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紅山升起中華文明的曙光

從紅山升起中華文明的曙光

文/《中國報道》記者徐豪

牛河梁遺址第二地點。 (資料圖)供圖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1985年10月，一個電閃雷鳴的雨夜，23歲的女考古隊員張星德捧著裝有女神像的木盒，在當時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發掘領隊孫守道和郭大順的帶領下，去遼寧興城拜訪蘇秉琦先生。

將近40年過去了，早已是紅山文化研究專家的遼寧大學歷史學部教授、博士生導師張星德還記得蘇秉琦先生端詳女神像的情形，“他不是像看神的塑像，而是像看親人、家人”，那也是張星德第一次聽到蘇秉琦説“她是紅山人的女祖，也就是中華民族的共祖”。

在1983年11月2日，女神像整體提取出土以後，大家一致推薦，由發掘現場的唯一一名女隊員魏凡捧著女神像下山——據説回到考古隊駐地那段不到1000米的路程，他們小心翼翼地用了近一個小時才走完。一位年輕的女考古工作者手捧著女性祖先的塑像，身披晚霞，走下山崗、走出叢林，五千年的歷史鮮活生動起來。

如今在牛河梁考古工作站長期駐紮的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館員、田野考古發掘領隊郭明，也是一位女性。“這是女神的指引。”張星德笑稱，自己從事紅山文化考古、研究的經歷，“也都是因為與女神結下的緣分”。

紅山女神像就像一把充滿隱喻的鑰匙，為破解紅山文化之謎打開了一扇門。

遼西是研究中華文明起源的重要區域，也是中國現代考古學的肇始地之一。紅山文化的發現始於20世紀初。1935年，赤峰紅山後遺址出土了一批新石器時代器物。1954年，考古學家尹達根據最早在遼西地區開展考古工作的學者梁思永的建議，正式提出“紅山文化”的定名。上世紀80年代，隨著牛河梁遺址的發掘，紅山文化成為研究西遼河上游地區文明化進程及中華文明起源特徵的重要內容。

6月中旬，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召開不久之後，《中國報道》採訪組一行踏上遼西這片土地，探秘紅山文化。

文明的曙光

我們是誰?從哪來?往何處去?這個哲學“終極三問”，推動著我們對中華文明的起源、形成與發展不斷探尋。

紅山文化距今約6500年至5000年，有1500年的發展時期，在5500年前後開始進入鼎盛時期。紅山文化覆蓋了西遼河流域、大小淩河流域、灤河流域及周邊地區，涉及遼寧、內蒙古和河北三省份。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譽院長、被稱為“紅山文化第一人”的郭大順表示，紅山文化是“原生型”的古國文明。今年85歲的郭大順，在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接受《中國報道》記者專訪時，前一天剛從牛河梁遺址考察歸來。

位於遼寧省朝陽市建平縣與淩源市交界處的牛河梁遺址，保護區面積為58.95平方公里，距今5500年至5000年，處於紅山文化的晚期，也是紅山文化的高峰期，發掘出了女神廟、大型祭壇、積石冢群、大量玉禮器和陶器，讓世界為之矚目。

中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但進入現代社會後，史學觀點認為中國的文明史只能從4000年前的夏代算起，此前的1000年只能作為傳説時代，因為缺乏實物證據。蘇秉琦先生是郭大順在北京大學讀研究生時的導師，由他創建的考古學文化區係類型理論和中國文明起源三部曲(古國—方國—帝國)、三模式(原生型、次生型、續生型)系統觀點，在考古學界産生深遠影響。牛河梁遺址發現後，蘇秉琦指出：“紅山文化壇、廟、冢三種遺址的發現，代表了我國北方地區史前文化發展的最高水準，從這裡我們看到了中華五千年文明的曙光。”

