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勇生：在看不見的世界裏，用心理諮詢救人救己

鈴聲響起，李勇生迅速戴好耳麥，接通電話。他可能會聽到“我不想活了”的大吼，也或許是壓抑不住的痛哭，還可能是自言自語的低喃，抑或是令人不安的大段沉默。

捕捉聲音和其中的情緒，本就是李勇生最擅長的事，作為自殺干預熱線的接線員，他要做的就是快速分析來電者的心理狀態，然後有針對性地溝通、勸導，有時充當傾聽者，有時化身勸慰者，一直守在“死門”前。

一個電話可能要打很久，時間的流逝李勇生只能通過感官來判斷——打在身上的風變涼了，那就是太陽落山了，街上人聲車聲漸多，上下班高峰到了。李勇生今年41歲，失明31年。

年幼失明，他跌跌撞撞闖世界，急切地證明自己即便看不見，也能像普通人一樣生活，自卑又驕傲。做盲人心理諮詢師，他試圖走進別人的內心，治愈他人的同時，與自己和解，在助人與救己中，尋找人生的意義。

李勇生。受訪者供圖

眼睛以上，全是“雷達”

十月的一個下午，天津郊區的一個小院裏，李勇生坐在院裏等著來訪者。人走到他面前兩米時，李勇生抬起頭，向著腳步傳來的方向站起身，伸出右手，過程乾脆利落。

“你好，歡迎，走，我們進屋裏聊。”

手被抓住握兩下，李勇生“看”向來訪者，他墨鏡後的雙眼，右眼緊閉，左眼微張露出灰藍色的瞳孔，無神。

盲人的姿態更多顯現出來。他右手向前試探地摸索，走到門邊，頭微微低下——儘管站直後他的頭頂距離門框還有很大距離；在熟悉的走廊裏，他的步子邁得很大，但身體忽左忽右，直到摸到右側墻壁上的扶手，該右轉了；進屋後，幾步之外就是桌椅，當腳尖踢到桌腿時，他停了下來，沿著桌子邊緣摸到了緊挨著的木椅，轉身，雙手向後握住椅把，緩緩坐下。

心理諮詢正式開始。

傾聽時的李勇生頭略低著，眼睛“看”著對方，時不時挑下眉毛，耳朵不經意地抖動，像是打開了全部的感知“雷達”。他很快捕捉到了對方細小的動作——對面那個聲調高亢的年輕人，一會兒蹺著二郎腿，一會兒又雙手摸著膝蓋，時而坐直了身體，時而靠在椅背上。

李勇生心裏有了判斷，這是個內向、心思細膩、不太成熟的大男孩。“可能也就1秒”，李勇生這樣描述他的感知速度，他用自己的經驗解釋，“音調高的人往往心思細膩，那些聲音低沉、坐著不亂動的人一般城府較深，他絕對不是，甚至不夠成熟。”

談話不知不覺間進行了三個小時，李勇生問來訪者：“天黑了，要不倒點水再繼續？”

他面向窗口接著説，“窗外的鳥已經從嘰嘰喳喳的啼叫變成一聲一聲的低鳴，涼氣也灌進我衣服裏了，最近天津溫差大，有點兒涼，我也是想穿件外套。”

似乎感知到了對方的詫異，李勇生指了指自己的眉心，又以眉心為起點，沿著眉毛、耳廓上方、後腦勺畫了一個圈，“這個圈以上都是我的感知區域，像雷達一樣。”

李勇生做心理諮詢時喜歡與來訪者一起坐在沙發上。受訪者供圖

失明是件心酸且自卑的事

李勇生並非天生失明，墜入黑暗前，他眼前的最後一個畫面是，被鮮血染紅的雪。

那是一個初冬的中午，在山東德州老家的村子裏，10歲的李勇生和小夥伴打鬧時，一跤摔在了路中間的鐵磅秤上。

爬起來後，他摸了摸自己的眼睛，原本應鼓起的右眼癟了。依靠左眼依稀的光亮，他看到滴落的血染紅了周圍的雪。

當晚，李勇生做了眼球縫合手術，醒來時不知道過了多久，只覺得頭頂很重，“像箍了頂鐵帽子”。他摸著臉，雙眼被一層層紗布裹住，世界一片黑暗。也是從那時起，他總會下意識摸頭頂，“像有什麼東西在上面，想把它摘下去，總覺得頭頂戴了鐵帽子，持續了很多年。”

