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封州橋現"城摞城"奇觀 考古現場版清明上河圖

       演講人：劉春迎 演講地點：河南大學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 演講時間：2022年11月

劉春迎 河南大學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二級教授、專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歷任開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等職，出版《北宋東京城研究》《考古開封》《揭秘開封城下城》《北宋開封城史話》《河南大學考古中原系列叢書》等學術著作多部，主持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點規劃項目及其他考古項目多項。

　　發掘出的州橋橋券俯視圖 摘自國家文物局“考古中國”

　　北宋東京城、州橋遺址位置實測圖 資料圖片

　　1984年發現的州橋橋孔縱剖圖 資料圖片

　　州橋遺址及附近汴河位置實測圖 資料圖片

　　州橋附近浮雕石壁復原 摘自國家文物局“考古中國”

州橋，是位於古代開封城南北中軸線與唐宋大運河汴河段交匯處的一座重要橋梁建築。州橋始建於唐建中年間（西元780—783年），時任汴州（今開封）刺史的李勉在擴築汴州城時將原位於汴州城南的汴河圈入了城內，並在汴河與汴州城南北中心大道的交叉處修建了該橋，當時因正對汴州城之南門，故稱汴州橋。

汴州橋在五代時稱汴橋，宋代改稱天漢橋，因“正對大內禦街”，又名禦橋，俗稱州橋。州橋後經金、元、明修繕、改建使用，至明末崇禎十五年（1642年）被黃河洪水灌城後的泥沙淤埋。

汴河自唐代進入汴州城始，便與之後開封城的命運興衰與共，位居開封城正中心汴河上的州橋，是開封千百年來興衰沉浮歷史的見證者。

1984年8月，開封市政部門在修築下水管道時，考古工作者發現了古州橋遺址，遺址位於今開封市中山路與自由路交叉路口南約50米。隨後在工程範圍內開挖探溝，清理出了部分橋面，挖出橋孔中的淤泥，對橋址進行了初步考察。試掘出的州橋為南北向磚石結構的拱形橋，南北長17米、東西寬30米，橋面距當時地表深約4.3米，孔高6.58米，拱跨5.8米，橋基距地表深約12.5米,保存基本完好。2018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開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又對其進行正式考古發掘，至今已完成發掘面積4400平方米，除了發現汴河河道及其南北兩岸河堤、州橋本體外，另發現有不同時期的灰坑、墓葬、水井、房屋建築基址、灶、排水道、溝等遺跡110余處，出土遺物達6萬餘件。尤其在州橋東側汴河河道兩岸發現的大型浮雕石壁，是目前國內發現的北宋時期體量最大的石刻壁畫，代表了北宋時期石作制度的最高規格和雕刻技術的最高水準，具有極高的史學、文化和審美價值。2022年9月28日，國家文物局“考古中國”平臺發佈了開封州橋遺址重大考古新成果。

本次講座，擬結合相關歷史文獻資料，以今年所發佈的州橋遺址考古成果為中心，對州橋的歷史價值進行探討。

為北宋東京城佈局研究提供重要材料

開封是馳名中外的古都，特別是北宋時期作為東京，正處於中國古代都城結構由封閉式向開放式轉變的重要拐點、中國古代都城由東西向發展轉為南北向發展的重要節點。當時的開封城人逾百萬、富甲天下，處在自身歷史發展的巔峰時期，是當時世界上政治、經濟、文化等發展水準最高、規模最大的都城之一，對後世中國都城特別是元明清時期北京城的營建和佈局産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在中國古代都城發展史上起著承前啟後的作用。

然而，由於歷史上飽經戰爭破壞、水患吞噬等原因，歷代開封城址早已被黃河洪水淤沒在地下，其具體形製成為千古之謎。20世紀80年代開展的開封潘湖遺址考古，始揭開封城市考古的帷幕，經過考古工作者四十多年來的努力，目前已基本搞清了歷代開封城址的位置及其發展演變軌跡，但遺憾的是，之前的考古成果大多是通過考古勘探獲取的材料，僅僅對古代開封城墻的部分地段和部分城門進行過零星的發掘工作，對古代開封城尤其是北宋東京城的結構佈局還不甚明瞭，從而影響了一系列重大學術課題的深入研討。

