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考古新發現探秘之二｜舊新石器過渡時期古人如何生活？

國內出土早期陶片數量最多的遺址、填補了山東地區史前考古的關鍵缺環、國內進行紅燒土大面積揭露並從考古學角度進行研究的首個案例……山東臨淄趙家徐姚遺址近日入選2022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趙家徐姚遺址地處海岱腹地，位於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區東部，南距淄河1.2公里，東距後李遺址4.2公里，屬魯中泰沂山地向魯北沖積平原過渡地帶。

圖為山東趙家徐姚遺址出土的穿孔陶片。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業內人士認為，趙家徐姚遺址保存完整、遺物豐富、性質明確、年代關鍵，是華北地區乃至國內舊新石器過渡階段的重大考古發現，對於認識當時的社會組織形態和人類生業模式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回想起來，趙家徐姚遺址的發現真是一波三折。”談起趙家徐姚遺址發掘背後的故事和發掘的重大意義，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館員、趙家徐姚遺址發掘領隊趙益超不禁感慨道。

2021年10月，本著“先考古、後出讓”的土地政策，趙益超帶領發掘團隊來到臨淄區趙家徐姚遺址進行戰國-漢代的墓葬發掘工作，該項目佔地約4萬平方米，共有墓葬1300余座。

發掘過程中，考古隊員在6米至10米深的墓壁剖面上發現了數層紅燒土堆積。由於其深度遠深于後李遺址（距今8000年左右）所在的古土壤層，趙益超意識到紅燒土的埋藏年代應該會很早，立即選取了兩份炭樣送至實驗室進行碳14測年。

“當距今1.1萬年與1.5萬年的檢測結果一齣來，整個考古隊都非常興奮。”趙益超説，因為這一時期處於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的重大歷史變革期，如果能發掘出明確的人類遺存，將填補山東地區史前考古的關鍵缺環。

伴隨希望而來的是對全體考古隊員耐心和信心的考驗。回想起當時的情景，趙益超説：“我們以地層剖面出現的紅燒土為中心進行解剖發掘，最開始的發掘並沒有發現明確的人類遺物，大家感到很困惑，直到發掘出陶片我們的心才安定下來。”

圖為山東趙家徐姚遺址內出土的部分陶塑。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經過考古人員的全面發掘，這個核心區域總面積約400平方米、平面近圓形的遺址逐漸露出原貌，出土遺物以動物骨骼、陶片、陶塑為主，還有少量的石製品和蚌殼製品，總量達1000余件，其中包括100余件陶塑製品。

“出土的陶片質地均勻、器型規整，胎土摻雜著植物莖稈，屬於典型的夾炭陶工藝，説明當時的制陶工藝已經相對成熟。”趙益超説。

通過發掘和分析，趙益超等人認為趙家徐姚遺址是國內出土早期陶片數量最多的遺址，充分反映了制陶工藝的技術成就，加深了對該時期陶器的認識，為國際上更深刻理解陶器起源提供了重要材料。

同時，遺址內還出土了大量動物骨骼，其中以環頸雉等鳥類和鹿類為主。“一些鹿類和鳥類的骨骼表面存在切割等痕跡，説明這一區域古人類的肉食消費以鳥類和鹿類為主。”趙益超説。

此外，趙家徐姚遺址考古發掘中對紅燒土堆積的發掘與研究，擴充了考古學研究的廣度和深度，作為國內進行紅燒土大面積揭露並從考古學角度進行研究的首個案例，也為世界範圍內同時期考古工作提供了嶄新材料。

圖為山東趙家徐姚遺址發掘區內的紅燒土堆積。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

趙家徐姚考古發掘團隊在發掘過程中，圍繞區域地貌演變與氣候變化、遺址周邊景觀重建、堆積形成過程、遺物埋藏環境等問題進行了多學科考古研究，從年代、沉積、植被、氣候等多個角度探討以趙家徐姚遺址為中心的舊新石器過渡時期的人地互動機制。

“從紅燒土可以推測，古人通過火燒來驅趕獲得獵物，也可以利用燒荒進行耕作。”趙益超解釋，借助火燒的力量改善自然條件，是古人一種常用的做法，而這正是從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的重要標誌，意味著農業文明的興起。

“綜合這些因素來看，以趙家徐姚遺址為代表的人群處於農業起源的早期階段，對於從過程角度理解和研究中國北方農業起源具有獨特意義，也能進一步明確山東地區在中國農業起源中的地位和獨特貢獻。”趙益超説。

記者：孫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