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茶馬古道：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千年迴響

西南茶馬古道的青藏、川藏、滇藏三條主要線路，均穿過我國第一、二級地理階梯的過渡地帶，這裡河流交錯，群山縱橫，峽谷盆地星羅棋佈。複雜的地理環境及生物的多樣性，滋養了西南茶馬古道沿線的20多個民族，在這條道路上我們能夠領略漢族的溫厚、藏族的壯美、彝族的剛健、羌族的古樸、白族的亮麗、佤族的奔放、納西族的浪漫、哈尼族的熱情……眾多民族共同構成了一幅和諧美麗的畫卷，呈現出一派祥和氣象。歷史上的西南茶馬古道極大地促進了不同民族之間的交流交往交融，為沿線各民族和諧共生、精誠團結、厚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遼闊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開拓的，我們悠久的歷史是各民族共同書寫的，我們燦爛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我們偉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發展、鞏固統一的偉大祖國的歷史。西南茶馬古道的千年往事，集中印證了我國西南地區各民族共同開拓遼闊疆域、共同書寫悠久歷史、共同創造燦爛文化、共同培育偉大精神的文明進程，堪稱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典範。

共同開拓遼闊的西南疆域

西南地區是我國民族數量最多的區域，它能夠成為我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離不開西南茶馬古道上各民族的齊心開拓。這種開拓，不同於古代帝國式的軍事擴張和近代殖民主義的侵佔掠奪，而是生於斯、長于斯的各族人民共同開發、共促繁榮、共用成果的偉大進程。西南茶馬古道不僅見證了各民族開發西南邊疆的壯舉，還以其獨特的經濟文化功能，為這一歷史進程作出了無可替代的貢獻。

西南茶馬古道穿越隴西走廊、藏彝走廊、苗疆走廊三大民族走廊，以其網路狀的發達道路系統，促進眾多民族的經濟文化往來。其中，青藏茶馬古道途經的隴西走廊在現代地理區域劃分中被歸入西北地區，屬於西北民族走廊的一部分，但從民族史的角度來看，隴西走廊與西南各族的關係更為深厚。作為東接黃土高原、西連青藏高原、北抵祁連山脈、南控四川盆地的“十字路口”，隴西走廊自古就是民族遷徙的要道和商業貿易的樞紐，這裡曾活躍著牦牛羌、党項羌、白狼羌、白馬羌（白馬氐）、隴西鮮卑、吐谷渾等古代民族。唐代以前，這些古代民族在隴西走廊開闢商貿通道，並與中原王朝開展互市，為此後青藏茶馬古道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唐宋時期，以藏族為主體的吐蕃等政權相繼控制隴西走廊地區，並與中原王朝建立了茶馬貿易關係。這種茶馬貿易關係深刻改變了隴西走廊的角色和定位，使它從漢、藏民族各自的地理邊緣，轉變為遊牧文明和農耕文明之間的紐帶。

除開發隴西走廊外，這些古代民族中的一部分還向西進入青藏高原，與當地居民融合，逐漸形成今天的藏族、土族、撒拉族、門巴族、珞巴族等民族；另一部分尤其是其中的氐羌民族在歷史上多次沿藏彝走廊南下，經過漫長的發展演變，形成了今天主要居住在四川、雲南兩省的彝、羌、哈尼、納西、景頗、怒、獨龍、傈僳、白、阿昌、基諾、普米等眾多民族。這些民族在西南大地上遷徙交融、繁衍生息，不僅擴展了我國的西南邊界，而且極大地促進了西南地區的開發，留下了哈尼梯田、波日橋等生産生活遺跡，以及德格印經院雕版印刷術、白族扎染技藝、傣族慢輪制陶技藝等非物質文化遺産。

西南茶馬古道的另外兩條線路川藏線和滇藏線，一方面向西穿過藏彝走廊，充當了漢、藏、彝、羌等民族之間的“文明使者”。早在唐代，川藏之間就有了零星的茶葉貿易；而吐蕃因為一度與南詔建立了結盟和朝貢關係，因此其上層貴族能夠從南詔“得到茶及多種樂器”（《賢者喜宴》）。明清兩朝，隨著青藏線退居次要地位，川藏線、滇藏線先後成為西南茶馬古道的主要線路，藏彝走廊在團結各民族、穩定西南邊疆方面的意義更加突出。另一方面，在明清時期，川藏線和滇藏線還向東延伸到了苗疆走廊一帶。作為苗疆走廊核心地帶的貴州同樣是西南地區茶葉的重要産區，歷史上貴州茶除銷往內地省份外，也是銷往西藏的“邊茶”的重要組成部分，明王朝還曾在播州宣慰司（在今貴州遵義市）設置了茶倉，專門服務於茶馬貿易。貴州茶經四川、雲南匯入茶馬古道，促進了苗疆走廊與藏彝走廊之間的民族互動，推動了西南地區的民族遷徙與融合，使川、黔、滇、藏等地日益連接為一個整體。

