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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治通鑒》為何無可替代

發佈時間:2022-09-19 11:09:36 | 來源:光明日 | 作者:張國剛 | 責任編輯:蘇向東

  清代《晚笑堂畫傳》中的司馬光像。資料圖片

  國家典籍博物館館藏司馬光手書《資治通鑒》殘稿。資料圖片

張國剛 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2004年入選清華大學“985百人計劃”,2006年入選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是北京市高校優秀教學名師。主要研究中國古代史及中西文化關係史。曾任中國唐史學會會長、中外關係史學會副會長等職。獲《歷史研究》創刊30週年優秀論文獎(1984),入清華後獲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優秀著作一等獎、二等獎、普及讀物獎;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著作一等獎、二等獎,以及“中國好書”獎、文津圖書獎、中國優秀出版物獎等。在清華開設的《中西文化關係史》係清華大學、北京市、教育部精品課程,《〈資治通鑒〉導讀》係清華大學精品課程。

《資治通鑒》是我國最大的編年體通史,由北宋政治家、學者司馬光主編,記載了從戰國到北宋成立之前1362年的歷史,涉及22個王朝,共300萬字。知道《資治通鑒》的人很多,但能夠仔細讀它的人很少,因為它篇幅大、頭緒多、文字繁。可是,從政治家到學問家,乃至文化名人,大家都認為,需要讀《資治通鑒》這樣的好書。

一部好的歷史學著作,不僅要有史料價值,更應該有史鑒價值;不僅提供歷史記載,還要啟迪歷史智慧。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初版自序雲:“夫吾國舊史多屬於政治史類,而《資治通鑒》一書,尤為空前傑作。”梁啟超在《新史學》中甚至説迄今無有超越者:“司馬溫公《通鑒》,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結構之宏偉,其取材之豐贍,使後世有欲著通史者,勢不能不據以為藍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溫公亦偉人哉!”

為什麼要讀這麼大的書呢?這就是我們今天講座的緣起。

為什麼要讀史

首先,我們從曾入選中學課本的一段話講起。

東漢末年,18歲就即位的孫權,他在即位時最需要處理的問題,就是不同的人才隊伍的統合。這個隊伍中,有他父親孫堅留下的,比如程普;有他哥哥孫策留下的,比如周瑜;當然更有他自己需要提拔的人才,比如呂蒙、陸遜。呂蒙小時候就想跟他姐夫去打仗,可萬一齣問題怎麼辦?他姐夫趕緊跟岳母講。於是呂蒙遭到了母親的責怪,可他對母親説,生活太苦了,想打仗立功,將來能爭取點兒前程。孫權即位後,看上呂蒙,提拔他帶兵。可是這麼一個從小玩鬧的人,他真能帶兵嗎?孫權就告訴呂蒙,光有心殺敵不行,還要唸書。呂蒙回答説他很忙,哪有時間精力唸書。孫權就説:你比我還忙嗎?我自掌大政以來,雖然忙碌,但一直堅持讀書,我覺得很有益處,我又不是讓你讀成五經博士那種。你知往事、知道歷史,就非常有幫助。後來呂蒙按照孫權説的做了,果然有進步。當魯肅來九江見呂蒙時,談起一些事,魯肅感慨説“卿今日之才略,非比往昔”。他們當時談了什麼,能讓魯肅如此吃驚?《資治通鑒》沒記載,我後來調查了一下其他史料,原來他們談的是怎麼對付關羽。後來呂蒙白衣過江,陸遜打掩護,果然戰勝關羽。“知往事,增才略”,是這個故事告訴我們的道理。

我們再舉一位著名人物的讀書故事。唐太宗當王子時,搭班子給自己出謀劃策,班子裏有十八學士。他登基以後,繼續這個傳統,專門讓魏徵給他編了一本書《群書治要》。這本書是魏徵主持,由一批很有名的學者編的。內容先是經,從《周易》講起;然後是史,從《史記》講起;然後是諸子。看了書以後,唐太宗給魏徵寫了一封信,信裏説:我從小使槍弄棒,沒讀多少書,看你給我編的書,我之前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使我能在治國安邦、處理朝政時“致治稽古”,借鑒古人的成敗得失。

