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日玩戲：聽秋聲 把一年歲月養在罐中夜夜聽

貝托魯奇的電影名作《末代皇帝》中那只著名的活了56個春秋的蟈蟈。

聽，又是秋在鳴叫了。

秋天是從聲音開始的。任你隱客幽居，或是羈旅在途，都不該錯過那聲音。那聲音，時而輕清遼遠，不似鶯燕婉轉，時而高達宏闊，遠比鐘鼓空靈；只聞其聲，如見舟中棄婦抱著的琵琶，茅店書生踏過的板橋，章臺夜宴燃盡的燈燭，以及沙場千里閃耀的刀兵；待你側耳細聽，它又細若遊絲，斷續難測；你推門一探，只有皓月當空，風在樹間，一葉方落，白露沾衣。

“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蟋蟀因其緊隨夏秋換季的物候特徵，成了人類交通天地，感時傷懷的神奇媒介。蛐蛐一叫，人們就不可能不想到年歲匆匆，興盡悲來，又盼著借挽留一聲聲蟲鳴，挽留這一年最後韶光。可惜，人們並非一直讀書山中，或住在破敗的鄉間屋宇，無法讓那靈巧的精靈，自然鑽入窗縫墻洞，來到床下避寒。於是捉促織，聽秋吟，乃至藏入罐中過冬，成為雅士的玩戲，繼而市井蔚然成風，自錢塘至燕京，無不折服於秋聲。

收納秋聲的玩具當然不止蛐蛐一種。在江南，秋聲是錢塘江的滾滾怒潮；在苗疆，秋聲是鞦韆架下送情的歌咏；在邊塞，秋聲是羌管胡笳送歸雁；在田野，秋聲是鬥牛廟會上的喧嚷。這些是我們的秋日玩戲，是我們與時光或鬥爭或和解的見證。

留聲之戲

在沒有通電的千百個秋天裏，誰不想擁有一隻伴枕的蛐蛐呢？古人聽秋蟲，可比當代人聽收音機、看直播間。

燕京地帶玩蟲的人多，但凡見到哪戶人家，入夏時把一口大魚缸洗刷乾淨，承接屋檐滴漏的雨水，就知道這家人今年是要養蛐蛐了。據説“您今年接雨水了嗎？”這話，就等於在問“您今年養不養蛐蛐。”但這種習慣恐怕已不可追，那時，北京通了自來水，且投入消毒藥劑，而雨水尚且自然潔凈，用來刷蛐蛐罐，正好順時應物。

落葉未黃，京城玩家便開始詢問鄉下來人，今年雨水收成如何了。蟋蟀之為秋物，總是與禾麥的穗子一樣壯碩。逛逛東四牌樓提籠架鳥的去處，但見喂鳥的油葫蘆長到多大，也可知道蛐蛐脫殼幾何。大玩家王世襄先生在《秋蟲六憶》這樣總結他的“促織經”。

油葫蘆是養蟲玩具，也是大蛐蛐的品種。從琉璃廠、鼓樓灣的大街到隆福寺、護國寺的廟會，都可見到叫賣秋蟲的攤販，他們踏進蘇家坨、牛欄山的野草叢，或翻開京東寶坻的麥垛，總能扣上一二十個山罐，滿載而歸。“抓老虎，抓老虎，幫兒頭，油葫蘆！”孩童循著叫賣聲，掏出銅錢，掀開一個個山罐挑蛐蛐，一如今天孩子之扭蛋、抽卡。所幸，當年蛐蛐販子雖愛以次充好，卻並不賣盲盒。

對於行家裏手，買蛐蛐的樂趣遠不如自己捉。捕促織者須著草帽芭蕉葉、雨鞋破褲褂，宛如獵戶漁夫。沿小河上野坡，有時要披星戴月，踏進蟲鳴之陣，只聽得這邊廂門，一簽子扎過去，驚出三兩隻，用銅絲罩扣住，拔去管塞，一口氣將蛐蛐吹進山罐中。