而處於歷史上開封城核心位置的州橋，自唐代建成使用至明末廢棄，始終位於古代開封城的正中心，見證了開封歷史的興衰沉浮，可謂古城開封厚重歷史的高度濃縮和真實寫照，對其發掘及研究相當於打開了一部簡明的開封城市史。特別是在北宋時期，州橋位居東京城內南北向的禦街和東西向的運河交匯處，是最具代表意義的標誌性建築。本次州橋遺址的發掘是在北宋東京城遺址中心位置首次進行的大規模考古發掘，不僅對研究北宋東京城的城市佈局結構具有重大意義，也為探討北宋時期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禮儀等提供了重要的考古材料，是開封考古乃至中國古代都城考古的重大突破。

一幅考古現場版的《清明上河圖》

古代開封是一個和運河特別“有緣”的城市。西元前365年，魏惠王遷都大梁（今開封）後開鑿鴻溝，連接了黃、淮，使千里中原變成水陸通道，促進了大梁乃至魏國的繁榮，由此翻開了開封城市發展史上的第一頁光輝篇章。秦王政二十二年（西元前225年），秦派大將“王賁攻魏，引（黃）河（鴻）溝灌大梁，大梁城壞”，大梁城遂在滔滔黃水中化為廢墟一片。

此後，開封的再度興衰便和隋唐大運河結下了不解之緣。隋代開通的大運河其中段名通濟渠，是利用古代汴水改造而來，又因瀕臨汴州，亦稱汴渠、汴河。汴河西通河洛，南達江淮，是大運河中最主要的河段，“煬帝大業元年更令開導，名通濟渠，自洛陽西苑引谷、洛水達于河，自板渚引河入汴口，又從大梁之東引汴水入于泗，達于淮，自江都宮入于海。亦謂之禦河。……公家運漕，私家商旅，舳艫相繼”（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五）。汴河自隋朝開鑿，歷唐、五代、北宋、至金朝初年堙廢，先後通航五百餘年，自唐朝中葉起，曾是維繫中原王朝政治中心和江南經濟重心聯繫的大動脈。尤其是在北宋時期，“唯汴水橫亙中國，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並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元·脫脫等：《宋史》卷九三《汴河上》），將東南一帶的物資源源不斷地運抵東京，使開封處於“天下之樞”“萬國鹹通”的重要地位。其繁華景象也通過北宋張擇端的不朽名作《清明上河圖》得以具象化保存下來。正如時人所謂：“有食則京師可立，汴河廢則大眾不可聚，汴河之於京師，乃是建國之本，非可與區區溝洫水利同言也。……大眾之命，惟汴河是賴。”（明·李濂：《汴京遺跡志》引張方平《論汴河利害事》）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説，沒有汴河就沒有歷史上東京城的繁榮，沒有汴河就沒有流傳千古的《清明上河圖》。張擇端在《清明上河圖》中，為我們重筆描繪的有兩處主要景觀，其中一處是高大雄壯的東京城樓，另一處就是淩空高架的虹橋。虹橋和州橋同為北宋時期東京城區汴河上的橋梁，根據宋人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記載，“從東水門外七里曰虹橋”，可知當時虹橋尚遠在東京城外七里的郊區，而州橋則雄踞東京城正中，是全城的鬧市區和商業中心。如果説虹橋一帶是當時京都漕運的東大門戶的話，州橋附近則是汴河深入京城的重要港口，或者説是東京城內一處大型貨物轉机集散地。張擇端筆下的虹橋片段已是一幅人頭攢動、車水馬龍的熱鬧場面，由此來看，當年州橋一帶的繁榮景象更是不言而喻。

到金代，汴河開始逐漸斷流，明末崇禎十五年（西元1642年），開封城內的州橋連同汴河一起被黃河洪水灌城後的泥沙淤埋。本次州橋遺址的考古發掘，除了發現州橋本體及其南北兩岸河堤、宋代浮雕石壁之外，還對州橋東側汴河河道進行了深度發掘，清理出唐宋至明清時期的汴河河道遺存，並在河道兩岸發現有汴河上的“木岸狹河”工程，在河道底部發現有疑似的汴河沉船遺跡等，不僅印證了宋代筆記《東京夢華錄》等相關文獻的記載，也與歷史上的《清明上河圖》以及《水滸傳》等對東京城運河的描繪不謀而合，仿佛一幅考古現場版的清明上河圖，對運河遺址考古具有重大意義。