通過這兩個故事,我想説的是讀書是何等的重要。

那麼應該讀什麼書呢?曾國藩説“修身不外讀經,經濟不外讀史”。“修身不外讀經”,經書講道理,特別是儒家經典講道理,明白道理就知道是和非。“經濟不外讀史”,經邦濟世,要讀史,因為史書告訴人成敗得失,為人提供經驗,提供操作的技巧。

讀史為什麼要讀《資治通鑒》

那麼,史書應該讀什麼呢?晚清的羅遵殿曾給曾國藩寫信,向他請教,自己將來出去工作以後應該讀哪些書。曾國藩的書信集裏收錄了他給羅遵殿的回信,信裏説:“竊以先哲經世之書,莫善於司馬溫公《資治通鑒》。”為什麼《資治通鑒》最好呢?曾國藩的評價是“窮物之理,執聖之權”,《資治通鑒》不但能把事情的道理講透,而且還能講清楚操作的權變。

1.何為“守正出奇,通權達變”?

中國的諸子百家,各有思想主張,各有治國理念,但是“守正出奇、通權達變”是道家、儒家、法家、兵家、縱橫家都講的。

《孟子·盡心》曾提到幾個人。有的人一毛不拔很自私,比如楊朱。墨子則是“摩頂放踵利天下”,完全不考慮自己只考慮別人,磨光頭髮、走破腳跟都在所不惜。而子莫這個人,既考慮別人也考慮自己,這叫“執中”,既不是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也不是毫不利人專門利己。可是“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如果不能權變也只能是死教條。這是中國思想精神的一個核心,就是“守正出奇,通權達變”。這也和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特點有關,當規則秩序難以牢固地建立之際,“通權達變”以把事情盡可能好地完成作為要旨,就特別重要。

孟子又説:“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孟子認為男女不能互相遞東西,比如大哥在外面做官,嫂子和大哥的弟弟在家裏,這個時候最好不讓他們見面。然後孟子就問了,如果有一天嫂子溺水掉到河裏,弟弟該怎麼辦?——趕緊去找大哥嗎?最後可能大哥來了,但嫂子卻沒了,這就是“執中無權”。所以弟弟這個時候就應該趕緊跳到河裏把嫂子救上來,如果還要考慮其他,那就是教條主義,而教條主義是要害死人的。

2.何為常理和機宜?

所以,在常理和機宜問題上要分清楚,曾國藩講“窮物之理,執聖之權”,就是説《資治通鑒》這本書不但能夠“守正”,有正道,講大道,講常理,而且還告訴人“機宜”,即在非常情況下的處事機宜。

舉個《資治通鑒》的例子。當年劉邦跟項羽爭天下,劉邦是打不過項羽的,但是劉邦手段很柔軟,處事很能夠把握機宜,無論是在鴻門宴上還是用人方面,他都身段柔軟、能低得下頭。比如他的手下大將韓信從西邊打到東邊,“明修棧道,暗度陳倉”,接下來又打贏臨晉之戰、井陘口背水一戰,劉邦從西到東的大部分地盤都是韓信打下來的。而在這期間,劉邦只是在中原的廣武山、滎陽一線跟項羽對陣,並且還處於下風。可是,聽到韓信節節勝利,劉邦心裏是一半高興一半焦慮,高興的是韓信給他打下這麼大地盤,焦慮的是韓信太厲害了,他怕駕馭不住。而這時,韓信派人送來一封信給他,説山東這個地方需要人治理,總得有個王,現在既然我們已經拿下這裡,那就請讓我韓信來當這個“假齊王”,也就是代理齊王。韓信的這個要求,正是劉邦所憂慮的,如果韓信在山東成為一方勢力,那麼劉邦還能控制得住局面嗎?所以劉邦收到信後有點憤怒,他對韓信派來的使者大聲呵斥,説我在這裡跟項羽對陣,韓信怎麼還想著在那裏稱王?!這時張良和陳平急忙提醒劉邦不能這樣,碰了劉邦身子一下、踩了一下腳,劉邦馬上反應過來了,立即做出一副很豪爽的樣子説:“張良,任命韓信當齊王。”劉邦本是忌憚韓信的,但是他很快意識到目前局面下最合適的處事方式就是答應韓信。此事之後項羽派人策反韓信。韓信回答:“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韓信當年跟著項王的時候官不過郎官、位不過執戟,沒有前途。現在劉邦讓韓信當齊王,韓信為什麼要背叛他?

