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耳《開屏術》：用虛構接近真實

從湘西到廣西，作家田耳的生活越加規律，教書、看書、寫作，田耳説以前自己從前還有想著玩，現在就想多幹活，每天多寫一點。內在節奏越加穩定，歲月往昔裏的那個江湖就不停地冒了出來。年輕跑生意時聽來的一句“我可以叫孔雀開屏”和一位有點異能神不楞登的朋友重合了起來，讓驕傲的孔雀應聲開屏，這樣的奇巧淫技，現實中未必有，小説中不妨在，於是就有了《開屏術》。

《開屏術》

近日，上海文藝出版社推出了70後青年作家、魯迅文學獎得主田耳的全新中篇小説集《開屏術》，包含《開屏術》《嗍螺螄》《范老闆的槍》三部中篇小説。田耳曾經憑藉《一個人張燈結綵》獲得了第四屆魯迅文學獎，成為史上最年輕的魯迅文學獎得主。近年來他始終筆耕不輟，接連刊載了不少兼具文學性和故事性的優秀作品。上海文藝出版社將田耳的過往作品結整合冊，形成了田耳作品系列陸續推出，《開屏術》為其中第四本。2020年已經推出了《天體懸浮》《衣缽》《環線車》三本。

《開屏術》中生意人易老闆為了討好一局長，想送其一隻能聽從人指令可隨時開屏的孔雀，於是引出幾年前第一次養鬥雞便出其不意戰勝易老闆的“酒鬼”隆介：易老闆對他懷著一種莫名的隱秘的信賴，這樁“養孔雀”的買賣就交給他來做，由此一項異想天開的獻媚計劃徐徐展開，形成了環環相扣的利益鏈條。田耳筆下，易老師、隆介、淩大花共同演繹了一部肆意淩厲又荒誕傷感的江湖傳説。

《開屏術》的生動精彩不僅打動了讀者，也摘得了2019年《收穫》文學排行榜中篇小説榜榜首。《收穫》對其評價為：“《開屏術》以工匠精神緩慢穩實地鋪展想像空間，基於寫實間雜誇張因而略顯荒誕，譏時諷世但主體平和寬厚，在揭示時代荒誕的同時又透露出人世的溫暖。”借新書出版之機，澎湃新聞記者專訪了田耳，走進他筆下的叢林江湖。

田耳記憶中八九十年代才有的江湖氣息現在已經消失，“那時小縣城裏打架狠的是名人，最狠的才找得到漂亮女友。我小時體弱多病，只能當看客，經常目睹打架鬥毆，一邊看一邊隨時準備撒腿跑開，怕被誤傷。一晃兩千年以後，全民賺錢，當年打架狠的大哥多是在路邊擺燒烤，以往的名氣仍可稍稍招徠生意，兌現零鈔。我坐下擼串，看著揮汗如雨的大哥們，心頭多少閃爍著荒誕感。那時的朋友多是反差極大的性格交織于一身，卑微與狂傲，狡黠與憨厚，呆滯與躁動，多情與壓抑，癡情與放縱……那時候，我們都還在活在像個人的路上，青春漫長，內心掙扎，懷有理想，也時常滑入無邊的寂滅和絕望。”

時代變換，將人與人之間糾纏不清下的尷尬和窘迫，輕輕地熨燙平整。田耳不知道自己該不該羨慕，看著如今潔凈、體面，甚至不乏優雅，取著彼此雷同的港式臺式姓名的小孩，仿佛胎教就已完成了“活得像個人”的訓練。田耳覺得，人還是應該有那麼一段不體面。

田耳筆下的隆介，看似神不楞登，人堆裏不聲不響甚至還有那麼點猥瑣，偏就身懷某種異能；他若夾起尾巴做人也能穩賺鈔票，偏就喜歡將日漸美好的生活折騰得七零八落仿佛與週遭人事，與生活本身有著千絲萬縷的隔膜。但不管日子折騰成何等模樣，仍禁不住他臉上的歡悅，內心的狂喜，仿佛打入十八層地獄都是一種全新體驗，值得期盼。他強健有力的心臟泵出的卻是王八血，品味他這個人，雞湯和毒藥混合的氣味撲面而來。你困苦時從那找安慰，你得意時從那找平靜。

這樣的隆介在人群中不是獨一個，在田耳看來，中國前20年蓬勃的發展離不開這種折騰起來叫外人看來自不量力的“隆介”們，那些叫人咋舌的事情，回頭去看，不可思議又似乎順理成章。

