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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我們坐在歷史的門檻上

發佈時間:2022-10-10 13:50:42 | 來源:中新社 | 作者:徐鵬遠 | 責任編輯:蘇向東

葛兆光並非那種登高一呼的知識領袖,但他的歷史思索始終有著一重關照當下的自我要求。從北大到揚州師範,從清華到復旦,從對禪宗、道教的研究,到縱跨數千年的思想史書寫,再到推動“從周邊看中國”研究、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他以近乎苦行般的思想耕作和敏銳深刻的問題意識,搭建起了當代學術史極其重要的一塊版圖。2013年,他辭去了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院長,卻沒有停止慎思古今,他總是強調學術的現實關懷、擔憂人文精神的失落,他説,“沒辦法把專業研究和現實關懷分開”。近日,葛兆光接受《中國新聞週刊》專訪,暢談治學與傳道、自視與他視、歷史與未來。

2017年,葛兆光在南韓首爾的“中國系列”講座上。受訪者 供圖

  2017年,葛兆光在南韓首爾的“中國系列”講座上。受訪者 供圖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國新聞週刊記者:你是古典文獻專業出身,可以説在具體學術方向的選擇上有非常多樣的可能,為何會如此明確地投身於思想史研究?

葛兆光:2010年去普林斯頓大學擔任第一屆Princeton Global Scholar,我的第一次公開演講,題目就是“思想史為什麼在當代中國很重要”。演講裏,我講到中國知識人的一個習慣,就是林毓生先生曾經説的,總想從“思想文化”上來解決現實問題。所以,形成一種習慣,要從“道”來理解“器”,用“體”來支配“用”,靠“本”來解決“末”,所以有一種以道理為根本,整體主義地把握世界的傳統。所以我想,關注思想史,也許是某種中國傳統的當代延續。

開個玩笑,如果寫歷史,你被列入文苑傳,當然很光榮,但是如果能列入儒林傳,大概就更光榮,因為儒林就不是舞文弄墨,而是要講思想講政治了,可是,按照宋元以後的新傳統,那更得爭取入道學傳,道學那就更得講道理講思想,可見古代中國就有重視思想的傳統。如果你能把這個思想的歷史串起來,講一個真理的歷史譜係,那就更重要了,因為這就是“道統”。“道統”一確立,就定下了孰是孰非,何為黑白,誰是楷模,誰是叛逆,因此就更有現實意義了。

航拍江蘇鎮江句容茅山的老子銅像。茅山是中國江蘇省的一座道教名山,是道教上清派的發源地,被道家稱為“上清宗壇”。泱波 攝

航拍江蘇鎮江句容茅山的老子銅像。茅山是中國江蘇省的一座道教名山,是道教上清派的發源地,被道家稱為“上清宗壇”。泱波 攝

中國新聞週刊:你在節目《從中國出發的全球史》的理念闡述中,同時強調了“講一個沒有中心的歷史”和“從中國出發看全球史”。對於這兩者,應如何理解才能更清晰更準確?

葛兆光:“從中國出發”和“以中國為中心”是完全不同的。因為全球史本來就是瓦解“中心”,強調“聯繫”的,“從中國出發”,並不是為中國在全球史中爭份額,突出中國的歷史地位,而是要説明,這只是從中國角度看全球。如果以中國為中心,就違背了全球史的理想。那麼,為什麼還要“從中國出發”呢?我有三個考慮。

第一,沒有任何歷史學家可以做到全知全能,360°沒有死角地看全球歷史,所以,我們歷史學者要承認局限。第二,我們是從中國的位置、角度來關注全球歷史,這種“視角”可以和歐洲出發的視角、美國出發的視角等互相補充。可能我們看到的歷史,難免帶有中國的理解和認識,比如我們説的“東”,是朝鮮和日本,是茫茫大海,更遠是太平洋對岸的美洲,我們看到的“西”,是從中亞、西亞、兩河流域到歐洲甚至美洲;可是,歐洲人看到的“東”,有近東、遠東,他們看到的“西”,是隔了大西洋的美洲。那麼,我們把這些不同視角出發的全球圖景,合在一起,不就全面了嗎?第三,我説的“從中國出發”,也考慮到中國人接受歷史敘述的時候,往往對中國熟悉的事情有親切感,也比較容易理解。所以,我們會從一些中國歷史故事開始講全球史。比如講“白銀時代”,白銀的開採和交易,在十五世紀以後,這是涉及美洲、歐洲和亞洲的大事情,可是我們從明代後期用白銀當做貨幣造成白銀緊缺,以及最近中國考古新發現“江口沉銀”,也就是明末農民軍失敗的時候,把大批銀子沉在江底這個故事説起,這樣就容易引起中國受眾的親切感,有助於他們理解。

