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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中國論壇 | 發展基於中國治理場景的政治心理學

發佈時間:2023-09-21 11:07:35 | 來源:中國網心理中國 | 作者:劉偉

政治心理學在改革開放之後發展得不是特別景氣,但一直在往前推進。今天,應該如何考慮它未來的發展方向?我的主張是要發展基於中國治理場景的政治心理學。

政治心理學研究現狀

我從2009年開始在武漢大學政治學系講授政治心理學課程,至今也有14年了。我本來的研究領域是基層政治,其中也涉及村幹部和村民的心理與行為,所以就基於深化鄉村治理研究的考慮,把研究領域推進到農民政治心理這一塊,並結合專業教學一直在往前拓展,包括向其他群體的政治心理與行為領域推進。在授課和研究過程中,我越來越感受到普遍的問題有三個方面:

第一,國內政治心理學課程所使用的相關教材,關注的議題、使用的案例和材料,使用的概念、理論和分析範式,大多是從國外翻譯或照搬過來的。諸如選民心理、總統人格等“別人的故事”,雖然對理解中國也有參考價值,但如果缺乏對中國歷史與現實的關注,往往使得教學與研究脫離當代中國治理的基本場景,或者過於淡化當代中國治理場景的影響,而將相關研究簡化為一個純粹的心理計量問題。這樣做調查、做統計、寫論文,實際的價值可能非常有限。

第二,國內外關於政治心理和行為的實證研究日益精細化和碎片化,方法越來越好、研究越來越專,但有時與宏大政治和現實政治的關聯並不是非常密切。作為一種知識,它非常“精準”,但和“政治”沒有很大的關聯度。

第三,國內部分政治心理學研究缺乏對當代中國治理的總體把握,或者缺乏對當代中國政治和治理內在邏輯的基本判斷;進而在將心理邏輯與政治邏輯關聯時,會發生一些判斷的偏差,甚至出現一些常識性錯誤。一些政治心理學的實證研究文章,具體判斷、研究結論在數量關係上好像是成立的,但與我們對當代中國政治的基本感受則明顯相悖,或者説不是很協調。特別是量化這一塊,對政治的理解往往有一定偏差。這可能是因為一些學者缺乏對當代中國政治的基本把握,在沒有研究積累的情況下直接進入政治心理學研究所致。

因此,我們需要回到當代中國政治和治理的場景中,去判斷什麼是重要的或急迫的政治心理問題。諸多的政治心理問題之間呈現什麼樣的結構?彼此之間存在什麼樣的關聯?另外,對相關的政治心理問題而言,什麼是更為有效的解釋?是心理路徑的、政治路徑的,抑或何種意義上的搭配路徑?

基於中國治理場景的問題意識

基於中國治理場景的政治心理學,其問題意識一定是紮根于當代中國治理過程的,需要回應當代中國政治和治理中真實存在的重大問題、基本問題、主要問題、熱點問題或前沿問題,並且致力於從心理的角度解釋和分析當代中國治理過程(心理是如何影響治理的),或者是從當代中國的治理過程中,發現新的心理邏輯(治理何以塑造心理)。

王麗萍老師的近著《政治心理學》最後一部分引用了一個觀點,認為政治心理是一條雙行道,一方面是心理過程對政治行為的影響;另一方面則是特定的政治體系對社會成員思想、情感和動機的影響。王老師認為,相對於心理過程對政治行為的影響,政治心理學領域現有的研究似乎忽略了政治體系對心理的影響。對這個看法,我是認同的。上述兩個方面不可偏廢,而且都可以放到中國治理場景中去展開研究。當代中國治理是在獨特的歷史脈絡、文化傳統和社會基礎之上展開的。中國具有獨特的縱橫權力結構,既有獨特的中央、地方和基層縱向結構,也有獨特的政黨、國家、市場與社會的橫向結構。在相應制度、體制和機制的規約下,獨特的治理過程得以展開,而所有的政治心理現象都要放到這樣的治理結構中進行研究。

因此,基於中國治理場景的政治心理學,一方面可以對當代中國治理過程的理解有所貢獻;另一方面可以深入中國治理過程,並在中外比較的基礎上,挖掘新的心理學原理。未來短期內,國內政治心理學研究的主要貢獻還是在第一方面:通過心理學角度來更好地理解或解釋當代中國治理過程。最終,在政治心理學原理上能夠有中國自己的突破,那就是打造政治心理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更高階段。

科學性、合理性與適用性相統一

對於國內的政治心理學教學和研究,兩個拓展方向都很重要:一方面是持續跟蹤國際學術界政治心理學前沿的議題和研究方法,更新我們對政治心理學概念、理論和方法的認識;另一方面就是要大力發展基於中國治理場景的政治心理學。

做好基於當代中國治理場景的政治心理學研究,前提是對當代中國政治和治理的理念、體系、制度、結構、過程和原理要有基本的經驗感和把握能力。這可能需要長期的學術積累,才能做好有學術想像力的政治心理學研究。因為這需要對當代中國政治有一個基本的感覺,而不是在缺乏基本經驗感的情況下,倉促地應用心理學的概念、理論和方法進入研究議題。

做好基於當代中國治理場景的政治心理學,要基於科學性、合理性與適用性相統一的要求,反思現有的政治心理學研究,需要重新思考我們的議題選擇、分析範式、研究策略、材料運用、研究方法、量表設計、問卷設計以及話語選擇。