“夏代往前是龍山時期，龍山時期是父系社會;再往前是仰韶時代，叫母系社會，紅山文化相當於仰韶文化的晚期，就是母系社會那個階段。紅山文化突然出來這一套東西，與進入國家文明社會有關，甚至專業界一時都接受不了。”郭大順回憶説，“以往説中華文明起源都是以中原為中心，長城以北的文化是受中原影響，但是沒想到牛河梁遺址區先是發現玉器，後來又發現壇、廟、冢，這種成套的禮制性東西非常不一般，引發海內外的廣泛關注。”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牛河梁遺址考古發掘項目負責人賈笑冰表示，祭祀禮儀行為及禮制是紅山文化社會與經濟發展的核心。“牛河梁遺址多個大型社會公共禮儀活動設施的建設，顯示了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由石墻、筒形器所構築的大型墓葬附屬設施的建設、玉器的規範化使用與分配，表明社會等級規範的確立;與祭祀禮儀相關的筒形器與玉器的生産及專業化分工代表了生産技術和社會管理的最高水準。”他告訴《中國報道》記者。

蘇秉琦先生在《中國文明起源新探》一書中提出了中國文明起源的三種模式：裂變、撞擊、融合，並指出這三種模式發生的區域，“從關中西部起，由渭河入黃河，經汾水通過山西全境，在晉北向西與內蒙古河套地區連接，向東北經桑幹河與冀西北，再向東北與遼西老哈河、大淩河流域連接，形成‘Y’字形文化帶……它在中國文化史上曾是一個最活躍的民族大熔爐……所以，它也是中國文化總根系中一個最重要的直根系。”

“直根系”上的牛河梁遺址，將可以考證的中華文明史向前推了1000多年。

紅山文化女神像側面圖。(供圖/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壇廟冢玉龍鳳”

牛河梁遺址的發現，與一個斜口“筆筒”有關。

1981年，郭大順在朝陽市建平縣做文物普查前的培訓，一位文化站站長反映了一個重要資訊：附近馬家溝老鄉家有一個“玉筆筒”。第二天培訓一結束，郭大順就騎了15公里的自行車趕到馬家溝，見到了那個“玉筆筒”——這種器物一度被叫作“馬蹄形玉箍”，研究者們推測這是用來束髮的，現在這類器物更普遍的名稱是“斜口筒形玉器”。考古工作者又找到了器物的出土地牛河梁山岡，發現了一座東西向、長2米、寬0.8米的石棺墓。墓葬中發現了一個玉環，這也是紅山文化玉器在墓葬中第一次正式發掘出土。

隨後，獨特的積石冢、三重圓祭壇的形制相繼被發現。但這個最早發現的牛河梁遺址點後來被編號為第二地點，因為第一地點——用作了女神廟遺址所在地的編號。1983年10月，在距第二地點西北約一公里牛河梁主山梁的中心部位，一個由主室、左右側室、北室、南三室連為一體的“亞”字形多室佈局遺跡經過發掘顯露出來。11月2日，在主室西側，一個完整人頭塑像重見天日，震動海內外。“她仰面朝天，微笑欲語，似流露著經漫長等待後又見天日的喜悅，於是人們一齊圍了上去……”郭大順在後來描述説。

在第一地點和第二地點的廟、壇、冢組合建築群中，女神廟可能為整個遺址群的核心。結合與其他紅山文化遺址的對比，可以基本認定牛河梁遺址群是整個紅山文化的聖地和祭祀中心。

郭大順將紅山文化最重要的內容歸納為“壇廟冢玉龍鳳”，“這是中華文化傳統中最核心的東西”。郭大順告訴《中國報道》記者，牛河梁遺址已具有按南北中軸線分佈的“北廟南壇”佈局，廟與壇作為國家最高層次祭祖與祭天的禮制建築，其結構與佈局從5000多年前的紅山文化一直延續到明清時期的北京，表現出強大的傳承力，也表明紅山文化確為中華文明的直根系。

而紅山文化中的玉器，更是被大眾熟知。目前所知，紅山文化玉器的出土數量達300多件，主要分佈在內蒙古自治區東南部和遼寧省西部地區。牛河梁遺址是迄今為止經過正式考古發掘出土紅山文化玉器數量最多的地點。紅山文化中顯現出“唯玉為葬”的風俗，玉器已經是貫通天地、溝通祖靈和神靈、彰顯身份的禮儀核心物質載體;龍、鳳等後世崇拜的圖騰和有吉祥寓意的精神信仰已經在紅山玉器上彰顯，“龍的傳人”從此肇始。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收藏的紅山文化陶器。在當時制陶技術發達的情況下，這件陶罐的蓋子有被修復後使用的痕跡，所以推測它可能有特殊的意義。(攝影 /滕妍妍)

何以“紅山”?

