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代表、廣東國鼎律師事務所主任 朱列玉

全國人大代表、華南農業大學教授 陳瑞愛

全國人大代表、深圳市龍崗區南嶺村社區居委會主任 張育彪

全國人大代表、中華女子學院教授 孫曉梅

　　在“銀發危機”和“劉易斯拐點”的雙重壓力之下，“全面二孩”政策自今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實行了30餘年的“獨生子女”政策退出歷史舞臺。

　　怎樣應對人口老齡化、促進人口均衡發展？這是近十年來，我國一直在試圖破解的一道難題。

　　官方披露的數據顯示，近年中國的老年人口比例不斷上升，從2010年13.3%提高到2014年的15.5%。目前，中國已成為人口老齡化發展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

　　人口老齡化帶來的一個直接問題就是勞動年齡人口加速減少。

　　面對上述局面，有觀點認為中國陷入“劉易斯拐點”隱憂，即隨著農村富餘勞動力向非農産業轉移，人口紅利慢慢消失，甚至枯竭。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昉就提出，“十三五”時期人口紅利將加快消失，表現在一系列不利於經濟增長的因素上面，進一步降低我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

　　“全面二孩”後，能否讓我國的人口結構有明顯改變？成為了兩會期間代表委員們熱議的一個話題。

　　“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必然會帶來生育總數的增加，但是到底能將生育率提升多少，沒有一個理論能夠證明”，蔡昉接受採訪時説。

　　3月8日，在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記者會上，國家衛計委主任李斌稱，根據測算，到2050年，勞動年齡人口大體會增加3000萬左右，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會有所降低，“這樣使人口的結構更趨於均衡”。

　　2015年12月，河南新鄉市統計局做了一個“二孩”政策對新鄉人口增長影響情況調查，結果顯示，“二孩”實施後，新鄉市每年的人口出生率將會由過去的11‰左右提升到12‰左右。

　　但這份調查還透露出另一個問題，就是“不願意生”。在被調查的4002名居民中，尚未生育“二孩”的2798名居民當中，願意生育“二孩”的僅800人，所佔比重不足三成。為什麼？調查報告稱，排在第一位的理由是“經濟條件不允許”，佔比接近四成。

　　一些代表、委員們也認為，新鄉上述調查報告呈現出的生不起、養不起等，是橫在“二孩”政策面前的現實經濟問題。

　　國家衛計委主任李斌表示，將採取多項措施，解決“生不起養不起”問題，例如合理配置幼兒照料、學前教育和中小學教育等公共服務資源等。

　　“補貼企業，降低生二孩用人成本”

　　全國人大代表、廣東國鼎律師事務所主任 朱列玉

　　全國人大代表、廣東國鼎律師事務所主任朱列玉此前就曾提交“關於調整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允許生二孩的建議”。本次人代會，他再次提交跟“二孩”有關的建議，呼籲完善政策，降低生育二孩對女性的不利影響。

　　新京報：你認為哪些原因導致一些婦女不願意生二孩？

　　朱列玉：原因有多個方面，經濟壓力，學前教育、醫療資源配套等，還有一個比較重要的原因，如果選擇生育二孩，婦女面臨來自職場和家庭的壓力，嚴重影響生育意願。

　　新京報：來自職場的壓力是會受到歧視？

　　朱列玉：我在調研中發現，生育已成為女性遭遇職場隱性歧視的主要原因，女員工再生一個孩子可能會增加用人單位的成本，所以有的女員工極有可能就業中斷或者收入下降。此外，也有一些女員工上班不久就生孩子，回來工作沒過多久又辭職，這也是就業歧視出現的一個誘因。

　　新京報：你覺得該如何解決用工雙方的這個矛盾？

　　朱列玉：政府應該承擔起更多的責任，出臺相關政策法規，加大財政投入補貼企業，把生育女性的部分工資負擔起來，不要讓企業承擔全部成本。

　　新京報：有具體的建議嗎？

　　朱列玉：現在的生育保險在不少地方缺乏強制性。一些用人單位為了節省成本，不為女職工繳納生育保險費。我建議增強生育保險在各地的強制性，同時加大財政投入，根據企業生育保險申領情況，給予企業一定的稅費減免政策，補償企業付出的成本。

　　“通過立法解決‘入園難、入園貴’”

