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科諾獎作家安妮·埃爾諾：女性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來描述世界

女性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來描述世界【新科諾獎作家安妮·埃爾諾】

住在巴黎近郊塞爾吉，過著半隱居生活的82歲法國著名作家安妮·埃爾諾這兩年開始“大放光彩”：去年，根據其小説改編的電影《正發生》獲得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今年戛納電影節，她和兒子大衛 ·埃爾諾-布裏奧特合作導演的紀錄片《超八歲月》入圍了導演雙週單元，而在10月6日，她更是迎來了人生中最為高光的時刻——瑞典文學院宣佈，將2022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法國女作家安妮·埃爾諾，以表彰她“揭示個人記憶根源、隔閡和集體約束的勇氣和敏銳度”。

瑞典文學院常任秘書馬茨·馬爾姆當時表示，很遺憾未能與埃爾諾取得電話聯繫，有趣的是，在媒體聯繫上這位新科諾獎獲得者之後，她只是簡單地説：“我很開心，很驕傲，嗯，就是這些。”

用自己的方式來描述世界寫作是受兩本書影響

安妮·埃爾諾1940年生於法國濱海塞納省的利勒博納，父親阿爾封斯·杜塞斯原是一家農場的雇工，後來去工廠當了工人，婚後與安妮的母親布朗什·杜梅尼在一處貧窮的街區開了一家小咖啡館兼雜貨店，過著平民的生活。

安妮·埃爾諾曾經在其《一個男人的位置》中描述過當地人的貧窮：“他們住在一間很矮的茅屋裏，屋頂是用草蓋成的，地面是泥土的。在掃地前，必須灑上水。……人們總是提前幾個月就會開始惦記親朋的婚禮或是領聖餐活動，他們帶著空了三天的肚子參加，以便更好地享受機會。村裏有一個患猩紅熱的小孩病情剛有所好轉，由於大人拼命地給小孩往嘴裏喂雞肉，孩子在嘔吐時嗆死了。”

也因此，為了擺脫貧窮，安妮的父母可謂盡了最大努力，希望可以改變女兒的命運，二人努力工作，送安妮去私立學校，供其上大學。最終，安妮接受了高等教育，先後在里昂大學和波爾多大學學習現代文學，並順利成為一名現代文學教師，起初在中學任教，後來在法國遠端教育中心工作，退休後繼續寫作。

安妮·埃爾諾幼時的夢想是到巴黎居住，成為上流社會的一員，可是她從結婚後就居住在塞爾吉，幾十年來，被認為在過著離群索居的生活，並不想融入熱鬧之中。安妮·埃爾諾表示，自己與巴黎文學界保持距離，是因為這樣有助於她寫“自己真正想寫的書”。她坦言自己至今仍對某些圈子感覺不舒服，“當我穿過巴黎時，經過那裏的豪華精品店都會有陌生感，覺得這不是我的世界。我喜歡自然，沉默。我看不出這個複雜的世界有什麼魅力，我只是不喜歡它。”

這種割裂感，在安妮童年時即已産生，她在為其拍攝的紀錄片中講述説，父母經營的那家小店，幾乎佔據了全家人的所有生活空間，她沒有任何私人空間，始終是活在人們的注視之下：“客人看著我們吃飯，看著我做作業，等我到了十四五歲，我再也受不了這樣被注視的生活了。我做著白日夢，夢想我再也不用過這種生活，可以住在一個安靜的大房子裏。當我從學校裏回來，我必須跟客人們打招呼，我不想説話，就迅速地壓低聲音飛快跑過，客人幾乎聽不見，當然父母也因此責備我。”

而在外讀書，同樣讓安妮有一種無法融入的尷尬，“班上那些中産階級出身的同學擁有的世界，和我童年的世界完全不同……現在我去巴黎的富人區，也總有一種撬鎖而進的感覺，覺得不屬於那裏，我是來自住在城郊的鄉下姑娘，當我看巴黎那些區的人走路，他們的舉止，我會有種人種學家的研究態度。”