地處東北的紅山文化，是如何形成、發展並影響後世的?

張星德用繩紋陶器、之字紋陶器和素面陶器所代表的三大族群集團向《中國報道》記者進行了闡釋。她表示，至少在距今8000年前，在中國北方就形成分別以繩紋、之字紋和素面陶器為特徵的三大族群集團。繩紋陶集團活動在黃河中游，主要是渭河流域;素面陶集團在太行山以東的黃河下游地區;之字紋集團主要在遼西地區。

到距今7000—6500年間，繩紋陶集團衍生出了小口平底瓶、小口尖底瓶和鼓腹罐，發展了彩陶，並在素面陶集團的參與下，進而分化成以魚紋彩陶為特徵的一支和以“花”樣彩陶為特徵的另一支，他們可能就是傳説中的華夏集團;素面陶集團則將釜和支座的組合進化形成了鼎，這個集團可能與傳説中的東夷集團有關;之字紋陶集團在發展之字紋筒形罐主體的器物群基礎上，昇華了對龍的形象的表述。

“紅山文化和紅山文明就是這三個集團碰撞、交流、融合的産物。”張星德表示，在6500年左右，黃河下游地區的族群最先開始擴張，一條往內蒙古中南部，進入山西北部和中部，最終到達山西南部地區;另外一支向北進入遼西，與之字紋陶族群發生碰撞，對當地土著進行排他式驅趕，兩者以西拉木倫河為界形成平衡和認同。在距今5500年左右，繩紋陶族群向素面陶族群擴張，繼而和紅山文化碰撞、融合，從而打破了紅山文化區域內原有族群的平衡，之字紋陶族群重新在西拉木倫河以南出現。

“所以此時牛河梁出現了女神廟這樣大型的祭祀性建築應當不是偶然，而是紅山人追溯共同祖先，避免衝突，尋求建立新秩序的表現。他們從千年口口相傳的記憶裏，塑造出祖先的形象。”張星德對《中國報道》記者表示，從這個意義上去理解，自女神廟階段起，牛河梁就應該是紅山文化的宗教聖地了。

郭大順從古國文明角度解讀説，紅山古國有當地上萬年文化發展的深厚基礎，同時又與周邊主要是華北平原仰韶文化有密切交流。特別是紅山文化晚期，南北交流趨於頻繁，如中原式彩陶在紅山文化祭祀遺址中大量出現，表現出紅山先人對待異質文化因素的巨大包容性，也成為以“壇廟冢”為主體的古國出現的原動力。南北文化交匯既是紅山文化在5000多年前進入文明社會的動力，也為奠定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基礎作出貢獻。

紅山文化斜口筒形玉器。（攝影/滕妍妍）

傳説與信史

“玉豬龍”，是大眾熟知的紅山文化器物名稱。不過，郭大順認為這個名稱不準確，應該叫“玉熊龍”。

郭大順對《中國報道》記者表示，豬的耳朵扁寬尖，熊的耳朵短厚圓，這兩者區分非常明顯;紅山古國社會形態以漁獵為主，熊的形象作為神化了的禮儀器物符合情理;牛河梁遺址積石冢中又多次發現熊骨，説明紅山人有以熊為祭的習俗;女神廟遺址也出土過熊下頜泥塑件，也説明熊與祭祀儀禮相關。

