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州：楚都四百年

三國時期，劉備借荊州、周瑜奪荊州、關羽大意失荊州等故事，可以説家喻戶曉；李白的詩句“千里江陵一日還”中的“江陵”，指的也是今天的荊州。而歷史上的荊州進入輝煌時期，不是在三國，也不是在盛唐，而是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戰國。

楚國在荊州建都400多年

荊州的名稱古已有之，夏初，大禹設立九州，長江中游是荊州。同時，在先秦許多史籍中，如《左傳》《國語》《戰國策》等，荊、楚往往通用，楚國又叫荊國；今天，楚文化也可以稱為荊楚文化。

許慎《説文解字》裏對荊和楚有解釋：“楚，叢木，一名荊也。”也就是説，荊、楚本為植物名，同物異名，指一種柔韌性較好的叢生的木本植物。大禹分九州的時候，可能就是因為荊州這一帶多“荊”，於是把這裡稱荊州。

荊州的範圍很大，“荊”最多的地方，名叫荊山。不要小看這座荊山，它是荊楚文化的發源地，被荊楚先民看作楚國的聖山。

《史記·楚世家》記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這段話裏提到楚國先王“熊繹”開闢荊山的事，反映的是楚國先民的艱苦創業。

楚國最早的先祖鬻熊，是黃帝的後裔，很有智謀，曾與周文王有密切來往，頗受器重。周朝建立，分封諸侯，鬻熊的曾孫熊繹被封為子爵，稱為楚子，這就是早期的楚子國，也叫楚國、荊國。

春秋戰國時期，有“春秋五霸”——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宋襄公和楚莊王，有“戰國七雄”——秦、齊、楚、趙、燕、韓、魏。五霸和七雄裏都有楚，而且楚國是長江流域唯一的一個大諸侯國。據文獻記載，楚國從被封國到被秦所滅，先後存在800多年，並形成了足以和黃河流域的中原文化相媲美的代表長江流域的楚文化。

在這漫長的歲月中，楚國的都城多達六七處，而建都時間最長、歷史影響最大的正是今天荊州所在地——郢都（今荊州市荊州區的紀南城）。楚國在這裡建都長達400多年，五霸和七雄時候的都城，都在這裡。

古代帝王非常重視都城選址，為什麼楚國國君偏愛荊州，這跟荊州豐饒的資源環境有關：荊山一帶山林茂密，有大量的山珍鳥獸，帶來豐富資源；這裡還曾發生過和氏璧的故事，説明荊山産美玉；長江和雲夢澤，則提供了豐富的水産資源；豐沛的水源也為發展早期農業奠定基礎，使這裡成為長江流域的魚米之鄉……

到了楚文王元年（亦説在楚武王在位時），西元前689年，楚國決定把都城從丹陽遷到緊鄰荊山的郢。此後，楚國在郢立都長達400多年（西元前689-西元前278年），使荊州城市發展進入第一個高峰期。

“名列前茅”的紀南城，面積與北京故宮相當

作為郢都的荊州，是當時南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和外交的中心，既發生過不少盪氣迴腸的爭霸故事，也曾演繹過無數耐人尋味的歷史典故。比如，一鳴驚人、問鼎中原，都是楚莊王在位時發生的故事，而名列前茅最初的來歷，竟跟楚國特産——再普通不過的“茅草”有關。

名列前茅的“茅”，俗稱茅草、白茅，就是古書上説的苞茅、茅蕝、菁茅，在長江流域、黃河流域都有生長，特別盛産于荊山山麓。楚國立國後，給周天子上貢的貢品就有這種茅草，被用來做酒祭祀：將酒曲和煮熟的粟米攪在一起，發酵成酒後，用茅草過濾掉酒糟。所以，茅草被尊為靈茅，很神聖。

楚國的茅草還在軍事上有重要用途。據《左傳·宣公十二年》記載，孫叔敖在楚國實行軍事改革，其中一項“前茅慮無”。意思是，行軍時專門派出偵察人員，走在隊伍的最前面，如果遇到敵情，他們就舉起茅草，向中軍和後軍發出警報。這支先頭部隊就是“前茅”，職責就是“慮無”，偵查前方有無敵情。後來，本來用於楚軍傳遞軍情的茅草，逐漸演變為“名列前茅”，指名次排在前面。

