈劾文天祥,文天祥被罷官,回到了故鄉廬陵。
《故宮的書法風流》,祝勇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6月版。
文天祥在《上宏齋帖》裏流露出的希望,
被現實消耗殆盡
在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著文天祥的行書真跡《上宏齋帖》,紙本,縱39.2釐米,橫149.9釐米,就是文天祥在家鄉當老百姓時,為自己的同鄉前輩包恢晉陞刑部尚書、簽書樞密院事而寫的祝賀信。“宏齋”,正是包恢的號。全帖共五十三行,七百四十七字,書法清疏秀勁,才華橫溢,一看就是“狀元書法”,或曰“文人書法”。一代宋儒的翩翩風骨躍然紙上,甚至能夠感覺到筆尖飛速移動時紙頁的輕微抖動,仿佛寫字已如哭笑痛癢一樣成為本能,成為生理的一部分,而不需要權宜謀劃。那純熟、那流暢,與黃自元楷書《正氣歌》紀念碑一般的嚴肅沉穩截然不同。
《上宏齋帖》(局部),文天祥,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故宮的書法風流》插圖。
文字裏的文天祥,時而很有生氣,時而很生氣(一種掩飾不住的憤怒),譴責對他的所有指責(比如彈劾奏書中説他為祖母服喪時未穿重孝,是違反禮制,不守孝道),都是“是非顛倒之甚”,但他的情緒是複雜的,新皇帝新朝廷又讓他燃起希望,他説:
茲者伏聞先生以新天子蒲輪束帛之勸,為時一齣,自大司寇進長六卿,典事樞,專人政柄,使衛武公之爵之德之齒,千有餘歲之下,煥然重光,仆何幸身親見之。天祥謹頓首為國賀,為世道賀,不獨為先生賀也。
意思是此卷不光是為包恢一人祝賀,而是因為新天子——趙禥身邊有了包恢這樣的賢能之人,對國家、對世道,都是一件幸事。
信中所説的“蒲輪束帛”,是指新皇帝對包恢的禮遇,古時候用蒲草裹住車輪,來迎接賢能之士,是一種很高的禮節。可惜這位被文天祥看作賢能之士的包恢,在文天祥寫下這封道賀的書札後兩年多時間,便不幸離世,只留下了“為官清廉,政聲赫然”的好名聲。
新皇帝(宋度宗)在位的十年,是醉生夢死的十年。元軍都打到長江了,他還沉迷酒色、夜夜笙歌,一夜竟寵幸嬪妃三十余人。依宋制,凡被皇帝臨幸的嬪妃,第二天都要跪在闕門前謝恩,由主管官員記錄在案,以備日後查驗。此時竟然同時有三十余名嬪妃齊刷刷在闕門前跪下,我想那些記錄的官員一定看傻了眼,這輩子也沒見過如此壯觀的景象。
三十五歲上,宋度宗活活把自己折騰死了,留下了三個未成年的兒子:七歲的趙昰、四歲的趙 和三歲的趙昺。這三個學齡前兒童先後都當了皇帝,命運卻一個比一個悽慘——先是老二趙 當皇帝,是為宋恭帝,卻在兩年後在臨安投降,做了元軍的俘虜。之後是老大趙昰,在南逃的途中在福州被立為皇帝,是為宋端宗,被張世傑帶著一路逃到大海上,遇風暴落水,嚇死了。最後是老三趙昺,後來沒有謚號,人稱宋末帝,張世傑、陸秀夫帶著他逃到崖山。
這最後的朝廷,原本還有迴旋餘地,去雷州半島,甚至去海南。海南島四面是海,元軍不善水戰,不是那麼容易打過來的。但這種顛簸不定的生活已經讓他失去了耐心,他要仗著自己的一千條船、二十萬人馬,與元軍一決雌雄。
決戰那一天,海上起了霧,幾乎對面看不見人。元軍就在大霧中衝過來,雙方絞殺在一起,有一攤攤的血跡,在白霧裏時起時落,就像大風天放飛的風箏,胡亂地飄著,旋即又降落下去。張世傑眼見要敗了,派人去“龍舟”接小皇帝,陸秀夫害怕是元軍冒充,把小皇帝緊緊抱在懷裏,誰來都不交。小皇帝於是喪失了逃生的機會,張世傑只好砍斷繩索,自己帶著十余艘船隻突圍了。透過廝殺聲,陸秀夫判斷元軍越來越近了。他知道無路可逃了,就俯下身去,對小皇帝説:“國事至此,陛下應當為國而死。德祐皇帝(指宋恭帝趙 )被俘,受辱已甚,陛下千萬不可重蹈覆轍。”