突遭劇變的李勇生還沒來得及理解失去雙眼意味著什麼，只知道一切都變了。“早晨”由射進家裏的第一束光變成了麻雀的第一聲啼叫。身體對溫度變化的感知更精細了。當“溫暖“與嘰嘰喳喳的麻雀聲同時出現時，屋外便是晴朗的好天；而潮氣和扇動翅膀的聲音同時出現，他斷定，一場大雨即將來襲。

直到那些背後議論的聲音四起，他才意識到，失明竟是件心酸且自卑的事情。

不舒服的感覺並非猛烈的，難過的瞬間總是悄無聲息地出現。“多好的孩子啊，這輩子算是廢了。”親戚無心的一句話，直直扎進李勇生的心裏。

酸楚漸漸堆積，自卑從中發酵。原本活潑開朗的孩子成了走路都踉蹌的盲童，他參與不進小夥伴們的遊戲和話題，不能再上樹掏鳥、下河摸魚，春天的綠草、夏天的藍河、秋天的黃葉和冬天的白雪，在他的世界都失去了色彩和意義。

失明後，李勇生的腦海裏總會涌現出“曇花一現”的理想。聽著電視劇裏軍人鏗鏘有力的口號聲，想著自己要是能看見，或許能去當兵；聽著新聞裏播報航太員搭乘飛船上了太空，他也想知道太空是什麼樣子。

理想穿插進殘酷的現實，總會帶來短暫的失落，而這一切都和失明有關。“雖然沒有直接的傷害，但總有不舒服的地方，就像胸口壓了塊石頭。”

跌跌撞撞闖世界

或許是骨子裏天生要強，也或許是想擺脫自卑，李勇生總想證明自己與常人無異，“別人越説我做不了，我越想做出來給他們看。”

當具象化的物品變得模糊，勇氣就佔據了上風。以往怕蛇又怕鬼的李勇生，不僅敢徒手抓蛇，也敢一個人闖進漆黑的小路，還敢爬上三層樓高的樹杈。

他一點點摸熟了村裏的路，一塊不起眼的石頭，墻壁凹進去或凸出來的石磚，地面的斜坡都是指路標識，“地圖”在腦子裏漸漸成形，他扶著墻壁就敢大步快速向前。

村西頭幾米深的河，常有村民掉東西進去，村民嫌臟、怕深，只有李勇生願意脫下衣服憋足一口氣扎進去，在淤泥中摸索失物，每找到一件，可以得到幾毛錢的“辛苦費”。上岸後，他來不及沖洗，帶著一身河腥味將錢換成冰棍，一路嗦著回家。一來二去，李勇生的水性越來越好，找他幫忙的人也越來越多，他第一次覺得“挺自豪”。

後來，為了改善家裏生活，李勇生父母帶著他和弟弟去天津打工，一家四口住在了郊區的村子裏。很長一段時間，他最遠只走到家門前的衚同口，再往外走，母親便以看不見為由命令他不許胡來。

離開了熟悉的環境，一切都要從頭再來。憑藉一根竹竿，一雙沿著墻壁摸索的手，李勇生將自己的活動範圍從衚同擴大到村裏，又從村裏走向村外。

有限的地圖慢慢展開後，他的野心越來越大。找來朋友提前寫好“我沒事兒，一切平安”的紙條留在家裏，李勇生偷偷帶著自己攢下來的零花錢和一根竹竿，獨自從天津坐火車到了哈爾濱，一路邊走邊問。

帶的盤纏即將花完，他低價從小販手裏買來一大包笛子，再高價倒手賣出。聞到飯香時，他聽聽排風扇的聲音，“聲音大的是大飯店，不去，聲音小的可以進去飽餐一頓。”

