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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楚辭學的地域文化特徵

發佈時間:2022-11-08 09:50:14 | 來源:光明日報 | 作者:謝模楷 | 責任編輯:蘇向東

桐城地處皖西南,長江北岸,西北環山,東南濱水,自古有“七省通衢”之稱。桐城既是經學昌明之地,又是天下文章淵藪。背山臨水的地理特徵,既封閉又開放的人文環境,加之累世不絕的著姓望族,都有利於桐城地域文化的形成。自南朝宋何偃著《刪王逸楚辭注》以來,桐城楚辭學歷經千年而不衰,到清代而發展更盛,並體現出鮮明的地域文化的特徵。

首先,桐城地域張、姚、馬、左、方五大家族,均繁衍數十代,村莊血緣維繫,宗堂輩分嚴密。這樣一種格局,容易形成桐城穩定的宗親文化。如桂林方氏家族,“自宋末籍桐,歷世十三,歷年三百有五十。”(《桐城桂林方氏家譜》)到清代方苞家族再次中興。方苞深念宗親,方氏家族由於“南山案”而遭受打擊,方苞深表痛心,其文章屢言“吾宗”“宗禍”。“既家居,建宗祠,定祭禮,設義田。”(《清史稿》)方苞重視家族的傳承和延續,訂立宗法,強調“宗子”的地位與權威,救濟宗族孤老貧困,輔助宗族後人上進,懲戒不肖子孫。它們代表了桐城地域的宗親文化,桐城楚辭學突出強調屈原“宗臣”身份,就體現了這種宗親文化的特徵。

屈原“宗臣”説並非起于桐城,但桐城卻是屈原“宗臣”説最集中的地方。如錢澄之《屈詁·離騷》詁曰:“開章訴陳氏族,見己為國宗臣,誼無可去。”《橘頌》詁曰:“自傷為楚宗臣,不能去國,與橘同命。”錢澄之闡釋宗臣不能去國,開啟桐城地域屈原“宗臣”説的先河,影響了桐城楚辭學的發展。如方苞《離騷正義》開篇即論:“首推所自出,見同姓親臣義當與國同命也。”中間反覆論述“不能望情于宗國”,至結尾處又論述:“則帝高陽以來之宗緒,將至此而卒斬矣。”方苞的“宗親”意識貫穿《離騷正義》的始終。吳世尚《楚辭疏》曰:“首原遠祖,以見宗臣無可去之義;次本天親,以見忠孝乃一致之理。”吳世尚在“宗臣”説的基礎上,又昇華出“忠孝一致”的觀點。梅衝《離騷經解》曰:“其所以不可他去不能退隱者,則以國之宗族恩深義重,世同休戚,己又曾柄用,見國之破君之亡,同草野未仕之臣蕭然高蹈哉?”馬其昶《屈賦微》曰:“宗國者,人之祖氣也,宗國傾危,或乃鄙夷其先故,而潛之他族,冀綿須臾之喘息。吾見千古之賊臣篡子,不旋踵而即于亡者,其祖氣既絕,斯無能獨存也。”從錢澄之到馬其昶,屈原“宗臣”説貫穿了桐城楚辭學的始終,可見桐城宗親文化對楚辭學産生的影響。

其次,桐城地域崇尚儒學價值文化,學而優則仕,重官而抑商。桐城無論鄉鎮農村,讀書進取功名之風盛行,官宦輩出,在內為重臣,在外為賢令,對清代政治産生重要影響。桐城大家族更多官宦世家,“張、姚二姓佔半部縉紳。”(《清史稿》)張氏家族,“父子宰相”“六代翰林”;姚氏家族,“一門之內,三秉節鉞。”(《桐城耆舊傳》)程朱理學和儒風的盛行,成為桐城地域文化的顯要特徵,也給桐城仕宦者提供了從政事君的思想源泉。如張英為官清廉勤勉,康熙讚許:“張英終始繼慎,有古大臣遺風。”(《桐城耆舊傳》)張英謹守的是儒家的“事君之道”,它集中反映了桐城地域的儒學價值文化。桐城楚辭學大談“人臣事君”之義,也是這種地域文化特徵的體現。

