賡續中華文脈 “古籍今譯”百年以來的成就

【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

為什麼要古籍今譯

——兼論其百年以來的成就

作者：馬世年（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古籍需不需要今譯？或者説，為什麼要古籍今譯？這實質上關涉到古籍今譯的基本性質和根本目的，也是從事古籍整理的工作者經常要面對的一個問題。不僅在社會大眾層面有疑問，就是專業內部，相關的疑慮也一直存在。

嚴格地説，古籍今譯乃是從20世紀才真正發展起來的。有人追溯其歷史，將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中關於《堯典》等上古文獻的改寫，看作當時的古籍翻譯。這當然也有一定的道理，不過，在言文分離的時代，對前代典籍的字詞改寫與替換，與我們今天所説的“今譯”並不相同。真正的古籍今譯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郭沫若1924年便著有《古書今譯的問題》專文，他説：“整理中國的古書，如考證真偽，作有系統的研究，加新式標點，作群書索隱，都是必要的事。但是此外我覺得古文今譯一事也不可忽略。這在不遠的將來是必然盛行的一種方法……於此今譯一法實足以濟諸法之窮，而使有用古書永傳不朽。”“古代書籍的普及自不得不待今譯一途，這是自然的趨勢。”（《沫若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這是極有遠見的。此後，古籍今譯逐漸興起，産生了一些重要的成果，譬如楊伯峻的《論語譯注》與《孟子譯注》，就是20世紀以來古籍普及的經典之作。

古籍今譯的大規模展開則是到20世紀80年代以後。1981年，陳雲在關於古籍整理的講話中指出：“為了讓更多的人看得懂，僅作標點、註釋、校勘、訓詁還不夠，要有今譯，爭取做到能讀報紙的人多數都能看懂。”（《陳雲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1985年，周林在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的工作會議上説：“我們為什麼要搞今譯？我們的目的是什麼呢？無非是古為今用、傳之久遠。這是一樁嚴肅的學術問題，也是國家大事。”（《周林傳統文化論集》，中國書籍出版社1993年）。“古為今用、傳之久遠”也是整個古籍整理的根本目的。

隨後，一大批古籍今譯的成果先後面世，産生了重要影響。其中出版較早、影響較著者有貴州人民出版社的“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兩輯100種、吉林文史出版社的“中國古代名著今譯叢書”50余種、巴蜀書社的“古代文史名著選譯叢書”136冊（後由鳳凰出版社出版）、岳麓書社的“古典名著今譯讀本”40余種等。這些大型叢書有規劃、有體系，作者隊伍也較為齊整，頗受讀者歡迎，社會影響很大。近年來，一些專業古籍出版社也推出了學術含量很高的今譯叢書，如中華書局的“中國古典名著譯注叢書”40冊、“中華經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譯叢書”128種近200冊，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國古代名著全本譯注叢書”60余種，體例完備，選目精審，譯注專業，更加注重前沿性與普及性，併為學界與社會所重視。

與此相應，圍繞古籍今譯，學術界做了很多深入的討論。1986年，章培恒、安平秋等先生在“古代文史名著選譯叢書”編委會上指出，古籍今譯的意義是“發揚我國民族文化的優良傳統，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普及文化知識，建設具有民族特色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見楊忠《高校古籍整理十年》，江西高校出版社1991年）。季羨林説，古書今譯是“弘揚中華優秀文化”的重要手段（《漫談古書今譯》，《群言》1992年2期）。楊忠説，古籍今譯是“弘揚民族傳統文化、古為今用”的必要措施之一，可以使廣大民眾了解古籍和傳統文化，“得到中華文明精髓的熏陶”（《古籍今譯四議》，《中國典籍與文化》1992年1期）。敏澤説：“提倡古籍今譯無疑是一個普及傳統文化、提高民族文化素質以至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有效途徑，並且是澤及子孫後代的事。”（《關於古籍今譯問題》，《人民日報》1995年1月24日）。研究者並將其上升為專門之學，比如黃永年、許逸民都從“古籍整理學”的高度看待今譯工作，陳蒲清更是提出了“文言今譯學”的概念（《文言今譯學》，岳麓書社1999年），這些對推動今譯問題的深入探討都很有意義。也有一些學者對古籍今譯表示了不同意見，如劉夢溪就主張“古籍今譯不宜大力提倡”（《古籍今譯之我見》，《明報月刊》1992年2月22日）。季羨林説，古籍今譯必須要有限度，“不能一哄而上，動輒今譯”，否則就像是鳩摩羅什所説“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也”（《漫談古書今譯》，《群言》1992年2期）。張政烺也説“古籍今譯的局限和缺點是不應諱言的”，因而要“慎重從事”（《關於古籍今注今譯》，《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5年4期）。

