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版本與文化價值談：經典源遠 義理流長

　　人民文學出版社整理本《三國演義》七十週年紀念版

　　劉玄德三顧草廬 陳全勝繪

　　美髯公千里走單騎（局部） 陳全勝繪

　　《三國志》 陳壽 著 中華書局

　　《三國演義》 羅貫中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版）

編者按  

 《三國演義》是長篇章回體小説的開山之作，也是中國古代歷史演義小説的代表作，問世以來被廣泛閱讀，對國人的文學素養、文化思維等方面産生了深遠影響。近來，新中國第一個《三國演義》整理本付梓70週年。《光明悅讀》邀請《三國演義》研究專家撰寫文章，梳理其版本源流，分享這一經典蘊藏的價值理念及其對當下的意義。

 “話説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相信讀者對這句話並不陌生。這句話，是長篇歷史小説《三國演義》的開頭，也開啟了《三國演義》對東漢之末至西晉之初百餘年間歷史風雲的描繪與演繹。筆者認為，《三國演義》的文學與文化地位傑出，它是學界公認的中國第一部長篇章回體歷史演義小説，也是這一類型作品的代表，其史料基礎與成書過程源遠流長。

壹

《三國演義》的史料基礎中，最重要的是西晉陳壽的《三國志》和南朝宋裴松之的《三國志》注。關於三國的故事，很早就以各種形式流傳，據學者考證，隋煬帝時已有劉備檀溪躍馬的水上雜戲，唐代有文獻記載民間説唱有“死諸葛走生仲達”的故事，還有學者常提到晚唐李商隱《驕兒詩》中“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的詩句。到宋代就更為豐富，《東京夢華錄》裏記載，北宋時的汴梁已經出現“説三分”的專家，叫霍四究。兩宋金元時期，三國故事是“講史”類説話藝術和各種劇本的重要題材。《三國演義》的成書，是經過民間集體如説唱藝人、“講史”藝人、雜劇和院本作者的世代累積，加上文人整理創作而成的。

據學者考察，元代初年有《三分事略》刊刻，可能是宋人説話的底本。保存至今最早的一部三國題材平話小説，是元代刊刻的《全相三國志平話》，這部平話是初具規模的民間三國故事寫定本，其文本已經出現“尊劉貶曹”的傾向。

到了明代嘉靖元年，也就是1522年，《三國志通俗演義》刊刻而成，題“晉平陽侯陳壽史傳，後學羅貫中編次”，這就是後來《三國演義》各種版本的祖本，羅貫中的署名也由此而來。學者一般認為，羅貫中在之前民間傳説及民間藝人創作的話本、戲曲劇本等基礎上，運用《三國志》和《三國志》注等史料，結合他的創作，完成了這部《三國志通俗演義》，也經常被稱為《三國志演義》或《三國演義》。

《三國演義》的版本比較複雜，現存最早的刻本即是上文所述嘉靖元年刊行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學界稱嘉靖壬午本。卷首張尚德撰《〈三國志通俗演義〉引》中有“簡帙浩瀚，善本甚艱，請壽諸梓，公之四方可乎”數語，可知此本為最早刊本。一般認為，此版本最接近羅貫中原著。此刻本，也開啟了嘉靖本流行期——自嘉靖元年(1522年)至萬曆十九年(1591年)，約70年時間。

明萬曆十九年，出現了周曰校刊本，其文字內容與嘉靖本基本一致，但也增添了一些情節，如羊祜、陸抗的戍邊佳話，曹叡、滿寵兵救合肥，霍弋堅守不肯投降等。隨著明代出版業的興旺，為適應各層次讀者需求，萬曆時期在金陵與福建等地涌現出一大批《三國演義》的家刻與坊刻本，其傳播進入到眾版本並行期。這些刻本，大致可分為兩個系統：《三國志通俗演義》系統和《三國志傳》系統。前者主要有周曰校刊本、夷白堂刊本、夏振宇刊本等。其共同特點是：內容與嘉靖本有淵源關係；羅貫中姓名前均有“後學”二字；都分為二百四十則，每則有單句的題目，均為整齊的七字句式；書名均有“通俗”字樣；書中新增插圖多達240幅。後者主要有餘象鬥刊本、葉逢春本、湯賓尹本等，其共同特點是：不同程度地寫有來自民間傳説的嘉靖本沒有的關索的故事；增加有文人批評；文字較為粗蕪簡略；每則題目字數參差不齊，有六、七、八、九、十字等句式。

在明末，與上述版本並行流傳的還有李卓吾評本，其特點是不分卷，將二百四十則合併成一百二十回，每回有不對偶的雙句回目，這使《三國演義》處在了中國章回小説文體發展的轉捩點位置，在版本演變中佔有承前啟後的特殊地位。