流浪一段日子，再安然無恙地回家，李勇生證明了自己“能行”，從那之後，家人再也沒有限制過他的自由。

與自己和解

聲音，在李勇生看不見的世界裏佔據了特別重要的位置。

在老家的那些年，每當暖風吹到身上時，他便一個人走出家門，憑藉腦海中的地圖去“有聲音的地方”。

當聽到“嘩嘩”的聲音，感受到周圍的溫度也降了幾分時，他便知道此行的終點到了——河邊一棵茂密的大樹。他拍拍腳下的泥土，找到最柔軟的地方，一屁股坐下去就是幾個小時，頭頂不時傳來“沙沙”的聲音，他知道，綠葉正在風中舞動。

不出門的日子，最好的夥伴就是一台半導體收音機。打開開關，相聲、評書、二人轉一股腦地闖進他的世界。

深夜收音機裏心理諮詢節目最多。一次撥打電臺熱線時，李勇生連線上了心理諮詢專家，談及未來，專家説，不如做一名心理諮詢師。

從那之後，“心理諮詢”這幾個字在李勇生心裏扎了根。但真正成為一名心理諮詢師卻沒那麼容易，這條路他一走就是很多年。

李勇生的心理諮詢室開在按摩店旁邊，他説現在偶爾也接一些按摩的工作，但比以前少多了。受訪者供圖

李勇生一直記得剛開心理諮詢室的時候，自己的忐忑和無措，“既希望有人來，又害怕有人來。”

在前期通過QQ或電話與諮詢者溝通時，他不敢袒露盲人的身份。線下見面時，總會有人因為諮詢師是個無法看到自己表情、連個眼神都不能回應的盲人，而選擇離開。

進入心理諮詢階段也不順利，遇到難以理解的人，李勇生經常表現得不耐煩。他記得，一個已婚男人向他傾訴“從小到大被父母寵慣了沒受過半點兒委屈，愛花錢卻被媳婦限制”，李勇生想到自己的經歷，越聽越覺得“不可思議”，坐也坐不住，一會兒蹺二郎腿，一會兒摸摸頭，反覆拿起手機聽時間，簡直度秒如年，連對方都能感覺到他“聽不下去了”。

聽不下去，也是專業性不夠的表現，李勇生知道自己的問題。一個半路出家的盲人心理諮詢師，很多時候都只能摸著石頭過河。

和絕大多數盲人一樣，李勇生的學業、工作沒有太多選擇。上盲校，學按摩，畢業開個按摩店維持生計，日子一眼看得到頭。“心理諮詢”的種子只能在角落裏野蠻生長。

學校沒有心理學課程，他就去圖書館找幾本盲文版心理學理論書籍，自學得一知半解。用開按摩店賺的錢買了電腦，下載大量心理學課程視頻，蒐羅全國各地關於心理諮詢講座的資訊。遇到講座費用不貴的，便背著包，拿著盲杖，千里迢迢地趕過去。

2008年，李勇生報名了中殘聯面向殘疾人的心理諮詢師培訓班。現在回憶，李勇生覺得那是段充實且瘋狂的日子。每天除了做按摩就是學習，天濛濛亮就起床，一遍遍聽視頻，直聽到能背誦下來，晚上再復習鞏固。

兩年後，李勇生順利通過三級心理諮詢師考試，2013年又考下了二級。

一次次心理諮詢，對李勇生來説，也是與自己和解的過程。他不再忌諱告訴諮詢者，自己是個盲人，聽到別人的非議與嘲諷時，也不會像以前那樣氣不過懟回去，甚至他可以笑著調侃自己失明後遇到的糗事。

女兒問他為什麼眼睛看不見，他逗女兒，“看手機看的。”年過四十，李勇生早就接受了自己是個盲人的事實，只是偶爾，他還是遺憾。

李勇生記得，一次他和妻子夜爬泰山，日出時，身邊的人都在為躍出地平線的朝陽歡呼，只有他看不見，喜悅轉化為心酸，寒冷又多了幾分。

“我不恨命運的不公，但如果可以，我依然希望能再次看到這個世界。”

李勇生與家人外出旅遊時的照片。受訪者供圖

“助人救己，就是意義”