埃爾諾22歲時在日記裏寫道：“我要寫作，是為了向我的出身反擊。”談及何以會開始進行文學創作，安妮·埃爾諾表示，自己受到兩本書的影響，一本是波伏娃的《第二性》，這本書讓安妮心中的“女性主義意識”覺醒，她發現女性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來描述世界。另一本是當代法國著名思想家、社會學家皮埃爾·布爾迪厄的《區分》，這本書揭示出各種所謂文化品位、生活趣味等文化消費其實是各階級內部、各階層相互鬥爭的場域，反映的是社會的區分與差異，而這種文化消費又再生産了這種區分與差異。布爾迪厄的洞察顛覆了人們的日常觀念，極具穿透力。而在讀完這本書後，安妮意識到知識的確改變了她的命運，她與原來階層的人産生了文化差異，有了不同的價值觀，她和原來的環境之間存在著一條鴻溝，而她與所謂受過教育的精英階層同樣存在差距，她不屬於自己出身的地方，也不屬於新環境。在這樣的情況下，她只有靠寫作，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2002年，皮埃爾·布迪厄去世後，安妮·埃爾諾在《世界報》上發表了一篇悼念文，她稱布迪厄的文本一直是她“解放和被解放的代名詞”、“在世界上採取行動的理由”。

切身生活經歷是靈感的源泉在個人記憶中找到集體的記憶

安妮·埃爾諾從1974年開始創作，至今出版近20部作品。她的作品幾乎都來自她自身的體驗，講述了自己的青少年時期、婚姻、墮胎、患乳腺癌等故事，以及父母的故事，沒有虛浮誇飾，只有直指核心而誠實無畏的深刻情感，篇幅簡潔卻充滿了文字的魅力。她説：“切身生活經歷是我靈感的源泉，我把它們寫下來，俄亥俄州或日本的任何一位讀者也都可以體會到這一點，書籍在我和讀者之間架起了一座友誼的橋梁，怎不令人喜極而泣。”

安妮·埃爾諾1974年以自傳體小説《清空》開始文學生涯，1984年的《位置》讓她聲譽鵲起，獲得法國文學界最高三項榮譽之一的雷諾多文學獎，之後的《一個女人》曾入選洛杉磯時報好書獎，還有三本作品被《紐約時報》選為年度最佳選書。《位置》《一個女人》等作品用細膩、傷感的筆觸生動描繪了出身貧寒的父母如何為使自己及下一代擺脫社會最底層的卑賤地位所進行的充滿失落、絕望、希冀、夢想的奮鬥過程，準確、客觀地再現了法國當代不同社會階層的人們在心理、生活習慣、興趣愛好等價值觀方面的巨大差別，同時也以極其痛苦和矛盾的心情，真切表達了對父母及故鄉的愛恨交加。

2008年出版的《the years》(國內出版時名為《悠悠歲月》)使她居於法國當代第一流作家之列。《悠悠歲月》一經出版就獲得了法國當年的“杜拉斯文學大獎”。採用“無人稱自傳”的方式，在自己回憶的同時也促使別人回憶，以人們共有的經歷反映出時代的演變，從而引起人們內心的強烈共鳴。大到國際風雲，小到飲食服裝，家庭聚會，乃至個人隱私，無不簡潔生動。通過個人的經歷來反映世界的進程，實際上寫出了集體的記憶，小説的時間跨度有六十年。

對於安妮·埃爾諾獲得諾獎，瑞典學院評價道，埃爾諾的作品語言平實、內容清晰，從不同角度審視在性別、語言和階層方面差異明顯的生活，憑藉巨大的勇氣和敏銳的觀察力，揭示了階層經歷的痛苦，描述了羞恥、羞辱、嫉妒以及無法看清自己是誰的困境，“她以極大的勇氣和臨床手術般銳利的筆鋒，揭示了個人記憶的根源、人與人的隔閡，以及集體性的約束。埃爾諾成為作家的道路漫長而艱辛，她取得了令人欽佩和持久的成就。”