　　【對談】

澎湃新聞：你在《開屏術》的創作談中提到了自己曾經的江湖歲月，聚集了很多文藝創作者的“青年之家”，對過去的回憶怎麼和訓孔雀這麼一個奇思妙想聯合在了一起？

田耳：二十年前，我在湖南最小的一個縣級市生活。窮困潦倒説不定是文青的標配，但大家都滿不在乎。寫作之初，曾經混跡在當地文藝界一位好事者自創的“青年之家”。《開屏術》裏的主角，原型就是偶爾來“青年之家”客串的朋友，寫字作畫，也在地方報紙上發小塊文章。他偶爾出現，活靈活現，和我們不同的是，他既能搞藝術，更擅長賺錢。這麼多年過去了，他似乎一直葆有某種古怪的激情，別人在變，他體內某種天真一直持續，跟我吹噓艷遇與財運，或者新近又認識哪一位地方要員。

我很喜歡這個朋友的畫，很有點天分，但日常生活中的猥瑣也是不可忽略的，這兩者非常奇妙地融合在一起。我工作後跟的老闆，他做過餐飲，也賣過孔雀，所以我對孔雀有那麼一點了解。這兩個人物單獨寫，一直寫不好，而我忽然有一次想到把這兩個人合在一起，結果就産生了化學反應。

澎湃新聞：隆介訓練孔雀開屏，這種對不可能性的開掘和想像是否代表了一種對待庸常的日常生活的反抗？在他身上你是否寄予了某種人性的理想？

田耳：我可能不太在意意義層面上的東西，意義是好故事裏自帶的。這個故事的源頭，是我年輕時候跟著老闆去談生意，有個人説了一句“要是可以發個指令讓孔雀開屏，它就開屏，那就值錢了”，孔雀是不可能聽人指令開屏的，這個人是怎麼想的？我就記在心裏頭了。

我一直覺得，中國前20年的奇跡發展包涵了每個人的自不量力，老外看不懂，其實我們自己也看不懂。人們常説中國人保守，但你看民間發生的事又充滿著想象力，每個人都在折騰自己幹不了的事。如今再回頭看，那些叫人難以想像的事，竟然好多都成了。

澎湃新聞：書中易老闆和“我”其實都不太把訓孔雀當回事，他們能夠容忍隆介詭異的行事風格，是因為把這個人這件事作為生活在別處的一種補充和寄託嗎？

田耳：生活裏都得有那麼個補充，有點能力的人更容易對把握不住的人充滿敬意。所以民間騙子多，有的是真騙，有的是半真半假，有的不覺得自己是騙子，最後也做成事了。這就是鬱達夫的那首《釣臺題壁》中所説“不是尊前愛惜身, 佯狂難免假成真”。

澎湃新聞：隆介始終把“存在的可能性”視為他的人生目標來對待，無論是訓孔雀，還是追求更令人把握不住的淩大花，他是堂吉訶德式的人物還是一個江湖英雄？

田耳：兩者都有，這個人物原型給我的印象極其深刻，他心有不甘，他想進體制，親近領導，又看不起領導，而領導也不傻，自然把他的輕視看在眼裏。我看過渡邊淳一的回憶錄《何處是歸程》，在他20多歲時，一群寫作的朋友聚會，其中一個朋友作家説自己看淡了，以後不要任何獎項。渡邊淳一他們就很感慨，因為他們那個圈子可能説出這句“不要”，就代表著言出必行吧。但我們身處的環境，誰都説過不在乎功名，但誰真的不要呢？誰又會相信呢？所以我説我們的環境難以自證清白。

澎湃新聞：有評論説你的小説有著感懷青春、致敬江湖的意味，你理解中的江湖是什麼？

田耳：我現在臨時給“江湖”定個義，因為人和人關係親密，從而産生彼此約束的感覺，其中的人以此為樂。誰都不能完全認同誰，誰又離不開誰，一百塊開一桌夜宵，幾斤散酒，可以把小城的藝術家或文藝青年聚足十來個，漂泊感十足。如今生活好了，你找個豪華地方吃宵夜，一是邀不到人，二是宵夜最需要人與人相濡以沫的感覺，一豪華這就感覺沒有了。現在人與人沒必要那麼親近了，江湖自然就消失了。所以我既不是致敬，也不是諷刺，我只是還原。不過我個人還是喜歡現在這種淡，我特別宅，喜歡一個人待著。

澎湃新聞：你説過回憶過往發現，幸福的高光時刻從未紮根在腦海，倒是當初的不體面和尷尬窘迫一直很鮮活。

田耳：我會感慨時代帶來的變化，這種變化賦予人的氣質是不一樣的，我當初進入社會做生意時，那就是一個叢林社會，沒有人不被騙。坐個綠皮車我感覺每一回都受到人格的侮辱，因為秩序的失衡人們擠作一團，互相叫罵。但人和人之間因為種種碰撞，因為種種尷尬，彼此之間就形成不可言説的緊密關係。現在高鐵精確到秒，位置分明，秩序的失衡就消失了。人和人之間很淡，是因為優雅了。以往的關係是不可言説的，現在是點讚之交，微信把人的關係變得赤裸裸，過於直接，又有點無聊。