正是這些基本的認識甚至是論爭，使得30多年來的今譯工作始終有著理論的指導與理性的思考。隨著時代的發展，我們今天重新討論古籍今譯，無疑更是迫切而必要的。

古籍今譯“為什麼”的問題，須從其性質來理解。我覺得有四個方面需要特別注意。

第一，今譯是賡續中華文脈的有效途徑。

從根本上説，古籍今譯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古籍不同於其他文物的主要方面，就在於它所承載的民族文化與民族精神。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依靠什麼才得以長久傳承、生生不息呢？毫無疑問就是大量的古籍文獻。今譯作為古籍資源的轉化利用，既是“存亡繼絕的工作”，也是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的“最好橋梁”（《高校古籍整理十年》）。今譯的讀者群體是非常明確的，那就是非專業的傳統文化學習者和愛好者，因而，今譯也最具時代特色和大眾特性。歸根結底，賡續中華文脈、弘揚民族精神的核心，還在於社會大眾對於古籍的熟悉與親近。而要讓廣大讀者了解古籍、走進古籍、熱愛古籍，從而傳承和弘揚優秀傳統文化，今譯無疑是最好的門徑。尤其是在深入推進“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今天，今譯更是承載著重要的歷史使命。

第二，今譯是古籍現代形態的特殊體現。

從先秦一直到晚清（截至1911年），我國古籍的數量不僅浩如煙海，其形態也多種多樣。無論是上古古籍、中古古籍和近古古籍，還是寫本古籍、刻本古籍；無論是經典古籍、普通古籍，還是傳世古籍、特色古籍，其面貌各不相同。而且，古籍的形態本身也有著多種樣相，除了它自身呈現出來的原始形貌，也就是其本然狀態之外，還有經過整理之後的現代形態。本然狀態當然非常重要，“古籍首先是一種文物”（李開升《古籍之為文物》，中華書局2022年）這是它的文物價值，也是古籍保護所要面對的。但是，對社會大眾而言，普通讀者所重視的更是其閱讀價值，所接觸到的還是經過整理之後的古籍，也就是它的現代形態。今譯就是古籍現代形態的一種特殊體現。説“特殊”，是因為它已經是經過古今語言轉換之後生成的文本形式，因而並不是古籍的原始形態；可是，從文字所表達的內容來説，它又是由原始文本衍生而成的，其內容依賴於原始文本而存在，因而是一種特殊的文本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説，今譯不是古籍的複製，不能，也不可能替代古籍本身。這也回答了今譯當中譯文與原文的關係問題：譯文不能獨立於古籍而存在，必須要和原文對應起來，否則它是沒有意義的。有些所謂的“全譯”“白話”系列，只有譯文而沒有原文，固然有出版需要及編譯者水準的問題，但歸根結底，還是不明白今譯這一特殊性質，從而將譯文當成了古籍本身。

