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從“文明-國家”視角理解中國道路？

中新社北京11月17日電題：如何從“文明-國家”視角理解中國道路？

——專訪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外政治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長張廣生

作者徐皇冠劉玥晴

中國共産黨領導人民走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從文明視角闡述中國道路的生成與發展理路富有意義。為何當代中國不是一般的“民族-國家”而是“文明-國家”？中華民族復興與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在文明意義上有何高度與廣度？中新社“東西問”近日就此獨家專訪了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中外政治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長張廣生。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提出中國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民族-國家”而是“文明-國家”，這有何意涵？

張廣生：文明-國家既是對中國傳統意義上的天下-國家這一名詞的現代翻譯與傳釋，也是對現代中國區別於歐洲民族-國家特性的概念勾畫。

典型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亦即國族-國家的概念，是現代歐洲為擺脫基督教政治體系的政教困境而發明的。民族-國家以主權為核心內涵，主權淩駕於宗教和社會衝突之上，為某一領土範圍之內的人民建構國家，這樣的國家只為社會提供“法無禁止即自由”的“底線安全”承諾。

“文明-國家”的核心內涵則是在安全的基礎上，旨在建構更高貴的向上之善與更深入的相與之倫的國家。

相對於歐洲的民族-國家，中國不僅是國族命運的共同體，更是華夏智慧文明的共同體，這一共同體和哈布斯堡帝國、奧斯曼帝國不同，後二者都在現代革命和民族-國家建構浪潮的衝擊下崩解掉了，現代中國則曲折延續了傳統中國天下-國家的大一統政治文明。

中新社記者：“文明-國家”或者説“天下-國家”的概念凸顯了中華傳統文明的何種特質？

張廣生：這裡我想借文明-國家的概念強調一個總體性的特質，即仁、義、禮等價值是在中國-天下文明構架中實踐的。這個構架的特質為，作為統治權力凝聚樞軸組織的“中國”，與“天下”文明保持著有機關係，換言之，傳統中國天下-國家的特徵是“以國家兼天下”。

“以國家兼天下”是什麼意思呢？《詩·大雅·文王》有一句關涉到“殷周之變”，説“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意思是“周”由受中心之國“商”領導下的方國而晉陞為天命所歸，領導天下其他方國的新的中心之國。天下這個詞不僅是表達普天之下人居的空間的名詞，更重要的是，它指示著《易·賁》所講的，“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文明”創造與傳播的內涵。

中國近代著名學者王國維認為，周之禮治體系把整個中華塑造為敬天、崇禮、尊德、保民的倫理共同體。如果説西周的“封建一統”禮治體系是中國“以國家兼天下”的“政教相維”秩序的源起，那麼，秦並六國改封建為郡縣之後，漢承秦制，又援儒入法，開闢了中國儒法合作的“大一統”政治文明。在這樣的政教相維秩序中，就外部結構原理而言，君主皇家世襲制度與官員從百姓中選拔的制度相結合，使得“家天下”的統治責任集中原則也即“社稷擔綱”原則，與“公天下”的“賢能理政”原則相配合。

就秩序的內在精神而言，在“天命-民本”這一西周奠立的“有天下”精神原則之下，儒家經典主張的“修、齊、治、平”的“經常不易”之教統禦法家所強調的“法、術、勢”的“因時權變”之教。中華傳統文明評論一代國朝得失短長，主要看其能否讓更多賢能之士團結在“社稷擔綱者”周圍，由保國而保天下，共同履行好治國理政、敬天保民的道德與政治責任。

近代以來，以中國為中心的“天下”秩序無論就物質技術能力，還是文教輻射能力而言，都受到了咄咄逼人的西方的挑戰，如何在應對中實現“保種-保教-保國”的完整目標，對中國來説，需要持續進行理論思考和戰略應對。張之洞當年在《勸學篇》中倡言“保種”“保教”“保國”三者“同心”的理論語境，就是中國文明-國家這個語境。

在中華天下-國家的傳統之中，華種不是簡單的體質人類學概念，而是指華夏智慧文明所化之族類，所以講，“保種必先保教”；華夏之教的核心是中國聖賢出於卓越的自然理性而發現的，親親、尊尊、賢賢的人倫之教，中國是指能夠保護和弘揚華夏智慧文明的“中心之國”，所以説，“保教必先保國”。

