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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年話龍:魚龍舞,從舶來到傳統

發佈時間:2024-01-18 14:26:57 | 來源:北京晚報 | 作者:蔡輝 | 責任編輯:蘇向東

“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寶馬雕車香滿路。鳳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這是南宋著名詞人辛棄疾的名作《青玉案(音如碗)·元夕》的上闋,描繪了元宵夜的熱鬧景象,其中“魚龍舞”,一般認為就是今天的舞龍。

舞龍是中國的傳統民俗文化活動,重大節日皆有,但最早的舞龍可能來自西域,舞的也不是龍,而是“含利之獸”,一種傳説中能吐金的瑞獸,又稱魚龍。東漢張衡在《西京賦》寫道“含利颬颬(音如瞎)”,“颬颬”指張口吐氣貌。從漢畫像磚上看,“含利之獸”分明長著馬頭,但有雙角。

直到辛棄疾時,舞龍仍稱“魚龍舞”,但在形式上,已與今天的舞龍區別不大。經近千年融合,“魚龍舞”逐漸本土化,少有人知它與西域的淵源。

到明清時,舞龍習俗遍及全國。《成都竹枝詞》中有:“元宵處處耍龍燈,舞爪張牙卻也能。”《達縣竹枝詞》稱:“上元燈火舞龍獅,鑼鼓喧闐爆竹隨。”相比之下,北京廟會多舞獅而少舞龍,因北京是都城,皇帝又是真龍天子,舞龍有大不敬之嫌,但在清宮,仍以舞龍為樂,乾隆寫詩稱:“軟節雖才過,韶春正好初。長筵列孫子,諸戲舞龍魚。”

舞龍是如何完成從舶來到本土轉化的呢?龍作為皇權的象徵,為何民間也可舞弄?值此龍年到來之際,鉤沉這段歷史以增趣,亦可證“文化在交流中才能發展,傳統在吸收中才能傳承”之理。

司馬遷做了不少鋪墊

秦漢前,龍是神獸,卻不專屬皇家。

在《呂氏春秋》中,介子推稱晉文公為“有龍于飛,周遍天下”,用龍代稱主君,但孔子也將老子比喻為龍。

最早將龍與帝王聯繫起來的是《史記》,稱:“秋(西元前221年),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

秦始皇稱“祖龍”為某先祖,而非自己;至於“今年祖龍死”,因山鬼只知一年事,不知明年如何,故未予重視。東漢末年學者蘇林注《史記》時,稱:“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皇也。”認為祖龍就是秦始皇,是首次被稱龍的帝王。

蘇林的理解或有誤,但司馬遷記此細節,有暗示“始皇即祖龍”之意,目的是給漢高祖劉邦圓謊。

劉邦出身低微,為奪天下,稱蛟龍與母劉媼交歡,生下自己。此説離奇,明顯抄襲自商、周、秦的創始説。商朝是簡狄吞玄鳥卵生下契(商的祖先),周是姜原踩巨人腳印而感孕生下稷(周的祖先),秦是女脩吞玄鳥卵生下大業(秦的祖先)。契、稷、大業均非帝王,他們的後代才成功,劉邦卻一代即稱尊,“短平快”到很難讓人相信不是編的。

為此,司馬遷做了不少鋪墊,比如在《史記·夏本紀》中,他稱堯也是龍生的,即“堯母曰慶都,觀河遇赤龍,晻(音如暗,意為太陽被雲層覆蓋)然陰風,感而有孕,十四月而生堯”。

土德還是火德?

在《史記》中,司馬遷共記123段龍的故事,且反覆渲染,比如稱劉邦相貌奇特,雲氣呈龍虎,靠斬蛇起家,劉邦的四兒子劉恒(即漢文帝)也是龍生的……這些內容多有人工操作的痕跡,且明顯受到陳涉的啟發。陳涉在魚肚中藏“陳勝王”的帛書,通過給自己“造神”,率先發動反秦起義,明代王世貞便指出:“陳涉之啟漢高。”

