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丨劉成富：文學翻譯為何能架起中法文化溝通交流的橋梁？

中新社南京2月21日電題：文學翻譯為何能架起中法文化溝通交流的橋梁？

——專訪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劉成富

今年是中法建交60週年。中國和法國是東西方文明的重要代表之一，古往今來，中法兩國交往交流，文明成果交相輝映，成為東西方文明互鑒的典範。其中，文學翻譯如何跨越語言藩籬，為中法民眾了解彼此文化架起橋梁？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劉成富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就上述問題做出解答。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認為，文學翻譯在中法兩國文明交流互鑒中發揮了何種作用？能否結合您自身經歷，簡單介紹一下中法之間的文學翻譯史？

劉成富：在促進中法文明交流互鑒方面，文學翻譯的作用是巨大的，為中法文化交流史譜寫了華章。譯者和他們翻譯的作品，對中法文學界的交流起到橋梁紐帶的作用，增進了兩國文化交流，讓兩國民眾更好地理解、尊重彼此文化。

法國堪稱“文學的故鄉”，巴黎的先賢祠裏供奉了數十位偉人，其中有不少文學家，如伏爾泰、盧梭、巴爾扎克、雨果等。中法兩國地處歐亞大陸兩端，相距遙遠，但彼此文化交流歷史悠久、成果豐碩。

中國的古代戲劇，是最早被譯介到法國的文學形式之一。最早譯介中國戲劇的漢學家，是法國耶穌會傳教士馬若瑟。19世紀初，法國漢學從傳教士漢學發展成為專業漢學，法蘭西公學院教授儒蓮在重譯《趙氏孤兒》時，彌補了馬若瑟譯本中唱詞和唱腔翻譯的不足。19世紀末，隨著中文版《茶花女》的問世，大量法國名著被翻譯到中國，對中國讀者産生了影響。

在法國文學的教學和研究過程中，我很幸運。2021年，由我主譯的法國作家阿德里安·戈茨所著的敘事小説《翠鳥別墅》付梓出版。隨後，我收到了法國總統馬克龍的來信。信中他這樣寫道：“這部譯著的問世，使您的中國同胞發現了法國文學中又一部最為偉大的作品。借此機會，對您在中國為傳播法語語言和法國文化所作出的重大貢獻，以及對您致力於法國研究、促進兩國友好關係所做出的巨大努力表示誠摯的謝意！”

法國總統馬克龍給劉成富的來信。受訪者供圖

中新社記者：中法作為東西方文明的代表之一，文學藝術交流源遠流長。翻譯過程中，總有許多幽深複雜的心境能掙脫文化和語言的桎梏。您在閱讀、翻譯、研究法國文學藝術作品的過程中，遇到了哪些“心靈相通”的時刻？

劉成富：中法是兩個文化大國，在很多方面，文人的視野是融合的。法國作家勒·克萊齊奧寫過40多部作品，其中絕大多數與非洲有關。他在看似原始、落後的經濟社會發展現象背後，看到了淳樸、善良的人性之美，感受到了在陽光、沙漠、草原中自由奔跑的樂趣。在文明或文化的概念上，我很能理解他。閱讀勒·克萊齊奧的敘事小説《非洲人》時，古老的非洲高原大陸，似乎也成了我的精神故鄉。

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劉成富在家中閱讀書籍。中新社記者 朱曉穎 攝

19世紀30年代，法國作家司湯達寫過一部著名的小説《紅與黑》，其主題是拿破侖帝國崩潰之後出現的“世紀病”。拿破侖從出身卑微的普通士兵，到左右世界風雲的人物，成為法國年輕人的偶像。可是當波旁王朝復辟之後，許多年輕人跟《紅與黑》的男主角于連一樣，開始覺得“寒門再難出貴子”“英雄再無用武之地”。其實，這只是一種錯覺而已。巴爾扎克的《歐也妮·葛朗臺》和《高老頭》也向世人表明，機會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

作為研究法國文學的老師，我常常喜歡從歷史長河的視角來辯證地看問題，用《易經》中的觀點來看時代的變遷。要像法國存在主義作家加繆一樣，心中充滿正能量，充滿絢麗的地中海陽光。

中新社記者：在歐美國家中，法國對中國文學的關注度、引入率都相對較高。近年來，中國文學作品“出海”法國有何成功案例？法國讀者對中國文學的接受、解讀有何規律和特徵？

劉成富：法國有歷史悠久的漢學傳統。法國有很多家對東方文化感興趣的出版機構，對中國文學的發展動向把握得也十分精準。2010年的相關統計數據顯示，法國每年出版中國當代小説的數量要比英語國家多兩至三倍。1988年，法國文化部邀請了陸文夫等多位作家赴法國訪問。法國出版界也開始將目光從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等人轉向活躍于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作家，同年出版的《中國短篇小説集》以1978年為起點，聚焦中國當代文學。