　　全國人大代表、華南農業大學教授 陳瑞愛

　　全國人大代表、華南農業大學教授陳瑞愛告訴新京報記者，“全面二孩”後勢必增加學前教育的壓力。從今年1月1日“全面二孩”正式實施，到“二孩”上幼兒園等第一個學前教育高峰來臨，還有五六年時間，這段時間應該加快建設學前教育體系。為此，本次人代會她提交了關於加快制定《學前教育法》的議案。

　　新京報：你在調研中發現學前教育存在什麼問題？

　　陳瑞愛：“入園難、入園貴”現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我在調研中發現，各地財政性學前教育經費佔比很低，同時，學前教育還面臨區域發展不均衡的問題，新建農村幼兒園徘徊在體制之外，民辦幼兒園面臨留不住人才的問題。

　　新京報：“入園難、入園貴”對生育意願的影響有多大？

　　陳瑞愛：很多年輕夫婦不敢生、不願生，最大的壓力還是經濟負擔，“入園難、入園貴”自然是其中的一個原因。學前教育就像衣服上的第一顆扣子，第一顆扣子扣錯了，剩下的扣子就全都錯了。家長們當然不願意讓自己的孩子扣錯第一顆扣子。“全面二孩”後，更應該加快完善學前教育體系。

　　新京報：你有什麼建議？

　　陳瑞愛：我建議學前教育的責任主體、辦學主體、投入主體是誰，通過立法的形式列出來。根據地區人口應該建多少幼兒園，師資培訓怎麼搞、經費怎麼保障，這些也都通過立法的形式確定下來。

　　“對生育二胎家庭應給予適當獎勵”

　　全國人大代表、深圳市龍崗區南嶺村社區居委會主任 張育彪

　　在2014年的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全國人大代表、深圳市龍崗區南嶺村社區居委會主任張育彪就提出“普遍二孩”建議，國家衛計委當時答覆稱，將組織開展關於逐步調整完善生育政策總體思路和方法步驟的課題研究，不斷推動調整完善生育政策。

　　今年1月1日“全面二孩”正式實施後，張育彪又帶著一份跟“二孩”有關的建議上會，呼籲對生育二胎家庭給予適當獎勵。

　　新京報：據你了解，“全面二孩”後生育意願有沒有改觀？

　　張育彪：從目前的情況看，全面放開二孩後，可以生育二孩的家庭，生育意願並沒有得到明顯扭轉。雖然政策剛剛實施，具體效果有待觀察，但根據社會輿論和不同人口學者的測算，全面二孩放開對人口帶來的影響可能會低於預期。

　　新京報：你覺得什麼原因影響了生育意願？

　　張育彪：經濟負擔重是大家不敢生育二孩的重要原因。實行“全面二孩”政策不能一放了之，應該跟蹤出臺更細化的配套政策，讓大家願意生、敢於生。

　　新京報：其他主要原因還有什麼？

　　張育彪：二孩時代，孩子由誰來帶，是擺在年輕夫婦面前的重大問題。嬰幼兒託管機構偏少，一般都是民辦，運作管理不夠規範。有的嬰幼兒託管機構還是小區裏的“大媽大嬸”辦的，缺乏監管，存在不少隱患和問題。我建議，將學前教育之前的嬰幼兒託管納入市級公共衛生服務體系，吸引社會資本開辦託兒所，還可以試點由國有企事業單位開辦公共的託兒所。

　　新京報：什麼樣的措施對於減輕生二孩家庭的經濟負擔最有效？

　　張育彪：我建議加快推進個稅改革。怎麼改，目前社會取得的普遍共識有兩點：一是提高起徵點，不要讓個人所得稅變成“工薪階層稅”；二是以家庭為單位徵稅，對實際負擔重的家庭進行稅前扣除，以及按家庭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來計稅。不論採取上述哪一種方式，個稅改革都能讓孩子多、負擔重、收入不那麼高的家庭，比孩子少、負擔輕、收入高的家庭少交一部分稅，這對積極響應放開二孩政策、撫養兩個孩子的家庭來説，是極大的支援。此外還應該對二孩家庭給予適當獎勵。

　　新京報：還有其他建議嗎？

　　張育彪：應當加大對生育二孩的宣傳，適時出臺對生育二胎家庭的適當獎勵政策。例如，在某家嬰兒出生後，政府可委派當地居委會(村委會)幹部到府，送上一定的慰問品和慰問金。花費不需要太高，但有利於在社會上形成鼓勵生育二孩的風氣，起到政策推廣的作用。

　　“制定協助生育法規解決‘代孕’問題”

