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眾”走向“大眾”：“禮樂文化”的現代價值

編者按：9月28日是孔子誕辰紀念日。中國網文化發展中心特邀專家學者，圍繞“新時代中國大發展的背景下，紀念孔子、弘揚儒家思想對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現實意義”展開有益探討。

【紀念孔子誕辰特別策劃：解讀當代中國弘揚儒家文化的現實意義之一】

宋立林

泰山學者青年專家，教授，曲阜師範大學中華禮樂文明研究所所長 

禮樂文化是中華文明的主脈，更是學界的共識。如柳詒徵先生説：“禮者，吾國數千年全史之核心也。”禮樂文化是傳統中華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梁漱溟先生曾給文化下過這樣一個定義：文化就是生活的樣法。不同的文明體有不同的文化。如果説希伯來人和印度人的生活樣法是宗教型的，古希臘人的生活樣法是哲思型的，古羅馬人的生活是法律型的，那麼中國人的生活樣法是道德實踐型的，其表現就是強調“德治禮序”。可以毫不誇張地説，“禮”是對中華文化各層面、各領域最具概括力的漢字之一。據西方漢學家分析，“禮”在英語世界沒有完全對應的詞彙，中國“禮”的內涵大約需要二十多個英文單詞才能全部囊括無遺。國學大師錢穆先生説：“在西方語言中沒有‘禮’的同義詞。它是整個中國人世界裏一切風俗行為的準則，標誌著中國的特殊性。”他指出：“要了解中國文化，必須站到更高來看到中國之心。中國人的核心思想就是禮。”我在2017年出版的《禮德詮解》中，曾經概括禮樂文化的功能：文明與野蠻的分際，個體行為的準則，社會倫理的標準，治國安邦的柱石，同時又具有維繫中國人精神世界、信仰世界的功能。正如《禮記·樂記》中説：“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習近平總書記將之概括為“禮序乾坤，樂和天地”，禮樂的意義和價值由此可見。

2021年3月22日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園考察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如果沒有中華五千年文明，哪有什麼中國特色？如果不是中國特色，哪有我們今天這麼成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我們要特別重視挖掘中華五千年文明中的精華，弘揚優秀傳統文化。”那麼，中華文明的特色和精華何在？眾所週知，儒學是中華文明的主幹和主流，在過去幾千年發揮了主導作用。如何理解儒家文明，同樣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近代以來，“禮”漸漸被中國知識界所批判、否定，乃至妖魔化，現代中國人對於“禮”的認識漸漸變得模糊、負面。

如果從整體上理解中華文明、儒家學説，禮比仁還更重要。李學勤先生指出，儒學的核心是經學。而禮學又是中國經學的大宗，丁鼎老師寫過一篇《六經皆禮》的文章，對此做過很好的詮釋。不僅在經學上，禮是大宗，而且它不僅是一種思想觀念、倫理道德，更體現在典章制度、社會規範之中，尤其是關涉終極信仰，可以説是將中華文化的各個層面、各個維度囊括無遺。也正因為禮樂在中國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故而歷代大儒對其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疏解、闡釋、研究與轉化，産生了浩若煙海的禮學文獻，形成了具有東方特色的學術體系——禮學。當然，同樣因為這一點，禮樂文化在近代的“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才首當其衝地被批判。新文化諸位衝鋒陷陣的大將，無不將矛頭對準禮樂與禮教。如今，中國人擺脫了近代衰敗的厄運，正以昂揚自信的姿態站立在世界舞臺。隨著文化自信的增強，國人對民族文化的自覺與自知也被提升日程。從教育系統來看，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納入現行教育的課程體系，已經成為大勢所趨。禮樂文化也由此重新以正面的形象走向社會。學術界對於傳統文化與學術的復蘇復興潮流這一動向很早就敏銳地捕捉到了。近年來，一大批禮樂研究機構的誕生、禮樂重大課題與重要著作的撰著出版、傳統禮樂文獻的整理問世，各種有關禮樂的會議的召開，以及遍及全國的各種禮樂活動的舉辦，無不昭示著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那就是作為中國文化主脈和基本特徵的禮樂文化不僅沒有被百年的批判而消亡，反而顯現出深深紮根文化土壤的生機活力。

2021年5月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給山東大學《文史哲》雜誌全體編輯回信時強調：“要增強做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讓世界更好了解中國、認識中國，需要深入理解中華文明。從歷史和現實、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角度深入闡釋如何更好堅持中國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更好地理解中華文明，顯然離不開對禮樂文明的研究。同時，也應該關心留意禮樂文化的普及與傳播工作。説到底，禮樂不僅是一種“學”，更是一種“道”，不僅有“體”，而且要有“用”，道學並重，體用兼備。相較于儒家的仁義等“觀念”，禮樂顯然更具有實操性、實踐性。

在現代社會，傳統的禮樂文化是不是僅僅作為一種“遺産”存在，只能存在於學者的書齋、論文或者博物館之中呢？我想，答案是否定的。作為中華文明的主脈及特徵，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未來的中國，也無法拋棄禮樂文化。禮樂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根脈所在，我們所要做的，根據“禮時為大”的精神、“因革損益”的原則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方針，做好時代轉化工作，以現代文明為基礎，以現代價值為取向，讓現代價值轉換傳統禮樂，讓傳統禮樂滋養現代文明。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大家往往以為儒家文化中，仁義觀念具有現代轉換的可能，是積極的，要賡續發揚；而禮則是反動的，消極的，必須予以否定。其實，這樣的看法未免偏執。禮樂精神與現代精神，當然有捍格不通之處，需要加以揚棄。但是，禮樂作為中國文明的基因和特色，其中所彰顯的“中國性”，仍需加以呵護。尤其是，禮樂精神在某種程度上所體現的中華文明的理念、智慧、氣度與神韻，足以糾正現代精神之偏，補救現代文明之弊。

我們通過“兩創”的工夫，綜合古今中西，創造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文明，未必不是一種可期的文明之路。在這一點上，我們確實需要一點骨氣和底氣，需要一點文化自信。當然，文化自信不能演變成文化自負，那樣只能導致封閉。基於這一認識，我們首先要做的就是，向社會宣傳普及禮樂文化常識和基本精神，讓國人改變自從近代以來一直流毒不斷的負面的禮樂文化觀，去積極發現禮樂文化與當代中國人生活生命的內在關聯，在接受現代價值洗禮的同時，也能沐浴傳統禮樂的輝光，讓古今的文明精華塑造氣質、養成人格，切實提升國民素養，促進社會和諧，向世界展現中華文明之“文明”所在。

21世紀的中國正在由富強走向文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實現，不僅需要經濟的騰飛，更需要國民文明素養的整體提升。“文明中國”需要禮樂的滋養。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注重發揮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對個人、社會的教化同對國家的治理結合起來，達到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目的。”就目前的現狀來看，國人對於禮樂文化有迫切需求，但是學界卻沒有提供高水準的供給，屬於“供給不平衡”，於是各種謬種流傳、各種沉渣泛起，這是我們學術界的失職，亟需一次“供給側改革”。所以，在某種意義上説，禮樂文化的普及和傳播比研究更迫切。“學術研究”是“小眾”的，“文化普及”是“大眾”的。從“小眾”走向“大眾”，文化才有生命力。儒家本有悠久的教化傳統，而教化的陣地就是教育，武器就是禮樂。今天我們也不應該放棄這一傳統和職責，應該賡續轉化這一傳統，肩負起這一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