莫言是法國讀者最為熟悉、關注的中國當代作家之一。從2012年10月公佈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名單，到當年12月莫言赴斯德哥爾摩領獎，法國媒體圍繞莫言發表了100多篇報道。余華、閻連科也是法國讀者頗感興趣的作家。早在1994年，余華就憑藉《活著》引起法國讀者的高度關注。2006年，閻連科進入法國讀者的視野，尤其是2014年獲得卡夫卡文學獎之後，法國媒體給予了他更多關注。畢飛宇、池莉、韓少功、賈平凹、劉震雲、蘇童等中國作家在法國文壇也佔有一席之位。

法國普通讀者已對中國當代小説産生了很大的閱讀興趣。法國圖書銷售網Fnac總結了最暢銷的193部中國小説，前20部中有13部是當代小説。不少知名作家擁有了固定的粉絲群，譬如余華的《兄弟》累計銷量達5萬多冊。這些都是中國文學“出海”的成功案例。

法國漢學家在研究的過程中，既想高舉傳統漢學的尺規，又想排斥那些使中國形象片面化、膚淺化的因素。他們既要描繪古老中國的現代性，又要挖掘當代中國的古老性。他們想在中國文學作品所表現的時代斷裂、發展迂迴、文明衝突中，發現研究和思考的素材。對於法國漢學家而言，中國的古老特性是一個充滿詩性的意象，既有時間的張力，又有歷史的厚重，包含了對天人合一的嚮往，以及對早期東方文明的禮讚。

中新社記者：當前，世界範圍內文明衝突和融合併存，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鑒，可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在您看來，在這一過程中，翻譯會是人類共建巴別塔、通往理想世界的一個工具嗎？

劉成富：文學翻譯將一種語言轉換為另一種語言，有助於促進不同國家和民族之間的相互理解、溝通，增進國際友誼和民間交往。當今世界正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正走向世界舞臺的中央。我們可以從文學和翻譯的角度，向世人展示一個客觀真實、可親可愛、可知可感的中國形象。

中國書法、繪畫、道家和儒家思想，被法國作家視為東方智慧。我曾在南京接待過法國哲學家雅克·德里達。在這位解構主義批評家的身上，我看到了“他者文化的情結”，看到了他為文化多元化所做出的巨大努力。20世紀初，法國詩人聖-瓊·佩斯第一次來中國時，總感到自己是“異鄉人”，但他慢慢適應了中國環境。在《阿納巴斯》中，詩人在中國西部的戈壁灘牽駱駝人的眼裏看到了他自己。法國作家馬爾羅是中國共産黨的同路人，他通過《人的命運》《征服者》等小説，熱情地歌頌了中國共産黨人積極的樂觀主義精神。

前幾年，我與我的研究生合譯菲利普·索萊爾斯的《無限頌》，發現索萊爾斯對《易經》、宋徽宗的繪畫給予了充分肯定。亨利·米肖的《一個野蠻人在亞洲》更是顛覆了西方人對東方人的認知，尤其是對“文明人”與“野蠻人”關係的認知。可以看出，中國文化在這些法國作家的心目中具有崇高地位。他們在中國智慧中獲得了啟迪，汲取了力量，同時為中國形象在西方的正面宣傳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法國文化有著豐富的內涵，其浪漫的情調滲透在文學、繪畫、雕塑、音樂、建築裏。比如，在《紅色巴西》中，讓-克利斯托夫·呂芬站到了拉丁美洲印第安人那一邊。我曾經給這部作品寫過序，在文化觀方面，我與作者的視野融合到了一起。我想通過對這些作家的研究來告訴人們，文化沒有所謂的“先進”與“落後”，文化是平等、多樣性的，世界是多元化的。文學翻譯就是一面鏡子，可以觀照法國社會，同時也能讓我們從中觀照自己。(完)

受訪者簡介：

劉成富，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非洲大湖區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兼任江蘇省翻譯協會會長、中國法語教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翻譯協會副會長、中國非洲問題研究會副會長。出版專著4部、編著22部、譯著63部，發表論文196篇。代表性專著《20世紀法國“反文學”研究》《文化身份與現當代法國文學》。代表性譯著《消費社會》《科技智人》《金犀牛－中世紀非洲史》《20世紀哲學與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