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年話龍：魚龍舞，從舶來到傳統

“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寶馬雕車香滿路。鳳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這是南宋著名詞人辛棄疾的名作《青玉案（音如碗）·元夕》的上闋，描繪了元宵夜的熱鬧景象，其中“魚龍舞”，一般認為就是今天的舞龍。

舞龍是中國的傳統民俗文化活動，重大節日皆有，但最早的舞龍可能來自西域，舞的也不是龍，而是“含利之獸”，一種傳説中能吐金的瑞獸，又稱魚龍。東漢張衡在《西京賦》寫道“含利颬颬（音如瞎）”，“颬颬”指張口吐氣貌。從漢畫像磚上看，“含利之獸”分明長著馬頭，但有雙角。

直到辛棄疾時，舞龍仍稱“魚龍舞”，但在形式上，已與今天的舞龍區別不大。經近千年融合，“魚龍舞”逐漸本土化，少有人知它與西域的淵源。

到明清時，舞龍習俗遍及全國。《成都竹枝詞》中有：“元宵處處耍龍燈，舞爪張牙卻也能。”《達縣竹枝詞》稱：“上元燈火舞龍獅，鑼鼓喧闐爆竹隨。”相比之下，北京廟會多舞獅而少舞龍，因北京是都城，皇帝又是真龍天子，舞龍有大不敬之嫌，但在清宮，仍以舞龍為樂，乾隆寫詩稱：“軟節雖才過，韶春正好初。長筵列孫子，諸戲舞龍魚。”

舞龍是如何完成從舶來到本土轉化的呢？龍作為皇權的象徵，為何民間也可舞弄？值此龍年到來之際，鉤沉這段歷史以增趣，亦可證“文化在交流中才能發展，傳統在吸收中才能傳承”之理。

司馬遷做了不少鋪墊

秦漢前，龍是神獸，卻不專屬皇家。

在《呂氏春秋》中，介子推稱晉文公為“有龍于飛，周遍天下”，用龍代稱主君，但孔子也將老子比喻為龍。

最早將龍與帝王聯繫起來的是《史記》，稱：“秋（西元前221年），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

秦始皇稱“祖龍”為某先祖，而非自己；至於“今年祖龍死”，因山鬼只知一年事，不知明年如何，故未予重視。東漢末年學者蘇林注《史記》時，稱：“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皇也。”認為祖龍就是秦始皇，是首次被稱龍的帝王。

蘇林的理解或有誤，但司馬遷記此細節，有暗示“始皇即祖龍”之意，目的是給漢高祖劉邦圓謊。

劉邦出身低微，為奪天下，稱蛟龍與母劉媼交歡，生下自己。此説離奇，明顯抄襲自商、周、秦的創始説。商朝是簡狄吞玄鳥卵生下契（商的祖先），周是姜原踩巨人腳印而感孕生下稷（周的祖先），秦是女脩吞玄鳥卵生下大業（秦的祖先）。契、稷、大業均非帝王，他們的後代才成功，劉邦卻一代即稱尊，“短平快”到很難讓人相信不是編的。

為此，司馬遷做了不少鋪墊，比如在《史記·夏本紀》中，他稱堯也是龍生的，即“堯母曰慶都，觀河遇赤龍，晻（音如暗，意為太陽被雲層覆蓋）然陰風，感而有孕，十四月而生堯”。

土德還是火德？

在《史記》中，司馬遷共記123段龍的故事，且反覆渲染，比如稱劉邦相貌奇特，雲氣呈龍虎，靠斬蛇起家，劉邦的四兒子劉恒（即漢文帝）也是龍生的……這些內容多有人工操作的痕跡，且明顯受到陳涉的啟發。陳涉在魚肚中藏“陳勝王”的帛書，通過給自己“造神”，率先發動反秦起義，明代王世貞便指出：“陳涉之啟漢高。”

以司馬遷之智，為何信以為真？因為司馬遷陷入自身的認識短板——司馬家族自周代到漢武帝，代代皆太史官，這使他産生了繼承道統的緊迫感。

司馬遷説：“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他想成為周公、孔子之後的第三人，就必須闡發《春秋》義理，對孔子後幾百年的歷史予以梳理。