以司馬遷之智,為何信以為真?因為司馬遷陷入自身的認識短板——司馬家族自周代到漢武帝,代代皆太史官,這使他産生了繼承道統的緊迫感。

司馬遷説:“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他想成為周公、孔子之後的第三人,就必須闡發《春秋》義理,對孔子後幾百年的歷史予以梳理。

司馬遷深受《公羊》中“大一統”學説影響,而劉邦完成了“大一統”。可劉邦拋妻棄子、殺戮功臣、出賣老父,且謊言成堆、心胸狹隘,司馬遷也想不通,這麼一個流氓,為何能讓歷史回到正軌?通過“五德終始論”,司馬遷找到了答案——劉邦無私德,卻契合五行之德,為時勢所需要,所以被天命眷顧。

“五德終始論”帶來一個“理論問題”:秦是水德,土克水,漢朝應是土德;可漢朝建立時,認為秦朝太短,算不上一個朝代,漢直接繼承了周代的火德。

由此形成兩派:開國老臣多屬火德派,後輩則多屬土德派,兩派纏鬥不休,勢同冰炭。

“黃龍”現身補了漏洞

土德説更合理,卻與劉邦早年編的“創業神話”相悖——論五行,他應是黃帝子,非赤帝子;他不應斬白蛇,應斬黑蛇……可謊言已廣泛傳播,怎麼收回?

對現代人來説,相關爭論純屬無厘頭,但古人一切看天命。項羽兵敗垓下時,自殺前咬定“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

眼看“五德終始論”無法達成共識,沒想到,黃龍現身意外補上了BUG。

漢文帝時,神仙家公孫臣上書漢文帝,倡土德説,稱黃龍將出現,應改正朔、易服色,被開國老臣、火德派的張蒼斥為妄説,公孫臣遭罷免。沒想到,漢文帝十五年(前165年),有人在成紀(今屬甘肅省靜寧縣)看到黃龍,漢文帝立刻召回公孫臣,任他為博士。

第二年,漢文帝下詔:“有異物之神見於成紀,毋害於民,歲以有年。朕幾郊祀上帝諸神。”漢文帝此舉,目的是從開國老臣中奪回權力,但龍作為祥瑞,從此與國之大事的祭祀建立了緊密聯繫。漢武帝時,正式承認土德,“以正月為歲首,而色上黃,官名更印章以五字”。

黃龍現身呼應了劉邦的龍傳説,又契合“五德終始論”。

到三國時,曹丕稱帝的藉口是“黃龍見譙(今安徽省亳州市,曹操的老家)”,劉備稱帝的藉口是“黃龍見武陽(今四川省成都市)赤水”,孫權稱帝的藉口是“夏口、武昌(兩地皆屬今湖北省武漢市)並言黃龍鳳凰見”。

在《史記》的努力下,龍的地位陡升,沾上濃重的帝王色彩。晉代干寶在寫《搜神記》時,刻意貶低龍,筆下多是平民化的龍。帝王龍和平民龍,長期並存。

雩祭是“伴龍而舞”

在相當時期,龍被皇家徵用,但民間仍可用龍。

漢代視宇宙為四部:天上世界、仙人世界、人間世界、鬼魂世界。天上世界歸神住,上帝統領;仙人世界歸修煉成功者居住,西王母統領;人間世界即現實;鬼魂世界最低級。四世界互不通,龍可在其中穿梭。人去世後,靈魂乘龍才能入仙人世界,龍因而出現在各種祭祀中,或是舞龍的一個源頭。

舞龍另一可能的源頭,是求雨的雩祭。

商代已用龍求雨,甲骨文中有“十人又五□□龍□田,又雨”等卜辭,有學者認為,這15人即舞龍人員,可見商代已有舞龍。學者曾鳴在《漢代舞龍之證據再認識》中指出,此説無據。商朝雩祭常用人殉,即將巫師活活燒死,該記錄或指焚燒了15人。人殉殘忍,周以後改成暴曬巫師。

西漢經學大師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記錄了漢代雩祭方式,不同季節有區別:

春:“以甲乙日為大蒼龍一,長八丈,居中央;為小龍七,各長四丈,于東方皆東向,其間相去八尺。”

夏:“以丙丁日為大赤龍一,長七丈,居中央;又為小龍劉,各長三丈五尺,于南方皆南向,其間相去七尺。”

