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發佈6項重要考古成果

中國網北京12月25日訊 （記者 秦金月）12月22日，“考古北京（2023）——北京市最新考古研究成果發佈會”舉辦。

活動中，來自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和北京大學、故宮博物院的六位研究人員分別就新宮遺址、琉璃河遺址、金中都遺址、北京長城考古、故宮造辦處考古、“樣式雷”家族墓地等取得的研究成果做了發佈。

今年，北京市積極圍繞“一軸一城、兩園三帶、一區一中心”重點任務，在新宮、琉璃河、金中都、北京長城、故宮、“樣式雷”家族墓地等大遺址考古方面開展了系列考古工作，在考古成果出版及多學科綜合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是深入闡釋“城之源”“都之源”和豐臺曆史文化、長城文化帶的重要內容。

新宮遺址

新宮遺址位於豐台區南苑街道，遺址現存範圍約45000平方米，已發掘面積約16000平方米，發現不同時期遺跡單位800余處。該遺址主體年代相當於夏商時期，除了以雙環壕、古河道、墓地為核心的聚落外，還發現有晚商、西周時期的墓葬、灰坑，戰國秦漢時期的墓葬、灰溝，遼金、明清時期的道路等遺跡。

該遺址是京津冀地區首次發現的該時期功能、佈局結構較為完整的遺址，其性質可能與祭祀有關。特別是發現同時期的墓地，出土陶器、石器、金器、銅器、玉器、骨器等大量的珍貴文物，填補了北京城區夏商階段歷史文化面貌的空白，是一處體現多元一體文化融合現象的典範。既包含土著文化雪山三期、塔照類型、張營類型等多種文化因素，又受到北方夏家店下層文化和中原二里頭、二里崗等文化元素的影響。

該遺址發現的晚商、西周文化為厘清學界論證的圍坊三期、張家園上層文化及燕文化在北京地區的存續與發展演變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

靴形足彩繪陶尊（北京市文物局供圖）

金耳飾、綠松石串珠、紅瑪瑙珠（北京市文物局供圖）

琉璃河遺址DNA研究 

來自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寧超研究員分享了他關於琉璃河墓葬出土人骨DNA分析的研究成果，通過高解析度古DNA親緣關係鑒定技術，重建了琉璃河遺址出土人骨的家族樹，與考古學證據深度融合，為理解西周燕國古代人群的埋葬方式、婚配策略以及潛在的社會組織結構提供重要的科學依據。

金中都城墻遺址考古研究

北京870年的建都史始於金中都。金中都不僅開啟了北京作為統一多民族國家首都的輝煌歷程，同時也是金朝歷史上最為重要、歷時最長的都城。2019-2020年對豐台區萬泉寺、高樓村兩處城墻遺址的考古發掘，完整揭露了金中都外城墻、馬面、護城河等防禦體系。

由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編著、科學出版社2023年出版發行的《金中都（2019~2020）城墻遺址考古發掘報告》是對本次考古工作成果的呈現。這是有關金中都城址的第一本正式的考古發掘報告，是《金中都考古》系列報告的第一本，著重回答了有關金中都城的幾個問題，即金中都城是如何營建的？金中都外城是如何防禦的？金中都城有著怎樣的前世今生？又有著怎樣的城市特色和歷史地位？等。

考古研究表明，金中都外城墻是在唐、遼時期地層上直接平地起建的，底部沒有明顯的基槽。但是在夯土墻體最下部有平整地層的夯土墊層，並且發現了用純凈黃沙土鋪墊的痕跡。這一特徵不同於同時期的遼上京與金上京，可能與當地土質較為緻密黏重、金中都城修建的時間緊迫等因素有關。結合文獻，金中都外城的營建時間主要集中在天德三年，也即西元1151年，史料中見有“詔廣燕城”“廣燕京城”“天德三年作新大邑，燕城之南廣斥三里”等記載。綜合史料與考古跡象的分析，初步認為外城的營建大約持續了五年左右的時間，直到貞元三年（西元1155）才完成。本次發現的金中都城墻基部寬24米，根據中國古代都城城墻的結構比例，測算當時金中都外城墻高約16米，宏大巍峨。金中都城墻是土城墻，為了使其更加堅固，古人用夯頭等工具對土墻進行逐層夯打，從而形成夯層和夯窩，本次考古發現的城墻夯層厚5-15釐米，夯窩直徑2-13釐米，排列平整有序。

此次考古發掘的馬面遺跡是金中都考古的首次發現。馬面又稱墩臺，是凸出於城墻墻體外的一種防禦設施，可供三面攻敵，有效消除城墻防衛死角。本次發現的馬面遺跡平面呈圓角梯形，週邊有包磚溝。這一特徵不同於北方地區遼金時期一般城址常見的半圓形結構，而是面寬較大，更利於城墻的作戰與防守。