中國有深厚的天下-國家的傳統。梁啟超曾指出，與西方相對照，中國傳統的“平天下主義”具有“世界主義”“民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特徵。之所以探索道德主義和天下主義新路的“保教”與“弘教”的自覺一直蓬勃不息，是因為中國不僅要重振國族強大，還要重振文明榮耀，這也是中國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的原因之一。

中新社記者：近代以來，應對外來衝擊，中國共産黨領導人民對中華傳統文明批判與繼承，以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您如何理解社會主義中國作為文明-國家的“承上”與“啟下”？

張廣生：中國共産黨領導中國人民，通過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走上復興之路，是中國近代以來回應西方衝擊，追求建設“新的中心之國”的關鍵歷史環節。

近代以來，在回應西方衝擊的過程中，中國開啟了洋務運動、戊戌變法、預備立憲運動等自改革進程，這些運動的失敗卻導致中國傳統文明-國家制度體系的崩潰，並催生20世紀中國的共和革命。

今天我們發現，科舉制度被廢除，是對中華傳統政治文明的一大打擊。儒法合作政治文明機制的關鍵，是如何把家天下和公天下結合起來。大一統的建立不僅依賴君主制度，還依賴於文教和士人選拔制度，漢以後援儒入法的意義就在這裡。

清朝改革廢除科舉制度，遂使“公天下”和“家天下”相結合的儒法合作的基礎結構遭到破壞。君主和士大夫共用的“修齊治平”的經典教育傳統喪失了制度依託，君主退化成純粹法家式的“新君主-僭主”，士大夫退化成“新紳士-寡頭”，就是時間的問題了。隨後君主的中央集權和紳士、軍閥地方自治的對立，滿人和漢人的對立，都與科舉制廢除帶來的精英文化共識的破壞直接相關。清王朝不僅亡于構建皇族內閣的“假立憲”，而且亡于對超越種族民族的精英教育和選拔機制——科舉制的“真革命”。

評估中國應對戰略得失，是否抓住要害是一個關鍵。民國時期學習西方代議制度以自強的方式之所以失敗，主要原因就是，傳統“天下-國家”的危機不被當作關鍵問題直接面對。傳統科舉制度被認為不行了，但國家用什麼機制來教育選拔治國人才呢？君主制被認為不合法了，所以按西法搞選舉，選出總統，或由議會選舉勝出的政黨來組織內閣，來承擔統治責任，但僅僅依靠程式理性選出來的人既沒有道德權威，也沒有政治權威，根本無法抵抗金錢和暴力的操縱。這一階段的中國不僅沒有完成建設統一的國家以禦外辱的使命，而恰恰相反，軍閥、豪紳與政客也加入成為中國國家內部分裂與貧弱的亂源。

中國有幸沒瓦解掉自己的“帝國”，演化成更純粹的“民族-國家”，還是因為對文明-國家傳統的一個批判性繼承，那就是革命政黨。孫中山從歷次革命失敗經驗中總結出來的教訓是，不能“革命軍起，革命黨消”。搞僅有程式理性的選舉政黨是不能承擔起統一國家、抵禦外侮的責任的；必須由懷有“舊邦新命”使命自覺的志士仁人構成組織嚴密的革命黨來指揮革命軍，否則革命軍就會退化為軍閥。在中華傳統文明-國家制度崩潰的背景下，有望帶領中國實現“舊邦新命”的先進組織只能是新型革命政黨。國民黨實際的實踐的結果是“有軍無黨”，是中國共産黨最終發揮了把社會革命和國家建設的歷史使命承擔于一身的先鋒隊的樞軸作用。在中國，共産黨在整個政治體系中的作用和歐美傳統不一樣，其塑造“新中國”的路徑是，首先建黨，然後通過政黨重新建軍和建國。

最後，我們注意到，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10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逐步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難。從那時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成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夢想”。“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的概括，自然讓我們想起近代伊始有識之士提出的“保國、保種、保教”的回應戰略。回溯中國“天下-國家”的曲折發展，有助於我們更好理解中國共産黨領導中華民族走上的復興之路，當代中國的興起，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開闢，不是歐洲式的民族-國家的崛起，而是中國文明—國家在新的高度與廣度上的復興。(完)

受訪者簡介：

張廣生，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中信改革與發展研究院資深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中外政治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