秋:“以庚辛日為大白龍一,長九丈,居中央;為小龍八,各長四丈五尺,于西方皆西向,相去九尺。”

冬:“以壬癸日為大黑龍一,長六丈,居中央又為小龍五,各長三丈,于北方皆北向,其間相去六尺。”

有學者誤稱這是最早的舞龍,因文中明確提到“舞龍”,但這些龍是“潔土結成”的土龍,拿不起來,雩祭之舞只能“伴龍而舞”,非舞龍。

“魚龍”為什麼更像馬

據學者黎國韜、龍賽州在《中國龍舞淵源新探》中鉤沉,舞龍應從西域來。

據《漢書·西域傳》:“孝武之世,圖制匈奴……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意思是,漢武帝時,為對付匈奴,與西域各國交好,大量西域“幻人”(魔術師)進入中原,他們善百戲(近於今雜技、馬戲),其中“漫衍”指巨獸表演,“魚龍”指一種叫“含利”的獸變成大魚,再變成龍的表演。

對於“魚龍”,唐人顏師古注解道:“魚龍者,為含利之獸,先戲于庭極,畢,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漱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八丈,出水敖戲于庭,炫耀日光。”

有趣的是,在山東沂南北寨村“將軍冢”出土的漢代樂舞百戲畫像石上,竟然發現“魚龍”戲的畫面。據崔忠清等編的《山東沂南漢墓畫像石》一書,釋讀為:“由兩個藝人套著魚狀假形扮演;地毯左面是一匹巨大的獸,尾向地毯方向,背上有一人持長竿站立;大魚和巨獸周圍尚有三人,手上均持有‘引龍珠’一類的道具。”與今天的舞龍區別不大,只是“魚龍”的“整體形狀如一匹駿馬,作奔騰狀;獸身上有翼並帶鱗紋”。

為什麼不像龍像馬呢?

學者黎國韜、龍賽州認為,既然“魚龍”戲來自西域,應受當地文化影響,當時匈奴、烏孫、大月氏等“皆事龍神”,他們理解的龍即如此形象,而上古時期中原的龍具“不定型、不專一化的特徵”,且馬與龍本相通,“龍翼而馬身”也是龍。

“魚龍”融入中國傳統

自漢武帝引入“魚龍”戲,它一直在中原流傳。

據學者曾鳴鉤沉,隋大業二年(606年),突厥啟民可汗來朝,隋煬帝“總追四方散樂,大集東都(即洛陽)”,特意安排了“魚龍”戲,“又有大鯨魚,噴霧翳日,倏忽化成黃龍,長七八丈,聳踴而出,名曰‘黃龍變’”。隱喻四夷朝拜中原,猶大魚“跳龍門”。

“魚龍”戲場面壯觀,“大鯨魚”應是道具,隋煬帝借此彰顯國力。

唐代“魚龍”戲和雩祭合併。據《通典》,唐代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時曾求雨:“春祭王城東門外,舞八丈大青龍,另有十條小青龍伴隨,由青衣少年持舞;夏祭王城南門外,舞七丈大赤龍和六條小龍,由紅衣成年人持舞;夏末祭舞五丈大黃龍和四條小黃龍,由黃衣成年人持舞;秋祭王城西門外,由白衣獨身漢持舞九丈大白龍和八條小白龍;冬祭王城北門外,由黑衣者舞六丈大黑龍和五條小黑龍。”

配色、大小龍配置等遵董仲舒之説,但已非土龍,而是可以舞的龍。

宋代“魚龍”戲仍流行,據南宋吳自牧的《夢粱錄》:“兼之水百戲,往來出入之勢,規模舞走,魚龍變化,奪真功藝如神。”而明代王稚登的《吳社編》稱:“優伶伎樂,粉墨綺縞,角抵魚龍之屬,繽紛陸離,靡不畢陳。”這時已無人知道,“魚龍”戲是舶來品,曾經的“幻化”已成“變化”,完全本土化了。

如今,舞龍已被公認為中華民族的傳統,它見證了前人“勇於吸收外來文化”的胸襟與魄力,在“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同時,越是世界的,也越會是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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