類似的東西,在《資治通鑒》裏有很多。《資治通鑒》就像曾國藩所言,我們從中既能看出是非道理,還可以從成敗得失中看出常理和機宜。

3.何為“違經合道”?

在《三國志》和《資治通鑒》裏,有一些類似的表達,《三國志》説“行權立斷,違經合道”,《資治通鑒》説“行權立斷,天人順之”。“違經”但是要“合道”,這就需要一些技巧了。

西元189年,東漢靈帝去世,少帝繼位,他的母親何太后有個哥哥何進,也就是他的舅舅。何進擔任大將軍後要盡誅宦官,其中既有東漢宦官專權問題,也有宦官想害何進的因素。可是何太后不同意。東漢時儒家思想已經佔統治地位,男女授受不親,何太后才30歲左右,她要搞垂簾聽政,不可能天天跟士大夫一塊兒上朝共事,只能通過宦官才方便。當然何太后心裏還有其他算計,比如何進萬一把她身邊的心腹宦官都除掉了,之後何進要獨攬大權的時候,何太后就沒有干預手段了。何太后不同意,大家就必須遵守懿旨,這是“經”,就是道理、原則。於是袁紹給何進出了個主意,招外兵董卓進京威嚇太后,太后一害怕,就會同意誅宦官了。袁紹這個主意,表面上遵從了規則,實際上是詭詐之術,而且這個詭詐是帶著某種風險的,幕僚陳琳就説:“外兵進京,強者為雄”,董卓真進京了,太后是害怕了,但是何進就能夠控制住董卓嗎?這一招表面是遵從,實際是欺騙,而且還帶來這麼多風險,所以做這種事不合適。陳琳的建議是,你何進現在是大將軍,名正言順控制朝政,要抓幾個宦官,猶如“鼓洪爐,燎毛髮”,輕而易舉,採取抓捕行動之後,再去跟太后解釋為什麼採取這個措施。這就是“違經合道”,這四個字讓我印象深刻。但是司馬光不敢用這四個字,他在《資治通鑒》裏説的是“行權立斷,天人順之”,而《三國志》説“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唐朝的趙蕤,是李白的朋友,他寫了一本書叫《反經》,又叫《長短經》,為論證其“權變理論”,鋪陳了大量唐朝以前的事跡,尤其是三國時期的事跡,書裏也是用了“違經合道”。我比較了一下,發現司馬光編《資治通鑒》時,在相當多地方參考了趙蕤的《長短經》。

“違經合道”還有一些著名的例子。魏徵、王珪等人是唐太宗李世民爭奪皇位時的對手李建成、李元吉的部下,但唐太宗都招降任用,而且還用為宰相、倚為心腹。對此,唐太宗自己講了一段歷史,這段歷史很有名。這段歷史在《論語》最後一篇《憲問》裏提到了:學生子路和子貢問孔子,齊桓公的輔佐者管仲不是仁者,為什麼齊桓公還用他?當年齊桓公跟他哥哥公子糾爭權,管仲站在公子糾一邊,中途攔截齊桓公進臨淄繼位,一箭射中齊桓公帶鉤,差點兒將齊桓公射死。後來齊桓公接了位,就要求魯國把逃難在那裏的公子糾處死,然後把管仲交過來,要報當年一箭之仇。這時候齊桓公手下的鮑叔牙建議説,管仲當時是各為其主,為公子糾射你齊桓公那是他的職責,但現在他是比我強的人才,如果你任用他,定能大展宏圖。年輕的齊桓公採納了這個建議,後來管仲果然輔佐齊桓公成就了一番霸業。子路、子貢覺得管仲不是仁者,是因為當時管仲的同事召忽就自殺隨公子糾去了。管仲沒跟著死,反而輔佐公子糾的對手。但是孔子回答説“如其仁,如其仁”,他認為管仲是個仁者,“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管仲輔佐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民眾到現在都稱讚他。唐太宗就借用這個故事來解釋,為什麼他要用曾經的政治對手的手下人才。這就是古人認知中的大忠和小忠、大仁和小仁、大義和小義的區別。像管仲、魏徵這樣的人才,應該為百姓、國家、民族做事,只要新的主公能幫助國家、社會、民生福祉作出正面成績的,就應該輔佐他,這叫大忠、大仁、大義。“違經合道”的“道”不是一己之私,而是超越自己的更高境界,這是關鍵。