遼寧省博物館研究館員周曉晶將“玉豬龍”稱為“玦形龍”，在“不知道它具體是什麼的時候，可以以形狀來命名”。“馬蹄形玉箍”和“斜口筒形玉器”的名稱即是這種情況。

不過，名稱背後不只是“像什麼”的問題。隨著考古發現，不少學者將紅山文化與五帝時期的黃帝部族聯繫起來，且史載黃帝“號有熊氏”，這樣“玉熊龍”神器與“有熊氏”之間就有了明顯關聯。顯然，郭大順是傾向於這種關聯的。

這是一個“傳説”與“信史”的辯證關係。

5000年前正處於傳説中“五帝”時代。郭大順認為，《史記·五帝本紀》有兩句話非常重要：“神農氏世衰”和“諸侯相侵伐”。“這就説了兩個時代，神農氏是一個時代，諸侯相侵伐是一個時代。神農氏衰，可能是仰韶文化遷徙;諸侯相侵伐，可能不是打仗，而是文化頻繁地交匯。也恰恰在仰韶文化晚期，紅山文化和仰韶文化開始南北交匯;大汶口文化進入中原地區，對仰韶文化、河洛地區産生了非常大的影響，而江漢地區的屈家嶺文化也北上。”

郭大順強調，“諸侯相侵伐”就是五帝遷徙的時空框架和時代特點，從考古和文獻都可以印證，“這才是考古，不能只等著發掘出文字。但是具體怎麼確認誰是黃帝，誰是蚩尤，誰是堯、舜，難度要大一些。”

“傳説”與“信史”確實也存在鴻溝。黃帝集團的所在地，有多個版本。紅山文化“有祀無戎”，極少發現象徵軍事的斧鉞，而文獻中記載的黃帝驍勇善戰，曾戰蚩尤于涿鹿之野。不過，黃帝之孫顓頊通過宗教改革，“絕地天通”，掌握祭祀專屬權，成為天神的代言人。

“文明探源的根本目的是要復原古史。”郭大順對《中國報道》記者表示，考古不能對等去印證傳説，但也不能回避傳説。“不能只等著發現文字，殷墟發現甲骨文了，商代確定了;而二里頭原來説是夏都，現在説沒有發現文字，就不能確認。考古學是一個獨立學科，要用自己的獨立學科方法，用實物資料復原古史，讓古史‘説話’。”他説。

體現中華文明的特性

“習近平總書記概括出中華文明的5個突出特性，第一個特性就是連續性。中華文明五千年連綿不斷，集中系統的根系就是紅山文化。”郭大順表示，紅山文化為中國歷史進程奠定基礎，中華文明五千年傳承至今、連綿不斷，這對中華民族走自己的道路非常重要，也決定了中華民族未來的歷史道路方向。

紅山先人對待異質文化因素也體現出巨大的包容和創新性。“紅山文化一點也不保守，對周圍文化的先進因素能夠辨別，為我所用。你看紅山文化中彩陶，都是外來因素，被吸收、傳承和創新，並且很多彩陶被用作祭祀儀器，這就反映出紅山文化的包容性和創新性不是一般的高，值得我們現在借鑒。”郭大順説。

張星德表示，紅山文化上千年的族群認同，交流融合，促使了紅山文化對族群的凝聚，進入了族群認同階段。在歷史發展推進到區域國家、族群大碰撞的階段，它能夠實現認同優先。這集中體現了中華文明突出的統一性。

郭明也表示，紅山文化體現出以社會認同、文化認同為基礎的“大同”觀念。開放、包容的社會特徵是中華民族重要的文化底色，紅山文化祭祀禮儀性遺址中所顯示出的規範、一致性與日常生活領域中的多樣與包容性是其文化特點的突出表現。

“紅山文化有1000年的認同基礎，對這種文化認同和發展方式的認可達成高度一致，探索出自身發展的道路，不斷追求文明交流互鑒。所以面對衝突的時候，我們知道怎麼選擇、怎麼做。”張星德告訴《中國報道》記者，“和合發展”是紅山文化發展的路徑，也是中國傳承幾千年繼承下來的傳統，充分體現了中華文明的和平性。“所以中華民族是熱愛和平的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發展就是這麼過來的”。