不知趙昺是否聽明白了陸秀夫的意思,他的話資訊量太大,已然超出了一個孩子的理解能力。或許,在他心裏,陸秀夫所説的一切都與他無關。一個孩子或許永遠理解不了大人的世界裏,為什麼整天在陰謀算計、打打殺殺。他不明白,他自己正是那些廝殺的理由,人們為了他身上的龍袍,為了他身邊的國璽,為了他手中殘余的江山而打得狗血噴頭、屁滾尿流。趙昺並不知道這些東西有什麼意義,至少不比他的一個玩伴、一件玩具更有意義。
一個八歲男孩的世界裏,只裝得下一些簡單的快樂,還裝不下那麼多宏大的事情。他想像所有的八歲男孩一樣活下去,有接踵而至的明天等著他,有無窮無盡的快樂等著他。“死亡”這個主題太沉重,不是一個八歲的孩子需要考慮的,他也從來沒有考慮過這件事,是那個名叫陸秀夫的左丞相把這個問題突然帶到船上,橫在他面前的。無論那樣的壯烈被賦予了怎樣重大的意義,他都不想死。他的回答只有哭,一個小孩不會表達這麼複雜的情感、渴望,所以他只能哭,這哭聲裏包含了上述所有的含義。他通過提高哭的調門來強調他的態度。所以那哭聲很嘹亮,聲嘶力竭的喊殺,還有刀刃相撞的聲音,都不能把它湮沒。
《上宏齋帖》(局部),文天祥,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故宮的書法風流》插圖。
趙昺用哭來表明他不願意死,態度很堅決,但陸秀夫更堅決,孩子的堅決終究敵不過成年人的堅決。陸秀夫不由分説,把傳國玉璽係在小皇帝的身上,又用三尺白綾,把小皇帝和自己緊緊捆在一起,縱身一躍,便沉入了洶湧的大海,南宋王朝從此化作了一堆泡沫。
文天祥目睹了陸秀夫抱著小皇帝投海的一幕。文天祥是在五坡嶺被俘的,攻宋元軍的指揮者張弘范把他押解到崖山,讓他勸降張世傑、陸秀夫。文天祥不勸,陸秀夫和張世傑也不降。這“宋末三傑”(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在生死關頭依舊保持著驚人的默契。
《上宏齋帖》裏流露出的那線希望,被現實消耗殆盡了。置身這樣一個時代,被巨大的悲哀包圍著,在文天祥的心裏,那份正氣依然沒有受到折損。今天想來,這是多麼的不可思議。崖山海戰後,張弘范對文天祥説,你的國家已經亡了,你的義務已經盡了,可以像為大宋服務那樣為大元服務了,你依然可以做宰相。文天祥答: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辜,還敢有什麼二心嗎?張弘范説:你的國家已亡,你要是死了,有誰把你寫進史書呢?文天祥答:當年商滅時,伯夷、叔齊不食周粟而死,只是盡心罷了,能不能寫進史書,並不重要。
《謝昌元座右自警辭》卷,
文天祥的又一書法代表作
在王朝的末日,每一個人都面臨著生與死的抉擇。
改朝換代在中國歷史中不止一次地發生,尤其經過了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兩次大的亂世,中國人都已經習慣了。比如唐末五代的書法家楊凝式,一生穿越了六個朝代,他的一生,是從亡國走向亡國、從新朝邁向新朝的一生,但他照樣活著,只是通過裝瘋賣傻的方式給自己貼標簽、戴面具,欺騙世人,以掩蓋自己內心的煎熬。
在大宋王朝這艘行將沉沒的巨輪上,不乏求生方面的楷模。元軍兵壓臨安時,時任左丞相的留夢炎就不辭而別,悄悄跑了;為了“名正言順”,樞密院的文及翁、倪普等人還想出絕招,叫言官彈劾自己,只要脫下官袍,就無官一身輕,可以溜之大吉了,結果他們還是沒等到彈劾就跑了;主管軍事事務的樞密院,一下子跑了幾十號人,以至於謝太皇太后悲痛欲絕,在詔書中説:“我大宋朝建國三百餘年來,對士大夫從來以禮相待。現在我與繼位的新君遭蒙多難,你們這些大小臣子不見有一人一語號召救國,內有官僚叛離,外有郡守、縣令棄印丟城,耳目之司不能為我糾擊,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群工,竟然裏外合謀,接踵宵遁。平日讀聖賢書,所許謂何?卻於此時做此舉措,生何面目對人,死何以見先帝!”