　　全國人大代表、中華女子學院教授 孫曉梅

　　與“不敢生”相比，還有的家庭面對的難題是“想生生不出”。全國人大代表、中華女子學院教授孫曉梅去年調研了七個省市的婦幼保健情況。

　　她告訴新京報記者，調研中發現三個問題比較突出：一些年輕夫婦在生育上出現了問題，想生生不出；一些中年夫婦由於年齡偏大、身體條件欠佳，同樣想生生不出。與上述兩個問題“呼應”的就是，存在不少黑仲介、黑代孕機構。

　　孫曉梅説，2014年她圍繞生育情況做的另一項調研表明，目前存在一定的代孕需求。她曾經遇到一個失獨家庭，很想再要一個孩子，可女方已經失去了生育能力，夫婦二人諮詢了一些代孕機構，無奈費用太高，最終二人離婚，男方重新組建了家庭生了孩子，留下女方一人。

　　孫曉梅認為，“全面二孩”後，會不會進一步滋生黑仲介、黑代孕市場？這個問題值得警惕。如何滿足“想生生不出”家庭的代孕需求，規範“代孕”市場，這個問題值得研究。

　　她建議廣泛徵求各界的意見，“是不是可以專門制定一部協助生育方面的法規，對‘代孕’的概念，在什麼情況下‘代孕’是合法的，什麼情況下違法，誰來監督，包括法律責任等方面作出詳細的規定？”

　　另外，孫曉梅還認為，“全面二孩”後，女性的平等就業權將更加難以保障。她對新京報記者説，本次兩會她再次提交關於制定《反就業歧視法》的議案，議案中還附上了她和一些專家起草的反就業歧視法專家建議稿，其中寫明：禁止基於性別、婚育狀況的歧視。

　　去年人代會期間，孫曉梅就曾提交關於制定《反就業歧視法》的議案。人社部答覆稱，制定專門的反就業歧視法也是未來的重點工作目標，將積極會同有關部門開展相關立法調研工作，總結實踐經驗，待條件成熟時向立法機關提出立法建議，推動反就業歧視法儘快納入立法計劃當中。

　　★個案

　　42歲女老闆曬出二孩“備孕賬本”

　　從去年11月以來，深圳市化粧品公司老闆樊啟腦子裏只有一件事情：全力備孕，懷上第二個孩子。

　　樊啟現年42歲，丈夫是上市公司高管，19歲的女兒已經讀大一。“原來沒想生，可去年孩子到外地讀書以後，兩個人過日子很孤單，加上二孩放開了，就非常想再生一個”，她説，除了錢，她面對的是怎麼能生出一個健康寶寶的問題，“年齡大了，懷孕不容易，怎麼能生出一個健康的孩子，更不容易”。

　　為了生出一個健康的孩子，去年12月，她成為一家外資婦産醫院的貴賓客戶，每個月都要到這家醫院定期檢查激素六項、卵泡數量等生育指標。“前幾年太拼了，總熬夜，還要應酬喝酒，身體糟蹋得挺厲害，所以備孕‘亞歷山大’。”拿著這家外資醫院的檢查報告，樊啟還會到一家中醫院挂專家號“復診”，開中藥調理身體。

　　僅這兩項開支，3個多月已經花了3萬多元：成為外資婦産醫院的貴賓，“門檻”是先交1萬元；到中醫院挂專家號，一次是300元，每次開的藥也是千元以上。

　　不過，和“身體備孕”開支相比，“住所備孕”開支才是大頭。樊啟目前的住房是深圳福田區一套兩室兩廳的住房，100多平方米，三口之家住著正好。“現在這套兩室兩廳的，想換成三室兩廳的，否則老二生出來住著太擠。”她説，原來就想換套房，可一直沒行動，備孕計劃使置業換房計劃提速。

　　目前，備孕三個多月的樊啟還沒動靜，有點著急。她告訴記者，目前正在打聽試管嬰兒和“代孕”。“如果到了今年下半年還沒動靜，就準備出國想辦法。”她説，這肯定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再加上如果順利生産的月嫂費用、奶粉錢等，以及未來的私立幼兒園入園費等，以後花錢的地方很多。

　　“二孩市場是筆大生意，我跟我老公開玩笑説，真能如願再生一個，以後就不做化粧品了，開個‘二孩媽媽’全照料中心，提供從備孕到生産的全套服務，肯定賺錢。”樊啟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