諾貝爾基金會主席赫爾丁認為，埃爾諾始終相信寫作的解放力量，“她的作品毫不妥協，並且用極為通俗易懂的語言寫成，乾淨利落”。此外，他還提到，早年的生活環境令埃爾諾感到貧窮但雄心勃勃，而這種情感深刻地融入了她的創作中。

對於這種“無人稱自傳”，埃爾諾深受社會學影響，她試圖用社會學方法“在個人記憶中找到集體記憶的記憶”，從而擺脫“個性的陷阱”，埃爾諾的作品對自傳重新定義，她認為親密關係始終是社會性的，因為一個純粹的自我，其他人、法律、歷史不會在場，這是不可想像的。這種社會學方法可以擴展傳統的自傳式“我”：“我使用的‘我’，在我看來是一種非個人的形式，幾乎沒有性別，有時甚至更像是‘他者’中的一個詞，而不是一個詞‘我’：簡而言之，一種超個人的形式。它不構成自我虛構的手段，但根據我的經驗，它是一種把握現實跡象的手段。”

寫出自己的親身經歷勇敢是受母親影響

2021年的第78屆威尼斯電影節上曾有過一條新聞：一位影評人因一部電影尺度過大而暈厥，被救護車拉走進行治療。這部“尺度過大”的電影，就是由女導演奧黛麗·迪萬指導，改編自安妮·埃爾諾自傳小説的《正發生》，這部電影最終也捧走了電影節最高獎金獅獎。

電影《正發生》講述了20世紀60年代，法國墮胎尚未合法化，文學系大學生安妮意外懷孕，她本是文學系最出眾的學生，渴望通過學習來改變命運，走出貧困家庭的困境。為了讓自己的生活回到正軌，她不得不冒著犯法危險，尋求各種解決辦法的故事。但安妮也因此經歷了與家人及密友發生矛盾、被同學孤立、被老師懷疑，成績一落千丈，幾乎無法畢業，身心均受到極大傷害。她告訴老師，她得了一種“只會傳染女性的疾病，這種疾病會把人毫無差別地變成家庭主婦”。

安妮·埃爾諾後來曾表示：“多年來，我的生活一直繞著這個事件轉。在小説中讀到類似的故事時，我就會陷入一種沒有形象、沒有思想的癲狂狀態，仿佛那些文字瞬間就變成了一種劇烈的感覺。同樣，偶然聽到任何一首在那段時期陪伴我的歌曲，都讓我不知所措。”

《正發生》出版于2001年，對於為什麼時隔這麼多年才寫出這個故事，安妮·埃爾諾表示，自己在墮胎合法化之後的幾年，甚至在她為墮胎合法化而積極鬥爭的那幾年裏，從未想過寫下自己的故事，“可能是我太過密切地參與了這場集體鬥爭，以至於無法寫出一篇不僅僅是證詞的個人文本。40年後開始寫作，就是想清除寫作中的情感，這也是一本關於記憶和書寫‘正發生’的書——也就是説，關於將我的生活分為‘之前’和‘之後’的事情。”

儘管有些人會覺得內容令人反感，但她相信這個故事有權被講述，“如果不講，我將感到內疚。我要記下女性所遭遇的惡，寫它是為了保存對數百萬女孩和婦女遭受的暴行的記憶。即使以冒犯讀者的情感為代價。”