共同書寫悠久的古道歷史

西南茶馬古道延續了一千多年之久，從隋唐時期設立互市開始，宋榷茶馬，元修驛路，明開碉門，清興滇茶，各族人民共同書寫了悠久而輝煌的古道歷史。

早在南北朝時期，吐谷渾就已經與臨近的益州地區有了民間商業往來；到了隋朝，中原與吐谷渾建立了短暫的互市關係；唐高祖武德八年，吐谷渾又一次“款承風戍，各請互市，並許之”（《冊府元龜》）。承風戍在今青海貴德縣，是後來的唐蕃古道（青藏茶馬古道）途經之地，而吐谷渾以産馬著稱，其在青海湖一帶培育的良馬“號為龍種”（《北史·吐谷渾傳》），自然是參與承風戍互市的重要商品。緊隨吐谷渾之後，吐蕃在赤嶺、隴州等地與唐朝開展了互市，史籍中也留下了茶葉、馬匹流通于漢藏之間的記載。不過，當時唐王朝從外部獲取戰馬的主要途徑是與西北的回鶻開展絲馬貿易，對吐蕃馬的需求並不大，因此西南茶馬古道上的互市也時斷時續。

到了宋代，吐蕃唃廝啰部控制了青藏茶馬古道，與宋王朝之間開展了規模龐大且長期穩定的茶馬貿易。宋朝還在四川設立了“提舉茶馬司”，制定了茶馬法，推動了茶馬貿易的規範化，使之成為官方控制下的經濟活動。建立元王朝的蒙古族本就是馬背上的民族，沒有通過茶葉貿易來獲取戰馬資源的需求，但為了西南地區的和平穩定，他們依然接過了發展西南茶馬古道的接力棒。元朝不僅修整完善了茶馬道路系統，把它確立為官道，還在青藏、川藏兩條線路上修建了40多處驛站，並對道路進行管理。終元一朝，西南茶馬古道暢通無阻，漢、藏、蒙、回等各民族在茶馬古道上自由往來。

在此之後，明王朝進一步加強了對西南邊疆和茶馬古道的管理，一方面繼承並強化了宋代的茶馬律法和管理機構，另一方面在元代驛路系統的基礎上開闢了碉門路茶道，使之成為當時茶馬貿易的重要通道之一。明朝官方的一系列努力，加上各族人民和各地方政權的支援，使西南茶馬古道空前繁榮起來，除了繼續發展青藏線茶馬貿易，在川藏線上還形成了黎州、雅州、碉門、岩州、松潘五大茶市。到了清代，西南茶馬古道的形態發生重大變化，形成了“以茶貿馬”和“以馬運茶”兩種模式並行的局面。一方面由於中央王朝的戰馬需求降低，官方茶馬貿易逐漸萎縮，但為了滿足藏、彝等民族日益旺盛的飲茶需求，清王朝持續擴大四川的“南路邊茶”“西路邊茶”貿易規模，並在北勝州（今雲南永勝縣）新設茶馬互市。另一方面，北勝州（後移至麗江）互市促進了滇茶的崛起，清朝實行的自由貿易政策又使以騾馬為運力的雲南民間馬幫成為發展古道貿易的重要力量，西南茶馬古道迎來了“以馬運茶”的時代，增添了又一重深厚的歷史內涵。

西南茶馬古道的歷史從唐初延續到晚清民國，始終未曾斷絕，這離不開漢、藏、蒙、滿、羌、彝、納西等民族的共同努力。各族人民共同書寫了古道的歷史，也真誠地謳歌這條道路。“蜀茶總入諸蕃市，胡馬常從萬里來”（黃庭堅《叔父給事挽詞十首》），“黑茶一何美，羌馬一何殊”（湯顯祖《茶馬》），“茶葉沒有腳，經過馬幫馱……兩族兩顆心，相會在一起”（納西族民歌《相會在一起》），一首首詩詞、民歌，既是各族人民的真情流露，也是西南茶馬古道悠遠的歷史回音。