展示了開封“城摞城”地理歷史奇觀

古都開封，雖歷經兵災水患，卻是在原來的城址上屢淹屢建、屢毀屢建，如此導致的結果就是，開封歷代城址的位置都沒有發生很大的變化，形成了“城摞城”的歷史地理奇觀。

原中國古都學會會長朱士光教授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説：“‘城摞城’現象在文獻中早有記載，但一直沒有考古材料證明。……由於黃河多泥沙的獨特水文特性，黃河流域有許多大大小小的城邑遭受了與開封城同樣的命運，但開封是七朝古都，像它這樣疊壓的層次之多、規模之大，在中國5000年文明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在世界考古史和都城史上也是獨一無二的。”

而本次發掘出的州橋，廢棄于明末，是明代早期利用宋代州橋橋基建造而成，宋代州橋橋基之下又疊壓著唐代殘基，使用年代逾860餘年，始建至今已有1200餘年的歷史。州橋及其兩側河道自唐代至今的文化堆積層層疊壓，首次以清晰直觀的地層剖面，揭示出古代開封城發展、演變軌跡中的“橋摞橋”“路摞路”“河摞河”現象，一橋越千載，一河覽古今，可謂展示開封城摞城歷史地理奇觀的理想窗口。

此前，開封考古工作者在州橋遺址的開封中山路南北一線，曾分別勘探出了歷史上開封城的宣德門、午門、朱雀門、南熏門等重要遺址，初步揭示出了古代開封城傳統佈局中軸線的演變軌跡，這條軸線早在唐代汴州城時形成，後經五代、北宋發展漸趨完善，一直到金、元、明、清，其位置始終沒有移動。例如，本次考古發掘出的州橋遺址橋面南北跨度為26.4米、東西寬約30米，其規制恰好與改造之前的開封中山路路面寬度一致，也可視為開封城中軸線千年未變的證據之一，這在中國古代都城發展史及至世界城市史上都是極為罕見的。

展現古代文化藝術的發展高度

本次州橋遺址的考古發掘中，出土各類文物標本60000多件，質地包括陶、瓷、石、玉、木、骨、金、銀、銅、鐵、蚌、琉璃等，其中三尊鎏金銅造像，造型優美，做工精湛，極為珍貴。造像出自州橋橋體廢墟之上的明代金龍四大王廟殘基中，其中一尊為金龍四大王造像，有六條手臂，怒目圓睜，牙關緊咬，呈端坐狀，另外兩尊分別為文昌帝君和真武帝君造像，可謂重要的運河文化遺産。據《開封府志》記載，金龍四大王廟是明代開封城內著名的河神廟，明清時期開封地區黃河水患頻仍，以上三尊造像應和當時盛行的河神祭祀之風有關。

尤其是在州橋東側堤岸發現的北宋時期的大型浮雕石壁，其上鐫刻海馬、仙鶴、祥雲等，一匹海馬、兩隻仙鶴為一組，目前兩岸各發現三組，每組為一匹海馬和兩隻仙鶴環以祥雲組成，長度約為7.5米，整個石壁推測共有4組圖案，長度約為30米。這批發現的石壁，不僅與《東京夢華錄》“州橋正對於大內禦街……其柱皆青石為之，石梁石筍楯欄，近橋兩岸，皆石壁雕鐫海馬水獸飛雲之狀，橋下密排石柱，蓋車駕禦路也”的記載高度吻合，而且體量龐大，保存完好，堪稱鴻篇巨制，精美絕倫，充分體現了宋代文化藝術的發展高度。浮雕上的每一個紋飾，仿佛都在訴説當年北宋匠人的智慧與巧思。

從歷史沿革來看，周、秦、漢、隋、唐諸代王朝的都城選址長期都在關中地區的西安和伊洛地區的洛陽徘徊，但自唐“安史之亂”後，隨著古代中國經濟重心向江南轉移，逐漸形成“軍國費用，取資江淮”“今天下以江淮為國命”（清·董誥等編：《全唐文》）的局面，隨著大運河經濟地位的上升，西安、洛陽作為政治中心的優勢逐漸喪失，而地處運河要塞的開封，借助漕運樞紐地位，最終對前兩者取而代之，成為五代、北宋以及金的定都之地。這個古代都城的選址之變，對於開封成為古都的城市歷史來説具有重大歷史影響。尤其是北宋時期的東京城，作為當時世界上政治、經濟、文化等發展水準最高、規模最大的都城之一，對後世元明清時期都城城市佈局産生了深遠影響。由此觀之，從長安、洛陽到開封、北京，秦漢以來歷代王朝的都城史，開封可以説是一個轉捩點。

州橋作為當時的大運河深入古代開封城中心的重要橋梁，不僅成了歷代開封城的商業中心，而且還逐漸演繹成為具有政治意義的城市文化符號，州橋及汴河遺址考古發掘成果，正是這個轉捩點的物化載體。