罐器乃促織的屋宇，又有大堂、婚房、鬥場之分。明清以來器品繁複，乃至精雕細琢不亞於硯臺。玩家以雨水刷罐，復曬乾過籠，才引“主人”入室。投食、鏟屎的位次皆有講究，也要為其洗浴、治病和鍛鍊體格和格鬥技巧，還要避免中年雌雄共盆，掏空身體。今之貓奴實在難出其右。畢竟，在他們心中，是請來了一位樂師、一位將軍。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入夜，罐中流出了月光奏鳴曲，玩家們終於把一年的光景，收入了自己的枕邊。聽著聽著，終於念天地悠悠，盈虛有數，發覺廣宇眾生間，唯有自己與這促織，才是心靈伴侶，栩栩然，亦不知“我之為促織，促織之為我”了。

豐産之戲

白露節氣，北雁開始南飛，農地進入搶收時節。隨著谷堆越積越高，宗廟鄉野都該準備祭典，感激神明賜予豐收，然後分享祭品胙肉。

《禮祀月令》、《後漢書祭祀志》皆載，天子應于立秋在西郊設祭，車服皆白以迎秋神白帝，祭禮舞蹈便是後來令孔子痛心不已的“八佾”之舞。這種八橫八縱，共六十四人起舞，在天子的祭壇下歌頌神明的舞蹈，顯然不該是封臣的封臣在自家玩的。

唐玄宗顯然未將禮樂與尊卑掛鉤。他推崇西域的羯鼓為“八音之領袖”。當秋夜澄凈，他會挑起羯鼓，頭顱不動如山，下手落如雨點，演奏起自創的鼓樂《秋風高》。這是他認為清朗痛快的音樂，能一掃絲竹管弦的穢氣。盛世帝王，竟也愛玩“搖滾樂”。

君子們也在半酣之際行酒令助興。李商隱在貴族的宴會上玩到了“送鉤”和“射覆”兩種解密遊戲。前者是將鉤暗中傳遞，令人猜在誰手上；後者則是要求猜中扣在器皿下的物件。顯然，李商隱猜錯了許多回，酒入豪腸。

在玩這方面，王陽明就更懂寓教于樂。錢德洪《刻文錄敘説》記載，一次中秋夜，王陽明召集弟子等百餘人，賞月宴飲于天泉橋上。“酒半行，先生命歌詩。諸弟子比音而作，翕然如協金石。少間，能琴者理絲，善簫者吹竹，或投壺聚算，或鼓棹而歌，遠近相答。”學生們投壺打賭，輸了就罰酒，這是《禮記》規定了的君子遊戲。

鄉野間則是另一番熱鬧。立秋後第五個戊日為社日，當天，大家停用針線，放假飲酒，並傳説“酒治耳聾”，動針便會“不聰”。鄉民把酒觀稼，互贈禮物，敲鼓奏樂，氣派一些的請來戲班子，上廟前表演。魯迅小時候看的《社戲》便是這種秋日狂歡。“樂，所以和神人也。”八月秋社，終於從取悅神明演變為犒賞人類自己。

中秋之際，也恰是錢塘江大潮的汛期。《武林舊事》卷三記載，南宋時，臨安觀潮之人“傾城而出，車馬紛紛”“江幹上下十余裏間……歲席地不容閒也”。善水的少年們，突然復興起上古“吳蠻夷越，斷發文身”的勁頭，百十人為一群，手執十面大彩旗，“正弦鼓勇，溯迎而上。差出沒于鯨波萬仞中，騰身百變，而旗尾略不沾濕，以此誇能。”溺死者不在少數。蘇軾嘆息“吳兒生長狎濤瀾，冒利輕生不自憐。”錢塘江弄潮，可謂當時最危險的秋日遊戲了。