在逃跑方面,陳宜中無疑是佼佼者。當年(西元1275年)賈似道兵敗丁家洲,太皇太后謝道清就任命陳宜中做右丞相,全面主持危局。元軍前鋒已達臨安城外北新關,元軍統帥伯顏要陳宜中去講和,嚇得陳宜中連夜逃出臨安,逃向溫州,一直逃到大海上,留下謝太皇太后和宋恭帝趙 這孤兒寡母,孤苦無援,謝太皇太后只能抱著五歲的宋恭帝,率領南宋皇族出城跪迎,向元軍統帥伯顏投降。雖有兩個兄弟趙昰和趙昺(先後為宋端宗、宋末帝)奔走于外,茍延著帝國的殘喘,但史學家通常認為,自趙 在臨安投降,享國三百一十九年的大宋王朝已經終結。
當趙昰、趙昺兄弟倆到達溫州,陳宜中看到宋朝還有一口氣,才重新“歸隊”。陸秀夫和張世傑也在此時分別趕到溫州,讓流亡小朝廷重新看到了希望。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陳宜中這個“逃跑丞相”,竟然再度被任命為左丞相兼樞密使,執掌南宋小朝廷的政治、軍事大權。張世傑任樞密副使,陸秀夫為簽書樞密院事,至於文天祥,陳宜中怕他對自己構成威脅,打發他去經略江西。宋端宗趙昰在珠江口落水受驚嚇後,陳宜中説去佔城[6]搬兵,從此一去不返,留下趙昰在海上漂泊,到死也沒再見到陳宜中的身影。
王朝傾覆,有不少南宋官員的官宦生涯在元朝得以繼續,一點兒沒受影響。卜正民主編的《哈佛中國史》説:“忽必烈于1260年成為蒙古大汗,他決計征服南宋——這個被他視為強有力的對手激發了他重新統一中國的願望。但是他的騎兵還不習慣長江以南的寬大河湖、泥濘的稻田和潮濕炎熱的氣候。相較于在草原地區的戰鬥,對南方的進攻需要不同的後勤補給,採取不一樣的策略。為了確保攻宋的勝利,蒙古人需要有人輔助他們,尤其是對南宋風土人情極為熟悉的‘脫宋者’。”
還記得元軍兵壓臨安時悄然逃跑的左丞相留夢炎吧,此時已然順利進入了元朝的“體制”,成為一個“成功”的“脫宋者”,在元朝做過禮部尚書,遷翰林承旨,官至丞相,文天祥被押到大都時,他還出來勸降過,被文天祥罵了回去。
還有一個謝昌元,南宋淳祐四年(西元1244年)進士,長文天祥二十二歲。南宋度宗鹹淳九年(西元1273年),謝昌元寫了一個《座右自警辭》,批判東漢冀州(後并州)刺史蘇章,置座右銘以自警。內憂外患之際,謝昌元的自警之言,讓文天祥敬佩不已,於是抄錄了謝昌元座右銘全文,並加寫了一段評論,稱道“先生真仁人哉”,是為《謝昌元座右自警辭》卷。那一年,文天祥三十八歲,謝昌元六十歲。
如同《上宏齋帖》一樣,《謝昌元座右自警辭》卷是文天祥的法書代表作,于草書中雜糅今草和狂草,落落瀟灑,風姿如鶴,像《正氣歌》一般,“浩氣勃勃”“音節淒淒”“若睹形容”“縱橫自然”。
《謝昌元座右自警辭》(局部),文天祥,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故宮的書法風流》插圖。
但謝昌元的“仁人”沒當上幾年,就在文天祥寫下《謝昌元座右自警辭》卷三年後,元軍攻打施州,謝昌元率部戰到彈盡糧絕,城破被俘,投降了。宋端宗景炎二年(元至元十四年,西元1277年)七月,謝昌元接受了元朝禮部尚書之職,“預議中書省事”。
這樣的結局,文天祥沒有想到,或許連當年在《座右自警辭》寫下豪言壯語的謝昌元也沒有想到。一篇《座右自警辭》,成了謝昌元的照妖鏡;一紙《謝昌元座右自警辭》卷,成了文天祥的墓誌銘。文天祥被俘後,謝昌元曾出面相救,要求元朝釋放文天祥,讓他去做道士,遭到留夢炎的反對。留夢炎説:“文天祥出來,又能號召江南,將把我們這些人放在什麼位置!”其實,留夢炎是否反對,已經不重要了——此時文天祥已抱必死決心,怎可能去以道士的身份茍活?
其實忽必烈是不想殺文天祥的,“宋末三傑”的死對頭張弘范也對忽必烈説文天祥不能殺,殺了文天祥就説明蒙古人並沒有真正地征服漢地,所以忽必烈不僅不想殺文天祥,甚至也不想讓他做道士,而是直接讓他做右丞相。
假如文天祥接受了,歷史上就會出現神奇的一幕,就是殺得死去活來的文天祥和張弘范成為同事,甚至文天祥有可能成為張弘范的上級領導,但文天祥不接受,最終被斬于元大都柴市口。張世傑面對勸降也説:“我知投降可以生,可富貴,但義不可移,我豈可為之!”他在崖山兵敗後突圍,收拾殘部,繼續在海上逃亡,結果遇到風暴,仰天長嘯,最終落水而死。至於陸秀夫,前面説過了,他抱著小皇帝,跳向大海。在巨瀾的深處,我們似乎還能聽到趙昺的哭聲。
其實並不是別無選擇,是在他們自己看來,別無選擇。
本文選自《故宮的書法風流》,較原文有刪節修改,小標題為編者所加,非原文所有,文中所用插圖均來自該書。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作者丨祝勇
摘編丨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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