第三，今譯是古代文化資訊的現代闡釋。

古籍不同於一般的文物，其核心的價值就在於所承載的文化資訊。中華民族的文化譜係，也正是依賴古籍的文化資訊而得以傳承，特別是那些經典古籍，更是中華民族的精神標識與文化血脈。隨著歷史進步與時代發展，古籍所承載的那些文化資訊已與現代社會有著很大的差異，諸如語言、文字、名物、典章、制度、規範、禮儀、習俗、觀念、思想等，都已是“時異世異、事異備變”，發生了本質的變化，因而不能很好地為現代讀者所了解和掌握，需要將其作現代的闡釋，這也是傳統文化現代化的問題。整個古籍整理都是傳統文化的現代化，而今譯尤其能體現出這一點來。正如邵寧寧、王晶波所説：“古籍今譯是作為中國現代文化建構工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作為傳統文化向現代文化有機轉換的一種文字仲介而出現於世，並獲得認可和發展的。”（《古籍今譯與現代文化建構》，《中國典籍與文化》1993年4期）。概言之，今譯就是“古典文本的現代闡釋”。進一步説，今譯是對古代文化資訊的綜合闡釋，其目的就是要實現古籍內容在現代語境中的重新“呈現”，它不同於傳統的經傳注疏，而力求古籍內容完整、準確地再現，同時更要求便於現代讀者的理解接受，這也就是程千帆所比喻的“金蟬子轉世”與“七仙女下凡”：“佛弟轉世，仍是高僧，仙女下凡，依然美婦，雖已今世，不昧前因。”（《關於古籍今譯的若干斷想》，《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第255期，1992年2月）。人們常用嚴復所説的“信、達、雅”作為古籍今譯的標準，其實，這更可看作是對今譯“現代闡釋”性質的説明：“信”是求真，強調譯文要忠實于古籍文本的古典形態；“達”是求通，強調譯文要全面準確反映古籍的文化資訊，而不只是文句的曉暢；“雅”是求美，強調譯文文辭的文雅優美，這更是説今譯文本的現代形態。一句話，今譯就是對古代文化資訊忠實、完整、準確、優美的再現，也就是古典文本的現代闡釋，這也是古籍生命力的當代傳承。

第四，今譯是古籍整理的重要部分。

現代的古籍整理，既是對傳統小學的全面綜合，涵蓋了目錄、版本、校勘、輯佚，以及文字、音韻、訓詁等諸多領域，同時，它又是現代學術的必然發展，體現著鮮明的時代需求。古籍整理也自成為一門學問——“古籍整理學”。其內容主要包括標點、校勘、註釋、今譯、輯佚、影印等多個方面，而今譯是其中尤為特別，也非常重要的一種，黃永年《古籍整理概論》、許逸民《古籍整理釋例》、劉琳、吳洪澤《古籍整理學》等，都將其列為專章研究。劉乾先指出，古籍今譯“是古籍整理工作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環”，也是“一項十分艱難的工作”。今譯是校勘、標點、註釋等“前三道工序的總成，是整個工作的結晶”，在古籍整理中“處於十分重要的地位”（《古籍今譯勢在必行大有可為》，《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89年5期）。楊忠説，今譯工作“實際上包含了古籍整理的全過程”，它“必須解決古籍中的一切難點，無法藏拙取巧、避難趨易。一字不通，便影響對全篇的理解”（《古籍今譯四議》）。傅璇琮先生也指出：“古書今譯，應該是古籍整理研究的組成部分，它涉及文字學、版本學、校勘學、訓詁學等等。”（《唐宋文史論叢及其他》，大象出版社2004年）。正因為如此，今譯本身有著很強的學術性，不只是普及，它本身也是提高，是一項難度很大、專業性很強的工作，“一部好的今譯不僅能使普通讀者理解了原著，還為學術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參考資料，其學術價值是顯而易見的。”（楊忠《古籍今譯四議》）尤其是對專業研究者而言，優秀的今譯能夠解決古籍文本中的很多疑難問題，從而促進古籍的整理與研究。那些認為今譯不過是雕蟲小技、可以輕而易舉完成，或將其等而下之、不屑一顧，甚至認為是可有可無的類似看法，不僅是一種偏見，究其實質，更是對今譯的隔膜與無知。

《光明日報》（ 2022年11月12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