共同創造燦爛的茶馬文化

西南茶馬古道是經濟貿易之路，更是文化交流之路。西南各民族共同創造的燦爛的茶馬文化，為古道注入了飲茶愛茶、開拓進取、包容互鑒、和平共處等文化內涵，塑造了它的鮮明特色和獨特魅力。

茶馬文化是飲茶愛茶的文化。西南茶馬古道上各民族共同擁有源遠流長的飲茶傳統，早在西漢時期，蜀地文人王褒的文章《僮約》就提到了“烹茶盡具”“武陽買茶”，這是世界上關於茶葉的最早記載；西藏阿裏故如甲木寺遺址出土的茶葉殘體，將藏地飲茶歷史前推到了東漢末年；唐人《蠻書》中也記載“茶出銀生城界諸山，散收無採造法，蒙舍蠻以椒薑桂和烹而飲之”，蒙舍蠻是今天彝族、布朗族等民族的先民，他們用椒、姜、桂等香料與茶一起煮飲，這與漢、藏民族早期的飲茶方式有異曲同工之妙。從語言學的角度來説，“茶”這個名詞首先是在漢語或彝語中産生的，之後在漢藏語系諸語種間傳遞，今天藏語中“茶”的發音仍與古漢語中茶的異體字“槚”極為相似。民族學調查研究也表明，藏彝走廊上的德昂、布朗、哈尼等民族都有種茶和飲茶的習慣。各族人民不僅慣於飲茶，也十分愛茶：漢族中涌現了“茶聖”陸羽、“茶仙”盧仝等愛茶甚至達到癡迷程度的文化名人；藏族同胞對茶的喜愛也到了“不可一日無茶以生”（《續文獻通考》）的地步；布朗族古籍《奔悶》記載了首領叭言冷率領族眾開墾茶園的事跡，將提倡種茶視為先民的豐功偉績；德昂族最重要的史詩《達古達楞格萊標》表現出的茶神崇拜信仰和以茶為萬物之源的思想觀念，在全世界範圍內都是獨樹一幟的。飲茶愛茶是西南茶馬古道的文化根基，正如法國歷史學家布羅代爾所説的那樣：“茶在中國與葡萄在地中海沿岸起的作用相同，凝聚著高度發達的文明。”（《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

茶馬文化是開拓進取的文化。受制于相對落後的交通技術條件，一般來説古代世界的道路或是局限于山谷、平原等容易行走的地區，或是借助河流、海洋的水上運輸力量，而像西南茶馬古道這樣跨越無數崇山峻嶺的貿易大通道則極為罕見。歷朝歷代，來自西南各民族的官兵、民伕、商旅，架橋修路，肩扛手提，曆盡千辛萬苦維持道路通暢；藏、門巴、珞巴等高原民族同胞更是不畏艱險，翻越喜馬拉雅山脈，將茶馬古道延伸到了南亞地區。“馬蹄踏下歲月印，馬鈴聲聲話滄桑”，“千馱貨物運不盡，起早貪黑趕路忙，一天翻過九座山，上坡下坎走險灘，風霜當作棉被蓋，扯把葉子做地毯，羊毛氈子撣露水，仰望夜空想家鄉”，這些流傳在滇西地區的《趕馬調》，經過現代人的整理改編，唱出了古道的縹緲蒼涼。正是受到這種開拓進取的文化滋養，西南茶馬古道才得以傲立於“世界屋脊”之上，成為人類歷史上海拔最高的文明古道。

茶馬文化是包容互鑒的文化。西南茶馬古道上各民族經過長期交流交往，形成了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賞、相互學習、相互幫助的文化氛圍。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清代陜西的漢族商人到川西打箭爐（今康定）一帶從事茶馬貿易，為與藏族同胞溝通，他們編寫了《藏語會話》對譯韻書。西南茶馬古道上被稱為“藏客”的納西族商人群體也同樣能夠熟練掌握漢、藏、白等多種民族語言，他們在藏區經商時往往入鄉隨俗，主動穿上藏族服飾來拉近與藏族同胞之間的距離。除商貿文化外，西南茶馬古道上的宗教文化也顯示出極強的包容性。比如同為藏彝走廊上的原始宗教文化，羌族的“釋比”文化與彝族的“畢摩”文化在社會職能、宗教法器、宗教儀式等方面都極為相似，作為羌族神職人員的“釋比”還因為受漢族道教影響而被稱為“端公”。此外，歷史上漢族、蒙古族、普米族等民族都曾受到過藏傳佛教的深刻影響；而納西族普遍信奉的東巴教，則是藏族苯教與當地原始信仰融合的結果。