司馬遷深受《公羊》中“大一統”學説影響，而劉邦完成了“大一統”。可劉邦拋妻棄子、殺戮功臣、出賣老父，且謊言成堆、心胸狹隘，司馬遷也想不通，這麼一個流氓，為何能讓歷史回到正軌？通過“五德終始論”，司馬遷找到了答案——劉邦無私德，卻契合五行之德，為時勢所需要，所以被天命眷顧。

“五德終始論”帶來一個“理論問題”：秦是水德，土克水，漢朝應是土德；可漢朝建立時，認為秦朝太短，算不上一個朝代，漢直接繼承了周代的火德。

由此形成兩派：開國老臣多屬火德派，後輩則多屬土德派，兩派纏鬥不休，勢同冰炭。

“黃龍”現身補了漏洞

土德説更合理，卻與劉邦早年編的“創業神話”相悖——論五行，他應是黃帝子，非赤帝子；他不應斬白蛇，應斬黑蛇……可謊言已廣泛傳播，怎麼收回？

對現代人來説，相關爭論純屬無厘頭，但古人一切看天命。項羽兵敗垓下時，自殺前咬定“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

眼看“五德終始論”無法達成共識，沒想到，黃龍現身意外補上了BUG。

漢文帝時，神仙家公孫臣上書漢文帝，倡土德説，稱黃龍將出現，應改正朔、易服色，被開國老臣、火德派的張蒼斥為妄説，公孫臣遭罷免。沒想到，漢文帝十五年（前165年），有人在成紀（今屬甘肅省靜寧縣）看到黃龍，漢文帝立刻召回公孫臣，任他為博士。

第二年，漢文帝下詔：“有異物之神見於成紀，毋害於民，歲以有年。朕幾郊祀上帝諸神。”漢文帝此舉，目的是從開國老臣中奪回權力，但龍作為祥瑞，從此與國之大事的祭祀建立了緊密聯繫。漢武帝時，正式承認土德，“以正月為歲首，而色上黃，官名更印章以五字”。

黃龍現身呼應了劉邦的龍傳説，又契合“五德終始論”。

到三國時，曹丕稱帝的藉口是“黃龍見譙（今安徽省亳州市，曹操的老家）”，劉備稱帝的藉口是“黃龍見武陽（今四川省成都市）赤水”，孫權稱帝的藉口是“夏口、武昌（兩地皆屬今湖北省武漢市）並言黃龍鳳凰見”。

在《史記》的努力下，龍的地位陡升，沾上濃重的帝王色彩。晉代干寶在寫《搜神記》時，刻意貶低龍，筆下多是平民化的龍。帝王龍和平民龍，長期並存。

雩祭是“伴龍而舞”

在相當時期，龍被皇家徵用，但民間仍可用龍。

漢代視宇宙為四部：天上世界、仙人世界、人間世界、鬼魂世界。天上世界歸神住，上帝統領；仙人世界歸修煉成功者居住，西王母統領；人間世界即現實；鬼魂世界最低級。四世界互不通，龍可在其中穿梭。人去世後，靈魂乘龍才能入仙人世界，龍因而出現在各種祭祀中，或是舞龍的一個源頭。

舞龍另一可能的源頭，是求雨的雩祭。

商代已用龍求雨，甲骨文中有“十人又五□□龍□田，又雨”等卜辭，有學者認為，這15人即舞龍人員，可見商代已有舞龍。學者曾鳴在《漢代舞龍之證據再認識》中指出，此説無據。商朝雩祭常用人殉，即將巫師活活燒死，該記錄或指焚燒了15人。人殉殘忍，周以後改成暴曬巫師。

西漢經學大師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記錄了漢代雩祭方式，不同季節有區別：

春：“以甲乙日為大蒼龍一，長八丈，居中央；為小龍七，各長四丈，于東方皆東向，其間相去八尺。”

夏：“以丙丁日為大赤龍一，長七丈，居中央；又為小龍劉，各長三丈五尺，于南方皆南向，其間相去七尺。”