從心理諮詢，到自殺干預，李勇生的陣地多了一條電話線。

“希望24熱線”是一條專門面向企圖自殺、有抑鬱傾向的人的生命援助熱線，全年24小時無休。電話是“400-1619995”，諧音為“要留、要救、救救我”。2015年，“希望24熱線”在天津開通專線後，李勇生立刻報名成為了首批志願者。

他還記得自己加入“希望24熱線”的第一通電話，來自一位老人，電話接起的瞬間李勇生就聽到了聲嘶力竭的五個字：“我不想活了。”

第一次面對“生死”，李勇生隨著對方的嘶吼而心跳加速，腦海裏快速閃過幾句安慰的話，隨後又被“萬一説錯怎麼辦”擠佔。他引導著老人慢慢講述，自己的語速因為緊張變得比往常快了些。

這是一位被電視購物上的假藥販子騙了半生積蓄的獨居老人。“他既然會買藥，就説明還想活下去”，李勇生冷靜了下來，抓住這個突破點問老人，“世上一個關心你的人都沒有了嗎？”

“也不是，有一個比我大的表哥，每天給我送菜送肉。”

“你看，這就是一個對你好的人，還有誰這麼做過？”

“還有……”隨著老人一一列舉，李勇生順著對方的話安慰，不到20分鐘，老人的氣消了，和李勇生平和地聊天，一場生死危機就此化解。

每一通電話背後，可能都是一條搖搖欲墜的生命。李勇生總是很謹慎，生怕哪句話説錯了，給對方帶來傷害，甚至産生不可挽回的後果。剛開始接線的時候，他緊張得手心冒汗，現在，不到1分鐘他就能判斷來電者的危險等級，並在腦海裏建立一套有針對性的溝通方案。

一個晚上，電話響起，來電者是一名貨車司機。出車禍導致高位截癱，妻子拋棄了他，留下一個8歲的孩子，天天夜不歸宿，泡網吧、抽煙、喝酒，眼看著就要走入歧途，男子喊著“我到底該怎麼辦”，隨後再也抑制不住情緒，放聲大哭。

“這是一道過不去的坎，能救自己的只有自己。”李勇生任憑對方發泄情緒，接線室裏安靜得可怕，只有李勇生的呼吸聲和聽筒裏傳出的哭聲。

接線結束，李勇生深吸一口氣，打開窗，風吹了進來，街上車流的聲音和人們的嬉笑打鬧聲闖進來，把他重新拉回現實世界。

不是所有人都能扛住不斷傳來的負能量，天津“希望24熱線”開通8年，接線員走了一批又一批，從最初的幾百人到如今只剩不到50人。

“希望24熱線”接線室，屋子裏的每個設施都是志願者們捐贈的。新京報記者慕宏舉攝

李勇生也難免有因為過度共情陷入負面情緒的時候，他的發泄方式是，獨自到KTV裏吼兩首歌，或者帶一瓶純糧燒酒，和朋友在地攤擼串吹牛，第二天起來，又是那個冷靜又能共情他人的心理諮詢師。

有一種情況他最害怕，就是接通電話後對面平靜而空洞的聲音，或者是長時間的沉默。

一個冬夜，李勇生接到了一個女孩的電話，女孩平靜地告訴他，自己正坐在橋上，準備跳下去，然後電話裏只剩下“呼呼”的風聲。“給我一個了解你的機會”，李勇生不停地説話，試圖引導女孩説出自己的經歷，慢慢地，女孩有所鬆動，李勇生趁熱打鐵，“你找個沒風安靜的地方，咱們好好聊。”

半小時後，聽到女孩走下大橋來到公交站，李勇生狠狠松了一口氣，又一個小時，女孩終於放聲大哭，李勇生知道，他又拉回了一個人。

8年間，李勇生累計救助上千人，聽到過號啕大哭，也聽到過嘶聲大吼，甚至要承受憤怒謾罵，但他聽到最多的還是“感謝”，感謝他的傾聽，感謝他的挽救。

這是李勇生最驕傲的時刻，“每個人來到世界上，並不是簡單地吃飯睡覺，最起碼要活得有意義和價值，做一名心理諮詢師，既能助人，又能救己，就是意義。”（新京報 記者慕宏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