這裡我們歸納一下,何為“經”,何為“道”?“經”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常規道理,大家都知道的道理;第二個層次是一般程式;第三個層次是道德理性,屬於理想狀態範疇。“道”也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根本利益;第二個層次是最佳結果;第三個層次是實踐理性,屬於現實需要範疇。我們生活當中其實常常會遇到這樣的事。比如某地失火了,所謂的“經”就是一般的程式,此時已經不能挽救損失,如果非要等上級批准才去救火,這就是迂腐。這個時候,從“道”的第二個層次來説就要追求最佳結果,先救火再説。“經”的第三個層次是一種道德理性,是理想。我們不能沒有理想,我們希望社會如何、治理如何,都是美好的理想。但是還有現實,這就要考慮“道”的第三個層次,實踐理性。所謂包容心、圓融心其實就體現在這裡,我們還是要腳踏實地,處理問題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總之,“經”和“道”的關係就是我們處理問題時,不但要受到是非曲直這個道理的熏陶,更重要的是處理複雜問題時的圓融和權變。

如果《資治通鑒》僅僅是這些內容,這本書也不會獲得歷代那麼多讚賞。其實《資治通鑒》仿佛一個大型案例庫,有豐富的人和事的成敗得失,給予我們許多啟示。

《資治通鑒》記錄的王朝興衰

《資治通鑒》涵蓋了1362年的歷史,展現了22個王朝的興衰。至今沒有一部通史著作能夠把戰國到北宋成立之前這1362年的歷史敘述得如此清晰、詳贍。

戰國時代,百家爭鳴,各國變法,這是中華文化的軸心時代。這個軸心時代最後演繹出秦漢大一統的國家,秦皇漢武代表了中華文明的奠基時代。接著魏晉南北朝,佛教入華,還有第一個北族建立的北魏政權。幾百年來各種複雜的變化孕育出了隋唐帝國,達到中國封建時代的高峰,唐代被稱為盛世。然後,五代十國再次醞釀出宋元明清以後的國家結構。這段歷史的大勢和其他軸心時代的文明不同。

從秦國到秦朝,歷時550年,然後是漢,正好是地中海周邊的希臘羅馬時代,西元前753年羅馬建城,《荷馬史詩》也是西元前8世紀的作品,到羅馬共和國時期已經相當於春秋時代晚期了,然後到羅馬帝國時期,西元前27年,正好是西漢末年要進入東漢的時期。接著“五胡亂華”,魏晉南北朝同期正是羅馬帝國崩潰蠻族入侵,西元476年羅馬帝國崩潰,後來西方經歷了一段黑暗時期,一直到西元8世紀—西元10世紀,歐洲局勢才開始有點明朗,西方這段黑暗時代恰恰是中國的隋唐盛世,走勢完全不一樣。

1.秦漢奠定中國文明基本格局

我們看看這段歷史在《資治通鑒》的作者司馬光筆下如何展現。

從秦國到秦朝550年,其中商鞅變法是一個關鍵時刻。商鞅變法以後100多年,奮六世余烈,嬴政統一了天下。而歷時550年的秦國,居然在嬴政統一天下15年後就滅亡了,這是為什麼呢?漢朝人最關心這件事。漢初學者賈誼的《過秦論》説“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所謂“仁義不施”其實就是秦滅亡六國統一天下過程中採用的是武力手段,強硬政策,難免造成社會矛盾激化。統一後,需要用仁義的辦法來緩和社會矛盾,撫平戰爭創傷,但是秦沒有做到。這方面,始皇帝是有責任的,他忙具體的治理去了,統一國家後十幾年內,他在咸陽待的時間並不長,燕國、齊國、楚國的東部等地,他到處去。這些具體工作做得好,但是他的制度建設沒有跟上。“攻守之勢異也”,攻,打天下,守,治天下,一個打天下的人要變成治天下,必須要有政策的變化,出臺一些撫平戰爭創傷的措施,而他沒有改變。