茶馬文化是愛好和平的文化。唐代以前，各民族之間出於利益紛爭尤其是為了爭奪戰馬這一軍事戰略資源，也曾爆發過一些戰爭衝突；西南茶馬古道的開通，使包括戰馬在內的各類物資可以通過貿易手段獲取，徹底改變了馬在西南各民族文化中的面貌，使其不再與戰爭、災禍聯繫在一起，而是成為財富的象徵。這種改變對西南地區和平發展的意義十分重大，明代名臣楊一清就認為茶馬貿易能夠很好地穩定邊疆、消弭戰爭，他在給皇帝的上書中直言茶馬貿易“實賢于數萬甲兵”。事實證明西南茶馬古道的通暢也確實使“西陲宴然”，在明代兩百多年間沒有發生大的戰爭（《明史·朵甘烏斯藏行都指揮使司傳》）。

共同培育偉大的愛國精神

茶馬古道所建立起來的各民族之間的聯繫，不僅是經濟和文化聯繫，而且是情感聯繫、精神聯繫。千年來，各民族依靠古道貿易互通有無，因共用古道歷史文化而互敬互愛，也共同培育了偉大的愛國精神。“時窮節乃見”，在近代中國陷入存亡危機之際，這種愛國精神便熠熠閃耀，集中體現在抵制印茶入藏和西南地區抗戰等重大歷史事件之中。

印茶入藏是近代英印殖民勢力主導的一种經濟侵略活動，其目的是通過向西藏傾銷印度茶葉，從而切斷茶馬古道上原有的經貿聯繫，逐步滲透乃至控制西藏。英國殖民者自侵佔印度後，一直覬覦我國的西藏地區，于1888年、1904年兩次軍事入侵西藏；19世紀80年代以後印度茶在全球市場佔據上風以後，英印殖民勢力對印茶入藏的野心便更加膨脹。他們一方面通過軍事和外交手段，逼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開放亞東、噶大克等通商口岸；另一方面加緊仿製磚茶，並通過低價傾銷、暗地走私等多種手段銷往西藏。然而，他們低估了茶馬古道上各民族之間的血脈聯繫，也低估了西南各族同胞維護祖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決心。即便是在川康地區遭遇戰爭動蕩、四川邊茶運輸中斷的時期，西藏的茶葉消費缺口也是轉由後起的滇茶來填補，印度茶仍被拒之門外。由於中央政府、西藏地方政府和藏族同胞的堅決抵制，印度茶在整個晚清民國時期始終未能打開西藏市場，據統計，其在西藏的最高年銷售量約為一萬公斤左右，與我國茶葉動輒數百萬公斤的銷量相比不過是九牛一毛，與此同時部分我國茶葉甚至還通過拉薩轉賣到了印度大吉嶺等地。到20世紀40年代末，印茶入藏企圖宣告破産，這是西南各族同胞反抗帝國主義滲透的一次重要勝利。

到了抗日戰爭時期，中華民族面臨的危機更加深重。1938年底，退守西南的國民政府提出“利用人力獸力運輸，增進貨運”（《社會經濟月報》1939年第1期），隨後在茶馬古道青藏線和滇藏線上恢復了驛運。1942年滇緬公路被日軍切斷後，茶馬古道更是成為西南大後方與外界溝通的唯一陸上要道。整個抗戰後期，四川、雲南、西藏各地由漢、藏、白、納西等各族人民組成的馬幫，穿行在先人開拓出的石棧天梯和羊腸小道間，不畏艱險，晝夜不息。據統計，當時這條道路上一共動用了“八千匹騾馬和兩萬頭牦牛”（顧彼得：《被遺忘的王國》），為抗戰後方輸送了難以計數的緊缺物資，在中華民族的至暗時刻燃起希望的火種，譜寫出一曲全民族抗戰的壯闊樂章。

（作者：劉禮堂、陳韜，分別係武漢大學茶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武漢大學長江文明考古研究院助理研究員；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一帶一路’視野下的西南茶馬古道文獻資料整理與遺産保護研究”〔20&ZD229〕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