清初出現的毛評本，是由毛綸、毛宗崗父子共同完成的，完成時間當在康熙五年(1666年)之前，今存毛評本以康熙十八年(1679年)李漁為之撰序的醉耕堂刊本為最早。毛評本是以李卓吾評本為基礎評改的，故也應屬於《三國志通俗演義》系統，但因其改動較大，已與明代兩大系統呈鼎足而立之勢。毛評本其實是對前代版本演變的全面整理與總結，揭開了《三國演義》版本演變的新篇章。毛評本問世後，其他版本逐漸失去讀者，毛評本遂成為清代以來傳播最廣的版本。毛氏所做的工作，包括評點與修改兩大方面。毛宗崗在卷首所載的《三國志演義凡例》中，對其修改意圖從十個方面進行了説明，從中可見其改、增、削、換、修等大小“手術”情況。

貳

1953年11月，人民文學出版社以副牌“作家出版社”的名義出版《三國演義》校勘、標點、註釋的排印本，此本以毛評本為底本，是新中國第一個《三國演義》整理本。1955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在第一版基礎上進行重新整理、修訂，出版修訂版。197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再度組織人力對《三國演義》進行了修訂整理，推出第三版。201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組織專業力量，再次對《三國演義》校注本全面修訂，推出了第四版。立足《三國演義》版本史層面觀照，嘉靖本流行期約70年，明代眾版本並行期約80年，毛評本出現至人文版付梓（1953年）是270年。

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的版本雖然屬於毛評本，但也已經過當代專家的校勘、標點、註釋、整理，既是毛評本生命力的延續，也是版本演變史上新的重要一環，故可稱之為“人文本《三國演義》”。此本是當今發行數量最多、影響最大、最受歡迎的版本。可以預見，今後仍將是最受歡迎的版本，其對青年學子影響深且巨焉。

從內容方面説，人文本經過70年間的四次修訂，改正了毛評本的一些錯誤。從形式説，橫排版、簡化字更適宜閱讀。再加上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紮實耕耘，青年學子閱讀《三國演義》大概率會首選人文本。

毛評本與嘉靖本孰優孰劣，目前仍然是有爭議的學術問題。筆者認為：毛本作為一種修改本，總體上可曰功大於過。這可從三個層面分別言之。從思想內涵角度，毛氏在全書卷首所加的一段議論“推其致亂之由，殆始於桓、靈二帝，桓帝禁錮善類，崇信宦官，及桓帝崩，靈帝即位……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亂，盜賊蜂起。”這就揭示出天下大亂的根本原因在於封建皇帝的昏庸，其批判的尖銳性與表述的明確性皆優於嘉靖本的開頭。從人物塑造方面看，毛氏刪除了那些使人物性格矛盾、呈現分裂狀態的描述，如諸葛亮南征時遇啞泉就“要投崖覓死”，聞司馬懿復職便“頓手跌足，不知所措”等描寫。從語言文字表達水準來品評，毛氏的修改更為精練順暢，如嘉靖本卷八《孔明遺計救劉琦》一則中，孔明引“驪姬害申生”的典故長達二百五十余字，頗顯煩冗，毛氏改成“公子豈不聞申生、重耳之事乎?”意到而文省，令人頗覺直接痛快。再如刪去嘉靖本中“俚鄙可笑”的詩詞，將回目改為對偶句，完成了中國章回小説形式演化的最後一環。

當然也應指出，毛評本體現于修改中的所謂封建正統的思想有所加強。嘉靖本中，羅貫中通過王允、薛綜、諸葛亮、張松、華歆等人物之口，六次説出“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毛宗崗則全部刪除。這應該是迫於封建專制強化與文化高壓政策的思想退步。毛評本將“魏王上書三辭”改為“曹操假意上書三辭”，以及“阿瞞”“國賊”等一系列標示毛氏主觀貶曹傾向言辭的增加，在筆者看來，也屬於畫蛇添足。恩格斯在《致明娜·考茨基》中指出，傾向應當從場面和情節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而無須特別把它指點出來。這是符合文學創作規律的精闢論斷，毛評本這種做法顯然有違此規律。還有嘉靖本寫司馬懿見孔明雕像，以為“孔明尚在”“縱馬奔走五十余裏”“喘息半晌，神色方定”。這是以仲達的怯懦反襯孔明的智勇，恰到好處。毛評本於此增加一個細節：“懿用手摸頭曰：‘我有頭否?’”筆者以為，這便過於誇張了，造成了藝術分寸把握的失誤，客觀效果與主觀意願相違。

參

誕生於數百年前的文學作品，為何當下仍受到讀者喜愛，仍具有非凡的閱讀價值？

筆者以為，這與《三國演義》蘊藏的義理有關，主要體現在“仁”和“義”兩個方面。

“仁”的思想來源於孔子的“仁者愛人”，體現在劉備等形象的塑造當中。劉備既是仁人，也是仁兄，更是仁君。仁人，體現在的盧馬事件上，他未聽從單福“利己妨人”的建議，説明他是仁人。仁兄，則體現在他對關羽、張飛的態度上。張飛違背劉備囑託，因酒醉失去徐州，劉備非但無責備之語，反而寬慰張飛，真是仁至義盡，人不可及。仁君，則主要體現在愛民上，這從“新野牧，劉皇叔；自到此，民豐足”的民謠中即可見一斑。