澎湃新聞：隆介身上有著複雜的張力，天真又市儈，身懷異能才氣又有點猥瑣，雞湯和毒藥混合的氣味撲面而來，將虛假的優雅碰碎一地，這是隆介的魅力吧？

田耳：生活語境中的虛假和懦弱一直在傷害我們的生活。年齡越大，越有説真話的衝動，要不然心中的無意義感會與日俱增。但在生活環境中，是很難的。我曾遇到過一個朋友，他説自己從不説假話，我當面就説，不是懷疑你的人品，而是你的語言技術達不到，你的語文得有多好，才能從不説假話又不和身邊的一切相抵觸？在我們的語境裏面，偶爾冒出一點真話，別人就覺得很真實。別人説我很真實，我真實什麼呢，人怎麼可能獨自真實。少説話，多寫，在小説裏通過虛構接近真實，那是很爽快的。書裏一個老作家評價隆介是個演員，“我”憋不住張口一問“誰又不是演員呢？”

所以我寫小説，就不想為難自己，也不想為難讀者，説白了，你總得讓人看得下去。你讓人家看不完，丟人。別説啥風格流派，你沒寫好，才總結什麼風格流派，你寫好了要讓讀者喜歡看，欲罷不能地看。我把自己的位置擺得很明白，得有娛樂精神。我自己的閱讀需求就這樣簡單直接：在欲罷不能之餘，作者還能塞給我意想不到的道理，讓我覺得某種高級，那我佩服他，感謝他。《開屏術》受歡迎，我也有些意外。

田耳作品系列

澎湃新聞：這本書中第二篇小説《嗍螺螄》是“舌尖上的中國”的味道。

田耳：寫《嗍螺螄》我的目的很明確，我要寫出80年代的氣味，一种老小説的味道。20年前，你只要請客，請8個人，最後能來10來個人，那是年輕時的饑餓感，火鍋吃完了大家還沒過癮，繼續買兩顆大白菜還能再涮一涮。現在請客都很難，吃飯都成為一種負擔，所以我們才發現，其實吃什麼不重要，重要的是饑餓感。我看到有人的一句評語，特別精準，“《舌尖上的中國》，就是讓別人替我們吃”。所以在這篇小説裏，我想通過文字找尋下那種饑餓感。

澎湃新聞：《開屏術》《嗍螺螄》都有一種和日子肉搏的拼勁，使勁折騰。但《范老闆的槍》氣勢急轉而下，是看似成功之人的日暮。

田耳：對，《范老闆的槍》是反江湖的。這個靈感來源於早年間做生意，遇到過一個老闆，他對我的朋友説“能不能幫我做掉一個人”。這個老闆沒什麼文化，他可能是用詞不規範，不清楚“做掉”是什麼意思。我們這代人的青春荷爾蒙是港片製造的，也許這個詞是看香港警匪片學來的。

范老闆想要雇人做掉自己的司機蔡老二，然而他發現，當他想把財富兌換成強權時，對方反而抓住了他的軟肋，輕易淩駕在他之上了。我想表達的是，每個人各有其位，你的安穩和話語權只在你安於那個位置的時候，而妄想會將你推到弱勢的位置上，離開你的身份你啥都不是。最後范老闆頹然發現拿不回話語權了，那就自我安慰下，通過一個假裝射殺蔡老二的遊戲，找回自己的面子，而司機還是那個司機。這就是犯位後要歸位。

澎湃新聞：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有這種“位置感”？

田耳：我很小的時候就有這個意識。小時候看武俠片，很多人喜歡代入，因為故事裏的英雄快意恩仇，有花不完的錢，有無數愛自己的美女。可我就想，那你要是故事裏的小人物呢？照樣貧困潦倒，可能開頭就死於亂戰。警匪片裏也是這樣，槍的出現明明是消除體力差別的，一個老太太也能用槍殺死一個壯漢，但影視劇裏的子彈還是長眼睛，而且是勢力眼，永遠懂得級別，先打中小弟，再逐級殺掉大佬，這個邏輯我覺得很好笑。

寫作要想得到別人認同，必須保持清醒。有的書很容易被拋棄，因為認知有問題，這是很嚴酷的事實。在年輕腦子還好用時，就要給自己判定幾條標准保持清醒。對我來説，小説一直寫下去，如果讀者拋棄我了，我就收手，給自己留一點尊嚴。很多時候，被讀者拋棄就因為寫不好，但我們總是要找許多莫名其妙的理由自我安慰。

澎湃新聞：據説你在創作一部新的長篇小説，這次的故事是什麼樣的？

田耳：新故事裏，我又還原了江湖，我挺有武俠情結的。80年代武俠小説進入大陸，基本都是盜版，印刷品質非常低劣，我們把這種書叫“黑書”。我收藏“黑書”的過程中享受到了一段歷史故事，那個時候的台灣，有很多當兵的人在寫武俠小説，有個軍情局的特務也在閒暇時寫武俠，我就從這切入了。小説已經寫好了，正在修改，看看能不能早日發出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