後來的劉邦卻做到了。劉邦打天下時已經48歲了,他是宋國人,宋國並到楚國,他成了楚國人,楚國亡了,他成了秦人,秦亡了他自己建天下,所以他觀察了很多勝敗得失。劉邦繼承了秦制但是沒有用秦政。項羽相反,廢掉了秦制搞分封,試圖改變秦政,也講仁義,但韓信説項羽的仁義是“婦人之仁”。最後劉邦成功了,用秦制不用秦政,休養生息、清靜無為,《史記》的《貨殖列傳》用了很多筆墨講這些。劉邦主要用郡縣制,也保留了一些分封。漢景帝時爆發了七國之亂,景帝平息此亂以後,漢武帝時實現了海內皆郡縣。這個過程持續了六七十年。

現在來看,秦皇漢武奠定了中國文明、中國古代國家結構的基本基礎,但是路徑不一樣,秦皇是打天下,漢武帝理論上是守成的,不過他針對前面的問題進行改革。漢武帝的改革首先是設內朝、外朝,內朝設立中尚書管決策,丞相管執行,所以漢武帝不像秦始皇那麼忙。秦始皇每天處理公文大概48公斤,大約30多萬字,出巡路上邊處理公文邊坐車,而且還遇到了張良那樣的刺客。所以秦始皇活得很辛苦,50歲就死了。而漢武帝活到70歲高齡,在古代大統一國家的帝王裏,他算高壽的,而且是統治年限長的,在位54年。漢武帝有一套治理制度,重要事情他來管,一般的事情就讓中尚書處理,交給外面執行。地方上設了13部刺史到各地巡視,以後這些地方就成為道、行省等,我們今天縣以上的機構就是由此奠定的。經濟方面,因為當時漢朝跟匈奴的戰爭、張騫通西域都需要錢,所以漢武帝改變了過去的經濟政策,把重大資源收歸國有,鹽鐵官營,暫時解決了國家的財政問題。意識形態上,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賈誼在《治安策》裏講了兩大問題,一個是地方諸侯問題,這個文帝、景帝已經解決了一部分,漢武帝接手後進一步解決。還有一個是禮義問題,刑法當然重要,獎勤罰懶原則下出了問題是要處罰的,但是如果大家都遵守禮義、不出問題不是更好嗎?賈誼很詳細地討論了這個問題。到了漢武帝時期,他通過獨尊儒術,用儒家的教化來使百姓遵守規則,改變了當年秦政的情況。當然獨尊儒術還包括大一統的觀念。

不過,漢武帝雖然獨尊儒術,但實際在國家治理當中用的卻不完全是儒術。漢武帝的曾孫漢宣帝問他兒子、未來的漢元帝:你怎麼能純用儒生呢?並告訴兒子説“漢家自有制度,霸王道雜之”,霸道是法家,王道是儒家,二者混雜使用。霸王之道,其實就是諸子百家融于儒,儒表法裏,德主刑輔,禮法合治。這裡突出的是要隨機應變,不能抱殘守缺,不能搞教條主義,正要守但是還要出奇,也就是前面講的有時要“違經合道”。但元帝不太明白,漢宣帝就感慨“亂我天下必太子也”,果然在元帝去世後,西漢就出問題了。

2.秦漢到隋唐的歷史推動力

從漢武帝獨尊儒術到隋統一有六七百年時間,這期間的歷次走向,《資治通鑒》展示得淋漓盡致,記述了三大推力把秦漢王朝變成隋唐王朝。

第一大推力,是霸王道雜之這個操作手法和獨尊儒術這個教化手段。古代外儒內法的意識形態結構是有張力的。封建王朝統治集團知道要用“霸王道雜之”來治國,可告訴老百姓的是要獨尊儒術、要講仁義禮智信,這個弄得不好就會走樣,出紕漏。迂腐的人、紙上談兵的人是不知道“霸王道雜之”的,於是就會出問題。什麼問題?就是西漢王莽以降乃至東漢偽儒、腐儒盛行,導致魏晉清談盛行。