劉備這種仁政思想應是羅貫中社會理想的具象化，其人文精神在今天仍然具有價值。從仁學角度重新觀照《三國演義》“擁劉反曹”主題，仍然是有道理的。當然，我們不能停留在表面意義的理解，還要深究為什麼擁劉？為什麼反曹？關鍵就在於劉備的“仁”。老百姓需要這樣的仁人來為他們謀幸福，實現其國泰民安的夢想。而曹操則相反，劉備自言曰：“吾以仁，操以暴。”仁與暴，善惡分明。這還要溯源於陳壽筆下，其劉備形象大好于曹操，因此羅貫中才在眾多古代帝王中優選劉備來寄託他的仁政理想。

“義”，主要體現在關羽等形象的塑造上。“義者宜也”，關羽形象被羅貫中塑造成義薄雲天的典型而大加讚揚。魯迅先生認為《三國演義》中劉備形象和諸葛亮形象的塑造“亦頗有失”，而對關羽形象的塑造則大加讚賞：“惟于關羽，特多好語，義勇之概，時時如見矣。”（《中國小説史略》）可見羅貫中和魯迅最喜歡的人物皆為關羽。關羽的義，不僅體現在對劉備、張飛、諸葛亮、趙雲等蜀國人士的關照方面，還體現在對“敵方”如曹操的體諒上。羅貫中巧妙地把歷史記載中“曹公禽羽以歸，拜為偏將軍，禮之甚厚”的事件，改編為關羽為遵守桃園結義的誓言，為保護二嫂而暫歸曹營，還加上“降漢不降曹”的首要條件，這是非常高明的。而放曹又與歸曹有前後的邏輯聯繫，關羽認為放曹符合“義”的行為。羅貫中對放曹也是讚美的，譽之為“義釋曹操”，豐富並強化了其“義”的內涵。

關羽的“義”與其“勇”相互襯托，相得益彰，“義”使其勇增值為神勇。他的義勇和性格的剛傲，相互化合，使關羽成為千古以來英雄的化身。

仔細溯源能發現，關羽形象有一個漫長的積累、提升過程。在陳壽筆下，關羽就是一位“有國士之風”的義士，且是能敵萬人的“虎臣”，還有“剛而自矜”的個性特徵。到了關漢卿《單刀會》中，關羽形象有整體的提升——關羽自道“我是三國英雄關雲長，端的是豪氣有三千丈。”在這種自信、自豪中，關羽的“義”具有了民族大義。關羽斬顏良，在《三國志·關羽傳》中被記錄為：“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于萬眾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在正史中，關羽的英雄氣概就已超過袁紹諸將，有了勢不可擋的神韻，到了關漢卿筆下，更昇華為“他去那百萬軍中，他將那首級輕梟”（第一折〔鵲踏枝〕）。由“萬眾”到“百萬軍”，足足增長了一百倍。一個“輕”字，活現了關羽戰眾人的輕鬆自如，又大大地強化了其威力。羅貫中汲取了關漢卿筆下關羽形象的義、勇、剛、傲等性格元素，使他于各個方面都有提升，從而熔鑄成千古義勇、“絕倫逸群”的男子漢大丈夫典範。

關於曹操的評價，近年來出現了新傾向。在筆者為本科生開設“明清小説研究”課程時，有不少學生在開課之前表示喜歡曹操，欣賞他功成業就的一面。這説明，部分學生過分強調成功的影響，而忽略淡化了人的品性。筆者認為，相較而言，成人應是成功的前提。我們在弘揚《三國演義》文化價值的過程中，應注重持守正義與正道，弘揚其人文精神。

當然，筆者也並非説曹操一無是處，曹操作為《三國演義》中傑出英雄之一，確實也有過人之處。除世人在道德層面評價他“姦”之外，他還有才能層面的“雄”，不能片面論之。他的倫理觀念，可從不做皇帝這一點申説。從客觀方面來看，曹操固然會考慮條件不具備、擔心成為眾矢之的等因素，如曹操認為孫權勸其“早正大位”，是“欲使吾居爐火上”。筆者在此，擬從主觀方面補充一點：曹操還是有政治底線的。他以主觀理性勉力抵禦皇權誘惑，直至人生終點未做篡臣，蓋棺論定。毛宗崗評曰：“曹操不自為之，而使其子為之，則莽拙而操巧也。”筆者認為，在才華與治理能力方面，曹操與王莽判若雲泥，二者不能簡單化地歸為“拙”與“巧”之別。曹丕採用禪讓的方式篡漢，也不能説沒有其父的影響。儘管禪讓只是形式，但披上文明外衣，總比揮刀弒君好得多。漢獻帝受盡委屈，最終得以善終，大概可視為歷史風雲中尚算文明的一例吧。

 （作者：關四平，係中國三國演義學會會長、哈爾濱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