以牛河梁遺址為代表的紅山文化考古，涉及中國文明史距今5000年前這一關鍵時期，是解開中華文明起源的一把鑰匙。但我們對牛河梁遺址的認識還很有限，女神廟等重要遺址還沒有深入發掘。如今，“紅山社會文明化進程研究”已經納入“考古中國”重大項目。

在牛河梁考古工作站，《中國報道》記者見到參與“考古中國”重大項目的十余位大學生，一位中國人民大學的女碩士生向記者介紹了他們的日常工作。他們青春洋溢，自信而充滿熱情，紅山文化百年考古，正有著青春力量不斷加入——也許未來，我們離紅山先祖們的距離，會更近一點。

郭大順著名考古學家、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名譽院長（攝影/滕妍妍）

對話郭大順——

紅山文化為什麼是“直根系”

中國報道：紅山文化有什麼特點，在中華文明的起源、形成和發展中起到了什麼樣的作用?

郭大順：紅山文化距今約6500年至5000年，距今5500年左右開始大發展。按照以往史學觀點，中國文明史只能從4000多年前的夏代算起，而紅山文化的考古新發現，把這一源頭追溯到5000多年前。牛河梁遺址是紅山文化的高峰期，發掘出了按南北中軸線分佈的“北廟南壇”和大量禮制形態的玉器，將禮儀制度規範化、制度化、體系化，是目前能夠確認的、中國最早的禮制形態，反映了中國在文明起源和國家形成過程中的自身發展道路和特點，表現出強大的傳承力，也表明紅山文化確為中華古文化的直根系。

中國報道：如何理解紅山文化是中華文明的直根系?

郭大順：最重要的就是禮儀制度的傳承。尤其是廟與壇作為國家最高層次祭祖與祭天的禮制建築，其結構與佈局從5000年前的紅山文化一直延續到明清時期的北京，是中華五千年文明起源的象徵，也是中華文化與文明連綿不斷的實證。紅山文化“唯玉為葬”，形成以玉為載體的禮制形態和以玉龍為表現形式的龍的崇拜。從紅山文化對後世文化的影響來看，可以説紅山文化是中華文明這棵大樹根系裏的直根系。

中國報道：也有不少人認為紅山文化還不是“古國”，如何判斷紅山文化已經進入文明階段?

郭大順：如果我們從專業界傳統説法的文明“三要素”來看，牛河梁遺址第一地點的持續發掘，發現女神廟外墻體“護坡式”石墻結構與龍山文化早期的城墻結構相同，這也進一步證明牛河梁遺址第一地點的方形山臺即城址，説明第一地點已具都邑規格。在牛河梁第二地點的一座墓葬中，曾經發掘出一件紅銅耳環,從當時的高溫技術來看，可能已經掌握了煉銅技術。目前，文字還沒有發現，也許那時候有文字，寫在帛上，沒有保存下來。

實際上，中國有自己的文明起源道路與特點，紅山文化5000多年前已經達到非常發達的程度，有王者大墓代表的社會等級分化，有祭祀禮儀的制度化、信仰的體系化，這是非常了不得的，説明當時確實已經進入文明社會，不一定非要用“三要素”來套。

中國報道：牛河梁遺址的女神廟、女神像發掘出土曾引起國外的廣泛關注，神廟、神像在國外古文明中也都存在。遠古曆史上，它們有沒有可能進行過文化交流?

郭大順：是有可能的。比如牛河梁遺址出土過玉海貝，這種海貝印度洋才有，紅山人用玉來仿製海貝，説明他們見到過這種東西，不管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這種來自遠方的資訊通過這種形式留下了痕跡。從時間上來看，紅山文化與兩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埃及的古文明在時間上相近。紅山文化中有一種彩陶，上面呈棋盤格式分佈等腰三角、直角三角紋和菱格紋等幾何形圖案，這種紋飾仰韶文化裏沒有，而在西亞一帶常見。種種跡象表明，東西方文明起源道路雖然有差別，但又有很多共通之處，體現了文明的交流互鑒。

(來源：《中國報道》2023年7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