第二大推力,是佛教入華和魏晉玄學興盛,為改造儒家思想提供了思想資源。魏晉玄學“非湯武而薄周孔,棄名教而任自然”,批判儒學但是沒有消解儒學。此時西方的基督教、猶太教傳到羅馬帝國,在羅馬帝國生長,到西元四世紀初成了國教。而歷史上的佛教入華走了另外一條路,通過道安、慧遠再到慧能等,走的是中國化道路。佛教補益“王化”,為宋明理學的誕生提供了幫助。

第三大推力是胡漢融合。南北對峙時期,北魏建國,中華文明往江南遷移,東晉南朝次第出現。可是北方的主體還是華人,所以最後的結果是融合了五胡,迎來了隋唐。隋唐的王室,包括北周的王室,其實都是從六鎮起兵而來的。但這個過程跟當時的羅馬覆亡不一樣。蠻族入侵以後,羅馬人和羅馬文化就沒有了,羅馬文明是後來通過文藝復興重建的。而中國不一樣,南北朝之後是隋唐盛世,進入中原的其他民族先後融到中華民族裏面來了,中華文明因此而一直延續。

《資治通鑒》的學術性與資治性

司馬光作為一個政治家、學者、史學家,他起初是想寫一部翔實的歷史,同時具備學術性。《資治通鑒》的編修是獲得北宋朝廷支援的,宋英宗、宋神宗都曾撥款。宋神宗還親自作序:“斷之以邪正,要之於治忽,辭令淵厚之體,箴諫深切之義,良謂備焉。凡十六代,勒成二百九十六卷,列于戶牖之間而盡古今之統,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是亦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矣。”(《資治通鑒序》)這個序言勉勵有加,而且闡明瞭讀史、編史的意義。得到兩個皇帝的支援,又有主編司馬光高度自主的個人意志,加之團隊的合作精神,前後耗時19年之久,因此該書的高水準、高品質得以保證。

《資治通鑒》浸透了作者為官為學的閱歷與經驗。主編個人有學識與獨斷能力,編纂團隊專業高效,這兩方面的長處結合在一起,這樣的史學著作,是一般官修正史體制所不能比擬的,也是後世以個人之力無法完成的。

司馬光同時又希望這本書具有資治性,讓後人不僅僅是發思古之幽情,還能得到一些借鑒。誠如宋元之際著名學者胡三省所言,修身、治國、為官、處世,道理都在其中。有智慧,有操守,有權變,有理想。即使編纂者不無局限,但是,書中所提供的翔實而經過專業考訂的歷史記載,則努力做到了準確可靠,從而達到了史才(敘事之才)、史學(博采眾書)、史識(非凡見解)、史德(道術合一)相統一的境界;史事與智慧相統一的境界,也是經與史合一的境界。胡三省就《資治通鑒》對“經”“史”關係有一段評論:“世之論者率曰:‘經以載道,史以記事,史與經不可同日語也。’夫道無不在,散於事為之間,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世亡弊,史可少歟!……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制,而不知跡古人之所以得,鑒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胡三省的這段話,不僅僅是辯白經史之輕重,而且在闡明“道”(道理、原則)與“術”(操作技巧)之間的關係。曾國藩説,《資治通鑒》不僅能夠“窮物之理”,而且還能“執聖之權”。在史以載道的同時,不乏權變與謀略,也是《資治通鑒》值得細品的原因所在。

總之,《資治通鑒》是一部經典,蘊含著先人們豐富的治國理政得失和社會人生經驗。

明末清初大學者王夫之在《讀通鑒論》卷末説,《資治通鑒》這本書觀歷代興衰,識人事臧否,“可以自淑,可以誨人,可以知道而樂”。提升自己(自淑),與人分享(誨人),因為與聖賢對話、與經典對話,體悟了其中的智慧與思想而感到十分愉悅(知道而樂),這三重境界,可以成為我們品讀《資治通鑒》的目的。

       演講人:張國剛 演講地點:清華大學人文清華講壇 演講時間:二〇二二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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