在議題選擇這一塊,除了比較難研究的議題外,還是有很多重大議題可以研究,包括主流意識形態和話語體系的民眾內化度,新媒體環境中的政治合法性再生産問題,新政治情境下黨員幹部及普通黨員心態,新治理要求和規範下的公務員群體心態,國家發展、政治導向與學者群體的心態,産業工人的政治心理,城鄉邊緣群體的政治心理及其行動邏輯,逆全球化進程中的公民身份與民族主義,獨特整合路徑中的少數族群的國族認同,治理變革中的民眾政治心理與行為邏輯,政治歷程與民眾心理的代際差異與衝突,青年人的政治價值觀、效能感與參與度,等等。這些議題既涉及主流群體,也包括邊緣群體,有非常大的研究空間。

在分析範式方面,政治心理學不要把研究做窄、做得太枯燥了,只剩行為主義這一條道。量化是非常重要的,但量化也要講好一個故事,也要和經驗關聯起來。除了量化的路徑,我們也不能忽視其他的路徑,特別是對於中國治理場景中的政治心理學而言,法國社會學傳統和德國文化哲學傳統也是很有參考價值的。另外,還有幾個要點值得注意:一是在方法論問題上,西方的政治心理學是方法論的個人主義。但是,該怎麼平衡和協調方法論的個人主義與整體主義、關係主義、情境主義?因為中國的很多事情要放在整體、關係和情境裏面加以理解,而不是簡單還原為個體就能講清楚的。二是從社會中心的角度去做中國的政治心理研究,當然能看出很多問題。但是,我國還有特別重要的政治與治理過程——國家關照社會,國家關照個人的方向也非常重要,所以國家中心論、政府中心論、政黨中心論的分析範式不能忽視。因此,心理學的個人本位、社會本位不應該成為唯一選擇,因為所有現象都是嵌入整個政治與治理過程的。所以,分析範式是不是要作一些反思和調整?在分析範式的多元化過程中,我們最好能夠激活政治心理學研究的學術想像力,並提升解釋力。

在研究策略這一塊,目前大家最為熟悉的是行為觀察和因果關係,這是社會科學式的,行為主義的。實際上,許多有意思的政治心理學著作,不完全是社會科學意義上的,而是包括基於人性假説的不斷推演,以及文化模式和心理定勢的總體判斷——當然這個也有爭議,但它也能解釋一些問題。此外,還包括充分內省與推己及人,就是把自己的理解力、設身處地的能力充分地激發出來,去理解各類政治人。另外,還包括情景還原和文本解讀,這是比較人文主義的路徑。我們不能丟掉這些路徑,否則政治心理學研究就失了趣味,也不好看。

在材料運用這一塊,除了調查數據、實驗數據、網路留言之類的大數據外,尤其要重視深度訪談材料和口述史資料,以及日記、檔案、回憶錄、深度報道、紀實文學、教科書、影像資料、民謠、段子等。這些資料對於理解中國治理過程中鮮活的政治心理現象,是更有解釋空間的,更能推進對相關問題的認識。量化數據的優勢是“科學”和“準確”,但它可能把問題做窄了,甚至跑偏了。

在研究方法這一塊,首先是量化研究的科學性仍需進一步提高。目前比較新的方法有設計性實驗和自然實驗。這些前沿方法的使用還不是很廣泛。我個人比較偏好質性研究,就我的感受而言,訪談材料、口述資料的運用以及單個政治人,特別是對一些典型政治人物的深度挖掘還有很大的空間。目前,我國的政治心理傳記還是太少了,包括退休官員的政治心理傳記,都很值得去做。像黃樹民《林村的故事》中的深度描寫,就很有政治心理學的價值。研究方法中,還有不同類型的多個案比較、標誌性事件的過程追蹤以及文本解讀和話語分析等,都是政治心理學研究可以拓展運用的。

在量表這一塊,課堂上我們常會講到馬基雅維利主義人格量表、威權主義人格量表等,但量表的一些問題需要調整。我們應當基於中國的治理實踐和我們的生活感受予以轉化,用我們的場景和語言來重新設計相關問卷,嘗試設計或優化一些量表,比如中國民眾的民主觀、自由觀、正義觀、平等觀以及政治支援的相關量表。諸如中國黨政幹部政治素質考察量表之類比較規範和成熟的量表,也可以作為政治心理學研究的參考。另外,關於政治態度、政治認同、政治信任等問題的一系列調查問卷,都可以基於中國治理的新進展加以優化。

在話語選擇這一塊,涉及內容較多。現有的政治心理學話語主要是學術話語或科學話語,而實際進入中國治理場景,讓非專業或專業外的人也有興趣看,就需要使用一些傳統話語、官方話語或日常話語。比如筆者近期關於“民心政治”的文章,討論的既不是純粹的官方話語,也不是傳統的民心政治——現在的“民”,不是原來的臣民,而是公民、人民。類似的話語,其實可以重新激活,從而注入新的內涵。另外,官方話語和民間話語怎麼加以轉化?正式與非正式話語、公開話語與私密話語、精英話語與大眾話語、外顯話語與內隱話語、直白話語與曲折話語等,怎樣在對照中把它們的元素轉化成可運用的政治心理學概念?然後再把這些概念進一步學術化,使它和現有的政治心理學概念進行對話?日常生活中的各種話語其實蘊含著許多學術上的靈感,經過適當的改造或提純,是不是能夠變成比較規範、具有中國本土特點的政治心理學概念?這些都非常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劉偉 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地方政治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