秋：“以庚辛日為大白龍一，長九丈，居中央；為小龍八，各長四丈五尺，于西方皆西向，相去九尺。”

冬：“以壬癸日為大黑龍一，長六丈，居中央又為小龍五，各長三丈，于北方皆北向，其間相去六尺。”

有學者誤稱這是最早的舞龍，因文中明確提到“舞龍”，但這些龍是“潔土結成”的土龍，拿不起來，雩祭之舞只能“伴龍而舞”，非舞龍。

“魚龍”為什麼更像馬

據學者黎國韜、龍賽州在《中國龍舞淵源新探》中鉤沉，舞龍應從西域來。

據《漢書·西域傳》：“孝武之世，圖制匈奴……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意思是，漢武帝時，為對付匈奴，與西域各國交好，大量西域“幻人”（魔術師）進入中原，他們善百戲（近於今雜技、馬戲），其中“漫衍”指巨獸表演，“魚龍”指一種叫“含利”的獸變成大魚，再變成龍的表演。

對於“魚龍”，唐人顏師古注解道：“魚龍者，為含利之獸，先戲于庭極，畢，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漱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八丈，出水敖戲于庭，炫耀日光。”

有趣的是，在山東沂南北寨村“將軍冢”出土的漢代樂舞百戲畫像石上，竟然發現“魚龍”戲的畫面。據崔忠清等編的《山東沂南漢墓畫像石》一書，釋讀為：“由兩個藝人套著魚狀假形扮演；地毯左面是一匹巨大的獸，尾向地毯方向，背上有一人持長竿站立；大魚和巨獸周圍尚有三人，手上均持有‘引龍珠’一類的道具。”與今天的舞龍區別不大，只是“魚龍”的“整體形狀如一匹駿馬，作奔騰狀；獸身上有翼並帶鱗紋”。

為什麼不像龍像馬呢？

學者黎國韜、龍賽州認為，既然“魚龍”戲來自西域，應受當地文化影響，當時匈奴、烏孫、大月氏等“皆事龍神”，他們理解的龍即如此形象，而上古時期中原的龍具“不定型、不專一化的特徵”，且馬與龍本相通，“龍翼而馬身”也是龍。

“魚龍”融入中國傳統

自漢武帝引入“魚龍”戲，它一直在中原流傳。

據學者曾鳴鉤沉，隋大業二年（606年），突厥啟民可汗來朝，隋煬帝“總追四方散樂，大集東都（即洛陽）”，特意安排了“魚龍”戲，“又有大鯨魚，噴霧翳日，倏忽化成黃龍，長七八丈，聳踴而出，名曰‘黃龍變’”。隱喻四夷朝拜中原，猶大魚“跳龍門”。

“魚龍”戲場面壯觀，“大鯨魚”應是道具，隋煬帝借此彰顯國力。

唐代“魚龍”戲和雩祭合併。據《通典》，唐代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時曾求雨：“春祭王城東門外，舞八丈大青龍，另有十條小青龍伴隨，由青衣少年持舞；夏祭王城南門外，舞七丈大赤龍和六條小龍，由紅衣成年人持舞；夏末祭舞五丈大黃龍和四條小黃龍，由黃衣成年人持舞；秋祭王城西門外，由白衣獨身漢持舞九丈大白龍和八條小白龍；冬祭王城北門外，由黑衣者舞六丈大黑龍和五條小黑龍。”

配色、大小龍配置等遵董仲舒之説，但已非土龍，而是可以舞的龍。

宋代“魚龍”戲仍流行，據南宋吳自牧的《夢粱錄》：“兼之水百戲，往來出入之勢，規模舞走，魚龍變化，奪真功藝如神。”而明代王稚登的《吳社編》稱：“優伶伎樂，粉墨綺縞，角抵魚龍之屬，繽紛陸離，靡不畢陳。”這時已無人知道，“魚龍”戲是舶來品，曾經的“幻化”已成“變化”，完全本土化了。

如今，舞龍已被公認為中華民族的傳統，它見證了前人“勇於吸收外來文化”的胸襟與魄力，在“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同時，越是世界的，也越會是民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