講述開封曾經的歷史瞬間

州橋在古代開封城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在歷代開封發生的眾多歷史故事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

《水滸傳》中，州橋之上發生的楊志賣刀故事早已隨著小説而家喻戶曉。根據學者研究，作為《水滸傳》藍本之一的宋元話本《大宋宣和遺事》，其中記載的楊志賣刀故事本是發生在潁州，而後來成書的《水滸傳》則將這個故事移至東京汴梁“天漢州橋熱鬧處”，即州橋之上。這一改動，也從側面可見汴梁州橋在宋元以降民間的巨大影響力。

《東京夢華錄》“州橋夜市”篇中，列舉了當時州橋一帶的眾多美味：“自州橋南去，當街水飯、爊肉、幹脯。王樓前獾兒野狐肉、脯雞。梅家鹿家鵝、鴨、雞、兔、肚肺、鱔魚、包子、雞皮、腰腎、雞碎、每個不過十五文。曹家從食。至朱雀門，旋煎羊白腸、鲊脯……夏月，麻腐、雞皮麻飲、細粉素簽、沙糖冰雪冷元子、水晶角兒、生淹水木瓜、藥木瓜、雞頭穰、沙糖綠豆、甘草冰雪涼水、荔枝膏、廣芥瓜兒、鹹菜、杏片、梅子姜、萵苣、筍、芥辣瓜兒、細料馉饳兒、香糖果子、間道糖荔枝、越梅……皆用梅紅匣兒盛貯。冬月，盤兔、旋炙豬皮肉、野鴨肉、滴酥水晶鲙、煎夾子、豬臟之類。直至龍津橋須腦子肉止，謂之雜嚼，直至三更。”冬夏百味，繁華熱鬧，令人印象深刻。

而王安石“今夜重聞舊嗚咽，卻看山月話州橋”、梅堯臣“堤上殘風雪，（州）橋邊盛酒樓”、范成大“州橋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駕回”等名人有關州橋的詩篇早已成為千古傳唱的佳句。古代開封名勝“汴京八景”中，“州橋明月”“汴水秋聲”“隋堤煙柳”三景都與汴河州橋有關。

歷史積澱下的州橋，早已不單單是一座交通意義上的橋，而成為代表開封歷史的重要文化符號。

講好黃河故事、運河故事的生動題材

黃河文化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我們要深入挖掘黃河文化蘊含的時代價值，講好“黃河故事”，延續歷史文脈，堅定文化自信，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凝聚精神力量。

而在黃河流經的諸多省市中，開封與黃河的歷史關係正是通過獨特的“城摞城”等現象得到了真實演繹，是最為生動形象的黃河故事之一。黃河不僅締造了開封歷史上的幾度繁華，也給生活在這座城裏的古代先民們帶來了一次次的生死劫難。大運河開封段（汴河）的水源自黃河，源源不斷的黃河水為古代開封的發展注入了無限生機，而最終，汴河也消失在無情的黃河泥沙之下，考古發掘出州橋橋面上堆積的厚厚淤泥就是黃河與開封城關係的真實寫照，也為我們講述黃河故事提供了生動題材。而以州橋遺址為中心的汴河，不僅溝通著開封與黃河的關係，作為歷史上的隋唐大運河重要河段，也是當下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建設的重要節點。

如今，州橋遺址已被國家文物局《大運河文化遺産保護傳承專項規劃》列為“重要運河水工遺存保護”名錄，被河南省列入“大運河沿線重點文物保護展示工程”名錄和河南省“黃河文化九大重大考古項目”之一。接下來，要不斷鞏固擴大州橋及汴河遺址考古發掘的重要成果，深入研討發掘成果的重大價值，對照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大運河世界文化遺産的申報條件，高標準創建州橋遺址國家文物保護利用示範區。同時，還要深度挖掘州橋遺址蘊含的文物、文化旅遊資源，充分發揮其科研、教育等衍生功能，通過“文化+文創”“文化+藝術”等深層次融合，著重利用網際網路新媒體技術的多種表現形式，進行全方位、多角度的詮釋和演繹，努力將其打造成為全國文物保護利用的典範、國際考古旅遊的先行區，最終探索出一條新時代背景下文旅文創融合發展之路。

我相信，隨著對州橋及運河遺址重大考古發掘成果的進一步保護和開發利用，保護傳承黃河文化、推進大運河文化帶建設將大有可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