護城河遺跡位於西城墻外17米，寬66米，與城墻、馬面等共同構成了金中都城尤為強大的軍事城防體系。在護城河岸邊發現的石礌等遺物為當年的作戰場景提供了想像空間，為研究金中都的對外禦敵方式、軍事發展狀況等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城高池闊”的防禦特點，體現了隨著火炮等作戰技術的應用，城市防禦半徑的需求提高，中國古代城市防禦理念正在由“城高池深”悄然發生改變。而金中都正是處於這樣一個防禦理念轉變的過渡階段。

整體看，金中都城是以北宋東京城為藍本，在遼南京的基礎上向東、西、南三面擴展而成的一座都城，大致呈外城、皇城和宮城相套的模式，以大安殿為核心，形成一條南北貫通的中軸線，兩側建築對稱分佈，這是北京作為都城最早的一條中軸線。金中都城正處於從封閉式裏坊向開放式街巷過渡的重要階段，在中國古代都城發展史上佔有重要的歷史地位。

《金中都（2019~2020）城墻遺址考古發掘報告》出版發行（北京市文物局供圖）

南城墻遺跡平面（北京市文物局供圖）

南城墻遺跡剖面（北京市文物局供圖）

北京長城考古研究

長城是我國重要的地理和文化標識。北京市市域內的長城始建於北齊，大規模修建於明代，從東到西橫跨平谷、密雲、懷柔、延慶、昌平、門頭溝區六個區，全長520.77公里。

由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編著、科學出版社2023年出版的《北京長城考古（一）》收錄了2018-2022年期間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為配合長城保護修繕工程而實施的長城考古工作成果，具體包括延慶區岔道城城墻及墩臺遺址、南寨坡城址、柳溝城遺址、柳溝西山長城及墩臺遺址、大莊科長城遺址；昌平區南口城、上關城墩臺遺址共計6處長城點段。

通過研究，首先明確了長城建築規制、工程作法與病害等基礎資訊，為全面、系統、科學的制定長城保護方案提供了基礎材料和理論支撐。其次深入發掘、豐富了長城文化內涵，再現了邊疆社會的歷史場景，彌補了文獻記載的缺失。最後，作為考古學界首部明長城考古發掘專題報告，展示了長城保護修繕前考古工作的重要作用與意義，具有一定的宣傳和示範效應。

《北京長城考古（一）》（北京市文物局供圖）

延慶岔道城翼城及護城墩發掘後（北京市文物局供圖）

南寨坡城址發掘後（北京市文物局供圖）

“樣式雷”家族墓地

樣式雷是對清代皇家建築總設計師雷氏家族的尊稱。圓明園、頤和園、承德避暑山莊、皇陵等在內的很多皇家建築都是由樣式雷家族設計的。其中的很多建築現今都已被列世界文化遺産，留下的建築圖紙（地盤樣、立面圖、平面圖、內驗裝修圖等）、燙樣（建築模型）等也于2007年被列為世界記憶遺産項目。

2023年10-11月，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對一處清代墓地進行了詳細的現場勘測工作，發現古代墓葬29座，可分為兩處家族墓地。根據地望和墓葬分佈情況，結合歷史圖檔及早年調查資料，初步判斷可能是清代雷氏家族墓地。

本次考古發現是研究清代雷氏家族墓地地望、佈局及歷史的實證，為後續的保護規劃和展示等提供了科學依據。

故宮造辦處遺址考古研究

清宮造辦處是清代紫禁城內製造皇家御用器物的專門機構。清初先設于養心殿，後挪于故宮外朝西路內務府以北、右翼門外西北，慈寧宮東南區域，稱為內務府造辦處，一直沿用至清末。造辦處為宮中專司內廷交辦承造各種器皿之處，下設館、處、作、廠等諸多作坊，被稱為“百工坊”。清宮造辦處匯集了清代國家最優秀的能工巧匠，代表了當時中國工藝技術的最高水準。但其位置在明代的記載闕如，性質不詳。

2020年底至今，為了配合故宮造辦處舊址環境整治工程，故宮考古研究所、故宮博物院考古部持續對造辦處舊址進行了全面系統的考古發掘和研究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收穫。其中最重要的是確認造辦處舊址為故宮內又一處元、明、清三代宮殿建築層層疊壓打破的“三疊層”遺跡。發掘清理出了元、明、清各時期性質規模、工藝技術不同的建築基址以及院落墻基、地面道路、排水系統、灶、灰坑等豐富遺跡現象，出土了元、明、清不同時期磚、瓦、石建築構件，以及陶、瓷、玉、銅、鐵、玻璃、骨等質地豐富的各類遺物。

造辦處遺址發掘後（北京市文物局供圖）

明初建築基址磚砌磉墩一角及四週的碎磚夯土層（北京市文物局供圖）

清代造辦處遺址出土的玉器（北京市文物局供圖）

元代遺跡中出土的金元時期風格的瓦件（北京市文物局供圖）

故宮造辦處遺址是迄今為止紫禁城內發現面積最大、遺跡類型最多樣、時代序列最完整的遺址區，是近年來紫禁城考古的重大收穫，也是紫禁城古今重疊型建築考古的最重要實證。其考古發掘成果對認識元大內、明代紫禁城的營建改造以及清宮造辦處的歷史興衰和生産生活提供了重要線索和科學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