但無論茅草多麼珍貴，也説明瞭一個問題，楚國和郢都的經濟在當時並不十分發達，楚國生産力遠不及中原諸國，只能進貢低級的土特産。而隨著楚國的強大，這種情形也隨之改變。

春秋的楚莊王一鳴驚人，甚至問鼎中原，到了戰國，楚國日益強大。有數據表明，在楚國800多年曆史上，共兼併60多個諸侯國，擴張土地達五千里，包括長江中下游的幾乎所有地區，佔據長江以南的半壁江山，成為戰國時期地盤最大的諸侯國。

郢都也獲得空前的發展，桓譚《新論·遣非》記載：“楚之郢都，車轂擊，民肩摩，市路相排突，號為朝衣新而暮衣蔽。”郢都的街道上車轂碰車轂，人擠人；市場裏交通經常阻塞，早上穿著新衣出門，晚上衣服就擠破了。當然這個描述有些誇張，但很多史料顯示，當時，楚國的郢都、魏國的大梁、秦國的咸陽等，都是繁華的大都市。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考古學家對郢都紀南城進行考古發掘。根據實測，紀南城的宮殿面積達到72萬平方米，這和北京故宮的佔地面積相當。據推測，盛時郢都人口可能在30萬左右。那時候，長江上游的成都，下游的揚州、蘇州，城市雖有所發展，但與荊州相比，都相對遜色。

我們崇拜鳳鳥，我們寫浪漫主義的詩

就像長江水有漲有落，城市的發展也有高潮低潮。隨著楚國的強大，楚國先君留下來的篳路藍縷、艱苦創業的精神逐漸懈怠；楚國君主盲目自大，政治逐漸腐敗。像屈原這樣的忠貞之士受到排擠，像百里奚、伍子胥這樣的政治、軍事人才得不到重用，大量外流。

西元前278年，秦國大將白起攻破郢都，楚襄王外逃，暫時躲過一劫；50多年後，西元前223年，秦國再派大將王翦率領60萬大軍，攻破楚都壽春，最終滅了楚國。

楚國在長江流域存在了800多年，楚國文化並不會隨著楚國的滅亡而消失。特別是在以郢都為中心的歷史時期，智慧的楚國人一方面吸收先進的中原文化，另一方面也借助長江中下游獨特的資源優勢，創造出不同於中原文化的荊楚文化。

一種是鳳文化。上世紀80年代，荊州江陵望山一號楚墓出土了一件珍貴的文物——虎座鳳架鼓，現藏湖北省博物館。彩繪的鳳鳥昂首挺立，似乎在引頸長鳴；雙鳳的長足踏在虎背之上，作為百獸之王的猛虎馴服地蜷臥；鼓面懸挂在兩隻鳳凰鳥的頸部，造型別致，設計精美，體現了高超的藝術表現力。

北方黃河流域崇拜龍，中華民族被稱為“龍的傳人”。而鳳文化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也很大，常説“龍鳳呈祥”“龍飛鳳舞”。這件文物就鮮明地表達了荊楚文化鳳崇拜的傳統，説明在春秋戰國時期，在楚國的郢都，就已經形成了較為強烈和穩固的鳳鳥崇拜。

另一種是以《楚辭》為代表的浪漫主義文化。屈原是楚國秭歸人，長期在郢都做官，並把這裡當作自己的第二故鄉。到了晚年，屈原在政治上受到排擠，被貶出郢都，在聽到郢都被秦軍攻佔後，投汨羅江而死。

被貶期間，他懷著對楚國命運的深刻憂患意識，創作了《離騷》《天問》等文學作品，經後人繼承和加工，形成《楚辭》。這和産生於黃河流域、具有顯著現實主義特徵的《詩經》，形成鮮明對比。《楚辭》與《詩經》，一南一北、一現實一浪漫，如同中國文學史上的雙璧，極大豐富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

篳路藍縷、披荊斬棘的創業故事，一鳴驚人、名列前茅的拼搏精神，鳳鳥崇拜的吉祥文化，《楚辭》展現的浪漫情懷，都從荊州古城生發出來、傳播開去，最終不但沉澱為荊楚文化的精華，而且成為長江文化、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至今仍影響著中國人的行為，熠熠生輝。

（作者係河南大學教授，《百家講壇》“六大古都”“黃河上的古都”“絲路上的古城”主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