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是中國進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的開局之年，也是推進結構性改革的攻堅之年。如何立足實情和發展實踐，更好地通過體制機制的改革實現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已經成為當下各界關注、討論的焦點。學界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涵、外延給予了高度關注。學者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十三五”時期、甚至是更長的時間內，將處於突出位置，這一改革過程將為中國未來經濟的行穩致遠和健康活力發揮重要作用。

　　與全面深化改革一脈相承

　　“我們通過供給側改革找到新的發展模式，提高全要素生産力，以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新模式。”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表示，推進供給側改革是具體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舉措，供給側改革與全面深化改革是一脈相承的。他認為，通過供給側改革，可以提高企業和産業的競爭力，從而擴大市場佔有率。“如果不能儘快優化供給管理，國內擴大的內需也會被國外更有競爭力的跨國公司所佔領。”

　　“當前經濟發展面臨下行壓力，但穩中求進的基調不變。”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經濟學研究室副主任湯鐸鐸認為，中國經濟改革的主流視角正在從“需求分析”轉向“供給分析”。這是一個艱難的過程，這次中央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樣一個概念凝練出來，體現了國家對經濟的重視，以及對經濟改革的決心。

　　吉林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李俊江認為，供給側改革是我國經濟調整政策進步的一個表現。目前投資和出口對經濟拉動作用已經觸底，未來再延續需求管理收益不高。而供給側改革可以糾正之前的資源錯配，增加社會有效供給。從“需求側”轉為“供給側”，這個轉變是我們産業結構轉型升級的一個長期戰略。只有通過提高有效供給，才能增加有效需求，從而提高經濟活力。

　　目的是更好地滿足需求

　　投資、消費、出口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從經濟學角度看屬於“需求側”的三大需求；與之對應的是“供給側”，也就是生産要素的供給和有效利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旨在從供給角度實施結構優化、增加有效供給中長期視野的宏觀調控。

　　學者認為對於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而言，既要著眼當前經濟的穩定增長，又要考慮到長遠的可持續發展。“需求側”、“供給側”不是非此即彼的關係，只是有所側重，兩者應當長短結合，順勢發力。

　　“‘供給側’和‘需求側’就像是硬幣的兩面。”李佐軍認為，不能將“供給側”與“需求側”對立起來。只有二者盡可能對稱、平衡，經濟才能健康、可持續發展。過去多年來，我們過於強調從需求側進行政府宏觀調控以實現經濟高速增長，現在強調的供給側改革只是對其進行“糾偏”，而不是過於偏向“供給側”而忽視了“需求側”，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供給側’和‘需求側’是雙向的，兩者相互依存，互為因果，相互促進，‘供給側’需要市場需求來引導，兩者不可偏廢。”李俊江認為，不能強調了供給，就忽略了需求，供給的最終目的還是滿足需求。應當在供給調整過程中，兼顧兩者有效結合，考慮國內外需求結構的變化，發揮需求拉動經濟的作用。

　　湯鐸鐸認為，國家現階段進行供給側改革，不能簡單理解為捨棄“需求側”的“三駕馬車”，供給側改革是一個長期性發展的政策。應當根據中國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短期和長期相互結合，“需求側”、“供給側”相互協調，推動經濟發展。

　　以創新提高效率、增加新供給

　　供給側改革如何推進？思路如何變為實踐？這是擺在社會發展面前的急迫問題。

　　“國有企業改革、政府管理體制改革、財稅制度改革、金融制度改革、養老制度改革和醫療衛生制度改革等，是當前亟須解決的重要問題。通過這些改革，多點突破消除‘供給側’的體制性障礙。”李佐軍認為，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屬於供給管理，是未來工作的一個重點層面。同時，還應堅持宏觀政策要穩、微觀政策要活、産業政策要準、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的思路，通過這五個方面來解決供給側改革的具體問題。

　　李俊江表示，加強創新能力，特別是企業的創新能力至關重要。應當以創新提高勞動生産率，以創新增加新供給。他認為，還應合理降低企業成本，給企業減負，讓企業輕裝上陣，健康有序地發展，以實現實體經濟順利有序的轉型。同時簡政放權，為企業營造一個相對寬鬆的發展環境，並且最大限度發揮民營資本的作用。

　　在學者看來，供給側改革過程中還應警惕改革帶來的陣痛，未雨綢繆做好防範工作。湯鐸鐸認為，要注意兩個方面：一是對債務問題要有心理預期，未來債務可能還會擴大，特別是對地方融資平臺及“僵屍”企業的債務要有充分的警惕並做好防範。二是在經濟增速放緩的情況下做好收入分配工作。

　　李俊江認為，“僵屍”企業是長期積累的結果，應當循序漸進地關停並轉，盡可能購並重組。同時加大社會保障力度，加強對下崗員工就業再培訓，消除不利影響。（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