滄桑五千年，中國如何成長為統一多民族國家？

中新社北京4月17日電 題：滄桑五千年，中國如何成長為統一多民族國家？

——專訪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李治安

中新社記者 邢利宇

一首歌謠道：長江黃河萬里長，長城內外是故鄉。

東亞大陸的黃河、長江流域與塞外大漠，正是中華文明生生不息、輝煌五千多年的疆土故園。歷經五千年滄桑，中國如何成長髮展為統一多民族國家？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李治安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分析總結了中華文明多元融匯與統一多民族國家成長髮展的基本軌跡，並解答了相關問題。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能否介紹一下統一多民族國家成長髮展的地理淵源和文明根基？

李治安：五千年來，無論是族群範疇的中華民族，還是文明綜合體範疇的中華文明，所呈現“多元一體格局”都離不開東亞大陸的地理淵源及其子文明分野。

從新石器時代開始，中華文明大體步入種植族群和遊牧族群的長期並存。後依據棲息地不同自然條件及傳統，兩大族群又呈現地域上的分離。《遼史·營衛志中》雲：“長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宮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間，多寒多風，畜牧畋漁以食，皮毛以衣，轉徙隨時，車馬為家。此天時地利所以限南北也。”長城內外農耕民與遊牧民及其不同生活方式的世代並存，無疑是中華文明特色之一。

縱覽五千多年的中華文明，“共時性”地存在若干個地域子文明板塊：若依文明屬性，可概分為遊牧文明和農耕文明兩大板塊；即使在長城以南農耕文明內部也存在東部與西部，中原與江南等若干分野。早在漢武帝時代，黃河中下游與長江中下游範圍內業已形成關中、巴蜀、三河、燕趙、齊魯、西楚、東楚、南楚等地緣經濟區。而後，中原、關隴、海岱、江南、塞外等地域都曾為中華文明的持續繁榮發揮了無可替代的歷史作用。近兩千年來，它們又逐漸整合演化為社會經濟、民族文化等頗有差異的黃河中下游、長江中下游、塞外大漠等三大地域子文明板塊。這大致是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文明根基。

中新社記者：兩千年來，黃河、長江和塞外三大子文明板塊之間是如何互動發展的？

李治安：由於長城內外農耕文化和遊牧文化的長期並存互動，東漢以降，南北地域族群的互動發展，取代傅斯年先生所説的夷夏東西博弈，上升為中華地域子文明相互關係的“主旋律”。

首次南北互動整合發生在南北朝隋唐。隋唐曾實施“南朝”體制與“北朝”體制的整合，中唐以後總體上向“南朝化”過渡。

元統一後蒙古草原制度與金朝後期漢法制度混合體的“北制”，更是充當元帝國的制度本位，元朝社會經濟整體上的發展進步，“唐宋變革”成果在元明的延伸，都有賴於國家統一條件下南制、北制因素的博弈整合。由於北制因素過分強大，元朝總體上是北制佔上風。

明前期曾自覺不自覺地繼承了頗多的元朝制度。包括軍戶、匠籍在內的“配戶當差”戶役法，行省三司制，宗室分封及誅殺“廷杖”士大夫等，都能看到元制或北制的影子。明後期重在革除徭役的“一條鞭法”，應是南、北制因素再整合的成果，堪稱南制因素壓倒北制的“里程碑”。

5世紀以後的江南，逐漸成為中國經濟重心和文化主脈所在，成為“富民”和農商並重秩序成長的“風水寶地”。尤其是宋元明清的江南代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趨勢，依然是統一國家的條件下南北博弈整合中新興動力的淵藪。在唐宋前後南北地域差異的博弈整合中，承載著中國經濟重心及文化精英的江南地區的角色及能動功用，至為關鍵。大運河也生逢其時，溝通南北水系交通，適應政治上北支配南、經濟上北依賴南的錯位需要，充任了南方在經濟文化上帶動、輻射北方，進而推進全國社會經濟整合發展的特有通道。

中新社記者：與上述地域子文明相關聯的民族交融匯合，在統一多民族國家發展歷程中發揮了哪些作用？

李治安：回溯五千多年的中華文明，“歷時性”地呈現先秦、秦漢魏晉、晚唐宋元和明末到近代四次民族大融合。四次民族大融合期間幾乎都曾有一段政權割據、族群紛爭或交融，之後才是政治大一統及若干子文明的相應整合。

上述四次民族大融合與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發展進程的背後，當然是生産力、生産關係、階級鬥爭、民族矛盾、地理環境、思想文化及領袖人物諸因素的合力作用。其中，社會經濟和民族融匯是決定性因素，是文明發展的兩條或有交織的基本線索。

五千多年中華文明的基本面貌和走向，大抵是由社會經濟和民族融匯二主線因素來支配、塑造的。與此相關聯，中華文明的長期繁榮發展很大程度上又需依賴於若干地域子文明間的碰撞與整合。它們不平衡發展的累積性影響和連續的相互作用導致了社會幾乎所有方面的根本性變化。可以説，政權分裂和民族融匯是我們統一多民族國家成長中的過渡路徑，大一統則是它的昇華趨勢和發展成果。前者凸顯經濟、文化和民族的多元或不平衡，後者又顯示中華文明在多元融匯基礎上的政治總體走向。

中新社記者：歷史上各民族的融匯發展，為中國成長為統一多民族國家發揮了哪些作用？

李治安：棲息在黃河中下游和長江中下游的漢族，最初是由中原不同族群融合而成，相沿使用華夏、秦人、漢人、唐人等稱謂。漢族人數最多，農耕生産經驗最成熟，對北方等周邊民族似有著強烈的吸引力。匈奴、烏桓、鮮卑、柔然、突厥、回鶻、吐蕃、契丹、党項、女真、蒙古等先後棲息在塞外大漠等高寒乾燥或半乾燥地帶，主要依賴遊牧及狩獵為生，皆對邊疆的開發、守護和中華文明多元繁榮，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歷史上各民族之間既有和平交往，也有軍事戰爭，彼此依存、相互吸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脈交融，聯繫越來越密切，逐漸形成強大的內聚傾向及近古漢、蒙、滿輪流為天下主。

13世紀以後，這個統一多民族國家曾經歷一場包括基本疆域、族群成分、文化基因及政策機制等內容的巨變——從秦漢式郡縣制一統邁向元明清華夷一統。此種巨變演進，實乃兩千年來長城內外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碰撞互動、族群文化博弈整合等交互作用的結果，同時也是中近古漢族和各民族攜手推動統一多民族國家發展的歷史潮流。

由於元明清華夷一統囊括中土和塞外，中國版圖由“小”變“大”，多民族統一國家、中華文明子文明結構和傳統王朝序列等皆在新時空條件下相應地完善昇華。藉此在東亞大陸自成獨立地理文化單元的特定環境下，各民族攜手締造的統一多民族國家從黃河，到長江，再到塞外，不斷發展壯大。

時至近代，向現代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性過渡得以順利實現。特別是抗日戰爭前後，各族人民共同抵抗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實現民族獨立和現代化發展的共同命運，激發起各民族匯聚成為多元一體、休戚與共的現代中華民族的自覺意識，為中國成長為統一多民族國家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完)

受訪者簡介：

李治安，南開大學講席教授。國家級教學名師。兼任國家哲學社科基金評審歷史組成員、《中國歷史研究院院刊》編委等。曾任南開大學圖書館館長、歷史學院院長、教育部歷史學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教育部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元史研究會會長等。長期從事元代政治制度與政治文化研究，又探索古代史宏觀課題，在《歷史研究》等刊物發表論文12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