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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驥才:在繪畫與寫作間甜蜜往返

發佈時間:2022-04-27 08:57:04 | 來源:光明日報 | 作者:蔣肖斌 | 責任編輯:姜一平

【走近文藝家】

作者:蔣肖斌(中國青年報記者)

80歲的他,是畫家,也是作家。有文學創作衝動的時候,他就到書房去寫;有了用繪畫表達的慾望,他就走進畫室。對他而言,這是一個甜蜜而幸福的往返——繪畫更私人化,是一種個人的心靈感受,一種排遣,一種抒發;文學更多承擔了對生活的思考、對社會的責任。

前些日子,馮驥才剛過完80歲生日。他覺得,人的一生就像一條大河,有時候在中流擊水,有時候還“興風作浪”,但過了80歲,人就開始往下沉,靜水深流,沉靜下來。這種沉靜對他的文學創作有個好處,讓他能漸漸想起過往的生活,“遠去的東西回返過來,就多了點人生況味”。

80歲生日前夕,馮驥才的中短篇小説集《多瑙河峽谷》和隨筆集《畫室一洞天》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這算是他送給自己的生日禮物。

兩本新書,一本講書房,一本講畫室。寫書和畫畫,恰好是馮驥才的兩樣“老本行”。馮驥才家中的書房和畫室,是在一個廊子的兩頭。有文學創作衝動的時候,他就到書房去寫;有了用繪畫表達的慾望,他就走進畫室,“這是一個甜蜜的往返,很幸福”。

很多人不知道,馮驥才的文藝之路是從作畫開始的。每逢人生的重要日子,馮驥才都有作畫的習慣。50歲的時候,他畫了一大片樹,已經入秋,但葉子在陽光下閃著光,“當時我覺得自己的人生進入了一個黃金時代”;60歲的時候,他畫了一幅《豪情依舊》,一隻船在大江中揚帆,“當時我開始做民間文化遺産搶救,需要這麼一股力量”;今年80歲,畫什麼,他還在想。

結婚紀念日的時候,馮驥才也會畫畫,和妻子一起畫一對小鳥。這個“傳統”最早可追溯到20世紀六七十年代,最艱苦的時候,他們一起畫了一對在風雪中的小鳥。後來,風景不斷變化,但兩隻鳥一直都在。

馮驥才的母親是山東濟寧人,那個地方的特點是“又文又武”。文,是孔子和孟子的故鄉;武,有水泊梁山,是當年武松魯智深們活躍的地方。他的父親是寧波人,唐代以來,整個家族世代都是文人。山東人的陽剛,浙江人的細膩,兩種文化對他都有影響。

50歲的時候,馮驥才到寧波辦過一個畫展,他第一次賣畫就是在寧波。“當時沒有錢修繕賀知章的祠堂,我在畫展裏選了5幅自己最喜歡的畫賣了捐了款。”如今,祠堂已經成為當地一個重要的文化旅遊景點。這樣的事情,馮驥才做了很多,“我沒有任何想法,沒有任何功利,只是出於熱愛”。

後來,馮驥才又多次賣畫籌款。“賣畫救不了民間文化。那麼大一個中國,那麼多文化遺産,憑我賣畫的那些錢能起什麼作用?可能也有點作用,就是喚起人們對這個問題的思考。”當時賣完畫,馮驥才有一種“家徒四壁”的感覺,後來他説,“我把我的心交給大地了”。

對馮驥才而言,繪畫更私人化,是一種個人的心靈感受,一種排遣,一種抒發;而文學更多承擔了對生活的思考、對社會的責任。

20世紀70年代,馮驥才開始寫作,1977年出版了第一部長篇小説《義和拳》。當時,他住在一個只有十幾平方米的小房子裏。房中有一張桌子,全家人都在那桌上吃飯,吃完收走,他才能在上面寫作畫畫。馮驥才用一些木條做了一個書架,把書都立在架子上。他有一張照片,穿了一件很舊的衣服,胳膊肘還打了一個補丁,身後全是書,就是站在那個書架前拍的。直到20世紀80年代,生活慢慢改善,他才有了書房。

有人認定作家的書房一定是滿屋子的書,整整齊齊像圖書館一樣。實際上,馮驥才的書房是雜亂的,書和藝術品完全混在一起。別人幫他收拾房子,他要求一張紙都不能動,“我知道我需要的那張紙能在哪一堆裏找到”。

“作家的書房是作家最不設防的地方,因為你的一切想像、思想在書房裏都是赤裸裸的,都要真誠地表達出來,讀者不需要看一個虛假的字。”馮驥才説。

從寫作的意義上,馮驥才曾和文學闊別20年,“但是我不會離開文學”。在做民間文化遺産搶救的時候,他經常會有文學創作的衝動。文學想像最多的時候,就是在大地上奔跑的時候,“特別是晚上坐在汽車裏,聽著音樂,好幾個小時,文學想像就忽然出來了”。

有人問他,有什麼寫作計劃?馮驥才回答,沒什麼計劃,“寫作是一種快樂的創造,過去幾十年生活的積累太多了,我止不住地一篇一篇地寫”。

《多瑙河峽谷》中的五篇小説,在真切的現實中引入了夢幻、奇幻、奇遇等元素,亦真亦幻,是他之前沒有過的風格。馮驥才説,對文學的熱情是天性,搞文學的人,當對生活有熱情的時候,必須要用文字來表達。

馮驥才堅持要把文學寫成藝術品,所謂藝術品,就是要有審美價值。他還堅持小説家的語言——不管寫的時候多麼激情澎湃,小説的語言最終應該是精當的。“這也是中國文學的傳統,在中國文學史上,最先成熟的是詩,然後是散文,而詩歌給文學最大的影響就是語言。寫《俗世奇人》的時候,我寫得很快,但改的遍數很多,語言不行,我不敢放手。”

馮驥才説:“現在我和以前有一點不同,以前更希望和讀者一塊兒認識生活,現在我覺得文學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使命,就是留下審美的形象和對時代的思考。一個好的藝術家要影響一個時代的精神,特別是審美的精神。”

《光明日報》( 2022年04月27日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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