2017年4月13日,民眾圍觀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區江口沉銀遺址水下考古發掘出的文物。劉忠俊 攝

2017年4月13日,民眾圍觀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區江口沉銀遺址水下考古發掘出的文物。劉忠俊 攝

中國新聞週刊:2007年開始,你提出“從周邊看中國”,但截至目前,我們所看到的“周邊”仍在所謂的“東亞文化圈”內。這個“周邊”是否還應該涉及中國的北邊、南邊和西邊?如果應該的話,通過它們的“看”與通過東亞的“看”又會有什麼不同?

葛兆光:我同意你説的,過去我提倡“從周邊看中國”,主要仍然局限在東亞文化圈。原因主要是兩方面:一方面因為我們的語言能力有限,東亞各種漢文文獻我們比較容易獲取和解讀,過去這方面的研究也相對較多;另一方面確實是,過去和中國打交道,這部分區域比較多,特別是文獻留存最多的明清時代。最近,我把十來年講“亞洲史的研究方法”講義整理出來了,也在浙大、山大(山東大學)、澳門大學和華僑大學講了幾次“東部亞洲海域史”的研究問題,我就是希望,除了注意中古時期重要的從東向西,族群、文化、衝突的歷史聯繫,也要注意研究近世從北向南,即東海南海的歷史聯繫。特別是,呼籲超越過去的中國中心,也超越過去習慣的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還要超越日本學者近年來提倡的“歐亞/東部歐亞”的研究方法。最好把環東海、南海海域各國都連在一起,並且用他們的眼光、他們的文獻、他們的立場,來反觀互相聯繫的歷史。這是我近來在努力的方向,只是我年紀太大了,知識也不夠,只是努力推一推,希望年青一代學者能多做這方面的研究。

廈門市區的騎樓老街裏人流如潮。廈門是閩南騎樓的發祥地,在這裡可以清晰地看到東西方建築文化交融的印記。張斌 攝

廈門市區的騎樓老街裏人流如潮。廈門是閩南騎樓的發祥地,在這裡可以清晰地看到東西方建築文化交融的印記。張斌 攝

其實,東西南北環中國各種族群與國家,對中國各有看法。我們不必強求人家對我們怎麼看,可是,他們的看法恰恰是中國自我認識的鏡子。以前我一直打這個比方,説沒有鏡子,你只能自我想像;只有一面鏡子,你只能從正面看自己;有兩面鏡子,可以看自己的正面反面;可是當你有了多面鏡子,前後左右照,你才能得到立體的、全方位的、細緻的自我認知。

中國新聞週刊:除了疫情所産生的影響,近年來我們也可以看到全球範圍內諸如右翼崛起等一系列變化。世界秩序是否真的又到了一個巨變的節點?我們該如何調整自處和共處的選擇?

葛兆光:世界秩序是不是到了巨變的節點,這個問題太大,我不敢説。因為現在發生的事情,讓思想世界越來越亂,我們不可能回到“心也簡單,人也簡單”那種道理不言自明的時代。我總隱隱約約覺得,我們現在好像坐在歷史門檻上。

葛兆光教授作客武漢圖書館名家講壇,作《禪宗及其對中國文化之影響》演講。孫新明 攝

葛兆光教授作客武漢圖書館名家講壇,作《禪宗及其對中國文化之影響》演講。孫新明 攝

雖然我算是歷史學者,曾在背後的大門裏頭,看到過長長的歷史和我們走過的路,也明白我們好不容易走到門口,當然應該向大門外面繼續走下去。但困惑的是,思想與現實亂了。你看,最近一年裏,俄烏衝突、全球疫情,它引起的種種變化,是不是有點兒出人意料?其中,讓思想産生混亂的,就有那些右翼崛起、帝國觀念復活以及逆全球化潮流等。你看,從冷戰時代的意識形態衝突、冷戰結束後的文明衝突、現代新帝國通過科技、市場、資源的另一種形式的衝突,這些又再轉回來形成不同制度與價值觀的衝突,你不覺得,好像又到了歷史的十字路口嗎?

就是在這種時代,我覺得坐在歷史門檻上的我們,恰恰應該靜下心來好好想想。同時,過去的歷史經驗、歷史記憶、歷史教訓都推著我們,讓我們堅定地向前走,告訴我們,應當相信簡明而清晰的理性。(完)

《中國新聞週刊》記者 徐鵬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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