當鼓樂喧囂漸息，人們會感到那股天地肅殺之氣。

殺伐之戲

“夫秋，刑官也，於時為陰；又兵象也，于行為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為心。”秋日的遊戲，似乎沒有殺伐鬥狠，就配不上這個季節。

在浙江金華一帶，豐收祭還有鬥牛活動。鄉親們沿田埂搭臺圍觀，只見二牛角抵，計分以定勝負；遇到決鬥激烈的，鬥牛血肉淋漓，衝出田埂，掀翻臺凳，令盛裝看戲的女士驚慌失足，跌得滿身泥濘。大敗的牛難逃被當即宰殺的命運，而勝利之牛的主人，將大宴賓客，將自己的牛吹得神乎其神，連呼兒上酒也要説“別把給牛喝的酒端來”，生客還不知，主人意思是，你客人還不配喝我牛喝的酒呢！

秋當殺生。“天子入圃射牲”是祭祀的標準環節，也是小型軍事演習，“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

秋風蕭瑟中，于草原牽黃擎蒼自是豪邁。中秋前後，敦煌的胡人爭相網鷹，于荒野間縱馬追逐那些高翔的猛禽。雕、鶻、鷂子、豹子、猞猁被從邊塞進貢給唐代宮廷，供王子公主們豢養行獵。宮廷選出勇士組成“射生馬隊”，餵養鷹雕的同時，給貴族們靜心安排一處處遊樂的獵場。

同一個秋天，當貴胄們醉心於田獵這種想像的戰爭時，為他們開邊的將士只能聽琵琶與羌笛自娛，一邊嘆息寸功未立，一邊痛飲濁酒，望不見家鄉，亦不知此身將葬何處。

宮廷的另一角，孤獨的宮娥在秋夜裏捕捉短命的螢火蟲，她們依舊手持夏日的團扇——那是另一個註定被拋棄的事物。

在這樣的秋天，放縱、鄉愁與寂寞三種秋日遊戲中的情感，彼此共振，同時走向一個蕭瑟之秋。

“鬥蛩之戲，始於天寶間，”《負暄雜錄》記載，“長安富人鏤象牙為籠而蓄之，以萬金之資，付之一啄。”而宮中妃嬪“競以小金籠捉蟋蟀閉于籠中，置之枕函畔，夜聽其聲。庶民之家皆效之。”白露前後，人們爭相馴養蟋蟀，美其名曰“秋興”。

南宋權相賈似道的《促織經》依然是養蛐蛐的經典，讀其中《月夜聞蟲賦》也難免不感其誠。然而《宋史》載，襄陽戰事危急時，沒人敢擅訪他縱樂的樓臺，一個狎客進入時，見到賈似道蹲在地上跟眾妾鬥蟋蟀，都不免調侃：“此軍國大事耶？”

在蒲松齡的《促織》裏，上行下效，少年的性命輕如草芥，百戰百勝的蛐蛐令一家人雞犬升天。

承平日久的金殿明堂聽不到邊塞的殺伐聲，聽不到山野的蟲鳴，豪門貴胄甚至遠離了獵場，轉而以金銀象牙包裹的角鬥場，呼秋蟲為將軍，揮霍豪賭，直到漁陽鼙鼓震落滿城金籠。這才是最奢侈的遊戲。秋日的殺伐玩戲，可視作校場操練點兵，又豈可真將玩戲做沙場？

如今，蟋蟀玩主漸稀，可真要鬥蟋蟀講究起來，器具、裁判、手勢、步驟，也是一點不能含糊。但這不過是民間自在的遊樂，就像過往世紀裏無數個從宮廷飛入街頭的秋日玩戲。

促織的叫聲裏，果真藏著天時週轉、人世代謝乃至社稷興衰之音嗎？這個無辜的小東西，隨秋而起，也隨秋而逝，就這樣成了人類活的玩具，竟也成了交通天時人世之物。

哪怕今日的都會裏，在水門汀地面的縫隙裏，你依然可聽到這秋聲，如絲如縷……

□邱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