王逸《楚辭章句》首論屈原“人臣之義”,其《離騷》敘曰:“人臣之義,以忠正為高,以伏節為賢,故有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桐城楚辭學論“人臣之義”內涵豐富,如錢澄之《屈詁·離騷》詁曰:“巫鹹之言,猶是人臣守正之道,原之本志也。”“鹹以為臣之道,惟盡其所得為者,則原守其道不變可也。”“守正”即恪守正道,司馬遷曰:“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史記·禮書第一》)錢澄之引入“守正”觀念,闡釋屈原堅持的是“人臣守正”之道。方苞《離騷正義》論“為官之道”是其突出表現,方苞闡明為官之道在於“清潔”,同時又強調“守正”“守忠”“持義”等;方苞又論述“人臣之道”在於“以道事君”,輔助君王以成“善治”。前者重在修,後者重在治,為官以德,施政益民,皆為人臣事君之道。梅衝《離騷經解》闡釋事君之道,為孟子的“大人格君”之學。梅衝認為,屈原對君王的諍諫,就是“大人格君”。“正君心植人才,得古聖事君之大端矣。”梅衝還進一步論述了“大人格君”而“聖聽不開”的情況,臣子仍然要以“直道事君”;如果終不能“達道”于君,最後只能“以死事君而殉道也。”梅衝論述了屈子守道、達道及殉道的全過程,完整闡釋了臣子“以道事君”的內涵。桐城楚辭學深入闡釋屈原的“人臣之道”,既源於楚辭學發展的內部規律,也是桐城地域文化影響的結果。

第三,桐城派作為清代散文影響最大的流派,孕育于文化氛圍濃厚的桐城。桐城派古文是桐城地域文化的顯性表現,其創作綱領為義理、考據和詞章,桐城楚辭學的研究,也遵循了桐城派古文的創作綱領。

桐城楚辭學與桐城派大有關係,從産生的楚辭學文獻即可以看出這一點。桐城派中的重要人物,幾乎都有楚辭學著作,如錢澄之《莊屈合詁》、方苞《離騷正義》、方績《屈子正音》、馬其昶《屈賦微》等;或者是相關的楚辭學評點,如姚鼐《古文辭類纂》、梅曾亮《古文辭略》、方東樹《昭昧詹言》、吳汝綸《古文辭類纂評點》等。其中錢澄之為桐城派先驅,方苞、姚鼐為“桐城三祖”之二,梅曾亮是繼姚鼐之後的桐城派領袖,吳汝綸是桐城派晚期的古文大家,馬其昶則是桐城派殿軍。他們既代表了桐城派古文的最高水準,也代表了桐城楚辭學的重要成就。因此,桐城楚辭學不可避免受到桐城派古文的影響。

以吳汝綸《古文辭類纂評點》為例,吳汝綸評點楚辭,主要從義理、考據、辭章等方面入手。吳汝綸從“義理”方面評點楚辭,多與懷、襄二王結合,且哀懷王之不幸,怒襄王之不爭,如評《招魂》“幸而得脫,其外曠宇些”曰:“幸而得脫,殆懷王走趙,復為秦得之後所為歟?”評《東君》“舉長矢兮射天狼”曰:“此文則望頃襄之振國威也。”這種評點明顯體現出吳汝綸的情感傾向。吳汝綸從“考據”方面評點楚辭,借用典型史料或經典文獻的記載,以前後“比對”的方法,用邏輯推理來判定楚辭作品創作時間及作者歸宿,如評《惜往日》曰:“《懷沙》乃投汨羅時絕筆也。若此篇已自明言沉淵,則《懷沙》可不作矣。彼又雲‘舒憂娛哀,限之以大故’,下文‘不舉辭而赴淵’,則似更作于《懷沙》後者,史公何為棄此錄彼邪?”由於楚辭研究的特殊性,吳汝綸評點並不能真正解決問題,但其考據的方法與結論,亦堪為一家之言。吳汝綸以“詞章”評點楚辭,借用桐城派古文評點的方法,分析楚辭的行文脈絡和修辭藝術等,如評《抽思》“望孟夏之短夜兮”曰:“遭夜方長、秋風動容,屈子作此篇之時令也。孟夏短夜,則代設懷王夢歸之幻境也。”吳汝綸評點解決了《抽思》篇的創作時間問題,“秋風”為作者創作的時節,“孟夏”是作者虛設的幻境;前者為實寫,後者為虛寫。這正是楚辭中常用的藝術手法。以上吳汝綸從三個方面評點楚辭,遵循桐城派古文創作的理論,體現出桐城派古文評點的特色。桐城楚辭學的研究,基本上都具備吳汝綸評點楚辭的上述特徵。

總之,桐城楚辭學所呈現的地域文化特徵,主要在於儒學和文學兩端。在這個過程中,一些重要的學者和作家,起到了引領和促進作用。儒學方面,主要為錢澄之發其源,方苞導其流,其他楚辭學者接其緒,共同形成了桐城楚辭學的儒學特徵;文學方面,姚鼐古文創作的理論及實踐,《古文辭類纂》的編訂和評點,為桐城楚辭學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鑒。因此,桐城楚辭學以其鮮明的地域文化特徵,在中國楚辭學史上佔據一席之地。

(作者:謝模楷,係安慶師範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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