《正發生》中的安妮堅強勇敢，信念感十足，問埃爾諾這種強大的信念來自何處，埃爾諾表示受母親影響，“沒有她，我就不會是今天的我。”埃爾諾成長至今，母親給了她很大鼓勵，在她長大讀書離開時，感覺自己被社會流放，“你離開了整個世界，以某種方式對自己説再見。這很難。要做到這一點，你需要一個鼓勵你去做的人，他會對你説：‘加油，跳！’即使他們知道你將不得不退縮，也會鼓勵你努力一把，我的母親就是這樣。在我的村裏，我有很多朋友，他們的母親經常説：‘這對我們來説沒什麼’，她們不會給孩子信心，我媽媽從來沒有做過那樣的事。她總是説：‘你值得。’我記得有一次在鄉村舞會上，我和一個男孩跳了很多舞，他的父母在城裏有一家高檔咖啡館。在回來的路上，另一位母親説：‘那個男孩對我們來説太時髦了，高不可攀。’我母親聽了很生氣，她説：‘對不起，我女兒高中畢業了！她將獲得所有的文憑，她絕對值得這個傢夥！’”

為生活在平凡中的人們寫作詮釋真實才是藝術的最高命題

安妮·埃爾諾曾與人合著《像刀子一樣鋒利的寫作》，她認為語言是“一把刀”，要撕開社會幻相的面紗，讓讀者看到社會的真相。就像《正發生》中，當無法決定自己的身體和未來時，安妮·埃爾諾用殘酷的坦誠來描述這種無力感。“我想真實記錄女人那種無法做主的感覺，我想記錄作為一個沒有自決權的女性的感覺。你們可能無法想像那個非法墮胎的時候，沒有人幫助你——醫生、朋友和家人都沒有。這是一種極度孤獨的感覺。就好像在我面前豎起了一堵磚墻，好像法律在對我説：‘停在那裏，不要再往前走了’。畢竟，我沒有錢去瑞士，因為那時比較富裕的女孩都去了。”

安妮的“寫作之刀”尖利卻不華美，她自己曾説：“沒有抒情的回憶，沒有諷刺的勝利表現。這種中性的寫作風格對我來説很自然。”

安妮·埃爾諾曾表示：“一名小説家的天職，就是講述事實。”這種寫作方式也讓批評者認為她過度暴露個人私事，沉湎于普通人的生活。但埃爾諾認為，為生活在平凡中的人們詮釋真實才是藝術的最高命題，她就是要通過書寫微不足道的物和凡人瑣事來顛覆文學和社會固有的等級。

在“寫什麼”和“怎麼寫”的問題上，安妮·埃爾諾表示，自己沒有猶疑和惶惑，她並沒有對終極價值的追求，有的只是對生命的體驗和感覺的真實抒發。只有把握自己的心靈自由這一基準，其作品才會有久遠的存在價值。這也許是對其創作風格的最好詮釋。“當我寫作的時候，我沒有那種指著自己看的感覺，我看到的是一種記憶。在這些記憶裏，我看到一些人，一些街道，我聽到那些與我無關的談論。我只是一個攝影機，記錄這一切。寫作對於我而言，就是去尋找那些已經被記錄下來的一切，組合成文字。”

有記者曾經問她，成功讓她更自由了，還是少了自由？埃爾諾的回答是：“都沒有，成功對我來説沒什麼影響，成功對我來説意義不大。它對我的所作所為或我如何看待自己幾乎沒有影響。我為寫作而活。我大部分時間都在家裏寫作，有時我想知道我是否錯過了什麼，因為我把一切都放在寫作之後。但當我讀到許多信，人們在信中告訴我，我的書對他們有多麼重要，它們如何改變了他們的生活時，我想：這是值得的。也許這正是我寫作的目的。”

安妮·埃爾諾甚至認為外界對她的追捧有些“過譽”了，“我覺得自己是女人。一個寫東西的女人，僅此而已。我不認為自己是單一個體的存在，而更是一個經驗、社會、歷史、性的決定以及語言的總和，並不斷地與世界(過去和現在)對話。”“寫作是探索一種形式，而不是複製，是從文字和情感中重新創造和重建。”文/本報記者張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