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博物院圖書分館：大高玄殿的承續

編者按：故宮博物院圖書分館的淵源、流轉少為人知，尤其他在大高玄殿時期所留下的故事更是謎團。著名藏書家韋力先生溯源而上，並難得地探訪了正在修復中的大高玄殿現場，與史料相印證，探究其間藏書的特殊歷史文化底蘊，值得細細回味。

壹

這裡收藏著清朝最高機密檔案

藏書源之一軍機處檔

張樹華編著的《北京各類型圖書館志》中説：“（1926年）由故宮博物院接受楊氏觀海堂、資政院、方略館藏書，建立故宮博物院圖書分館，地址：景山西大高殿。”對於這幾批書的來源，向斯在《故宮國寶流傳宮外紀實》中先談到故宮圖書館成立後創建了十三大書庫，這些書大多藏在壽安宮內，但是有幾批書因為數量較多，沒有移去，其中包括軍機處檔和觀海堂藏書。

關於軍機處檔的來由，向斯在專著中簡述説：“軍機處將一切經辦的文書、檔案登記簿冊；所有諭旨奏章，一一繕錄副本，正本原件送還內閣。這樣，留存在軍機處的是一些關乎軍國大事和外交事務的原始諭旨奏章、外藩表文和各國照會文件，是國家最重要、最機密，也是最完整、最可靠的檔案。內閣大庫雖然留存的是原件文檔，但檔案如果缺失，還要到軍機處借用副本抄補。”

1914年，這批軍機處檔移交給北洋政府國務院管理，國務院將這批書藏在了院內的“集靈囿”。然國務院事務繁忙，沒有派人整理這批檔案。故宮博物院成立後，在1920年1月致函國務院，希望將這批檔案交還給故宮。

函中談到了這批檔案的重要性，同時舉出了《太常集禮稿》《大元通禮》等書已失傳，所以他們提出：“以此類推，清代遺文，失今不圖，後將何及？查德、法等國所有各機關過時檔案，均移存文獻館，以為編纂國史之用。本院現為保存有清一代文獻典章起見，用特函請貴院將舊存軍機處檔案移存故宮博物院（圖書館）文獻部，以便從事整理，一面分類陳列，並可勒成專書，一舉兩得，豈不勝束之高閣，徒供蠹魚，終歸漂沒也！”

國務院同意了故宮博物院的所請，於是故宮派人前往集靈囿拉回這批數量巨大的文檔，將其運到了大高玄殿內，於此進行整理。

藏書源之二觀海堂舊藏

大高玄殿的第二部分藏書是楊守敬觀海堂舊藏。楊氏是晚清著名藏書家，關於他的藏書數量，其弟子熊會貞在《鄰蘇老人年譜》中稱：“嗜古成癖，書籍、碑版、錢印、磚瓦之屬，莫不多方蒐求，貯藏之富，當世罕匹。”

光緒六年（1880），楊守敬跟隨駐日公使何如璋前往日本，那時正趕上明治維新，很多中國古書被日本人處理出來，價格很便宜。楊守敬抓住這個機會，連買帶換，蒐集了大量珍貴典籍，同時幫助黎庶昌公使校刻《古逸叢書》。等他回國時，將買得之書一併帶回，因為他在黃州的住所與東坡舊居相鄰，於是自號鄰蘇老人。在黃州居所內，他拿出十間房子來做書庫，可見其藏書量之大。

楊守敬也以自己的藏書成就為傲，在給友人黃萼的信中自稱：“弟現在所藏書，已幾十萬卷，其中秘本亦幾萬卷，就中有宋版藏書五千六百冊。大約在本朝唯錢遵王藏書可以相並，其他皆不足言也。”（容肇祖《史地學家楊守敬》）

楊守敬自稱有宋版書五千多冊，自認為可與清初時的錢曾藏書量相媲美。然從其藏書目看，這種説法顯係誇張，但儘管有所誇張，也足以説明他的藏書質和量確實都有一定水準。

楊守敬去世後，其家人在民國四年（1915）將觀海堂藏書以國幣三萬五千元售予北洋政府。1918年11月，梁啟超請政府將所購觀海堂藏書轉給松坡圖書館收藏，經大總統徐世昌批准，觀海堂藏書中的2.4萬餘冊撥給了松坡圖書館，剩餘部分還有近1.6萬冊，存在國務院院內的集靈囿。民國十五年（1926）一月，故宮博物院理事陳垣致函國務院，希望倣松坡圖書館前例，將這批書撥給故宮博物院。此後觀海堂剩餘部分藏書撥給故宮博物院，儲藏在大高玄殿內。

藏書源之三　方略館

大高玄殿藏書的另一部分則來自方略館。

清廷纂修方略，動議于平定三藩之亂後。玄燁認為此事可行，但是要找出此做法的理論依據。當時任武英殿大學士的勒德洪查看史料後，找到了先例，這些史料都是記載皇帝的武功，大多稱為“錄”或“記”，也有的稱為“要略”和“日曆”，可見並沒有統一的稱呼方式。

康熙二十一年八月十三日，大學士明珠等奏：“臣等奉旨傳集九卿，將前戴王縉疏奏逐一與閱。九卿等言，祖宗聖訓，固應編輯。至逆賊變亂以來，皇上宵旰憂勤，運籌決勝。八年之間，殄滅賊寇，克奏膚功，復見昇平，皆皇上神機獨運，指授方略所致。若不纂輯成書，恐鴻功偉績，或有遺漏。況古來帝王，武功告成，無不將所行之事，逐一記載。今宜如御史所請，勒成一書，以垂永久。”

此處提到了“方略”二字。玄燁首肯了明珠等人所奏，於是禮部于九月初擬定書名為《皇帝武功方略》，十月改稱為《平定三逆神武方略》，亦稱《平定三逆方略》。自此之後，就有了方略這一類史書，後來方略館不僅僅是纂修方略，也會參與其他書的編纂，宣統三年（1911），方略館隨同軍機處一併被撤。

當年方略館編纂之書直接在宮內印製，主要是以雕版方式出版。到同治年間，開始用大鉛字排印本，因為這屬於機印，所以紙張也做了相應調整。

貳

張作霖入關，插手建立管委會，僅存8個月

張作霖入關後，插手故宮博物院事務。

1927年6月16日，張作霖的安國軍將領在北京聚會，擁其為安國軍政府海陸軍大元帥。兩天后，張作霖在居仁堂就職，任命潘復為國務總理。兩個月後，國務會議決議了兩項有關故宮博物院的議案：一是將清太廟、堂子兩處撥歸內務部壇廟管理處；二是將存在大高玄殿的清軍機處檔案擬歸國務院保管。

故宮博物院維持會會長江瀚聽聞消息後，立即從天津返回北京，與維持會同仁商議保留大高玄殿檔案的辦法，他們致函國務院，稱軍機處檔案整理還未完結，希望能將這些檔案保留于故宮，等工作完結後再做移交。

國務院派內務部總長沈瑞麟和農業部總長劉尚清各率隨員四人，前往大高玄殿查看，之後將此事彙報大元帥府。沈和劉認為維持會的工作搞得井然有序，資料圖書保護得很好，但是安國軍政府還是要改組故宮博物院人事。他們在9月20日的國務會議上，決定成立故宮博物院管理委員會，以取代故宮博物院維持會。管理委員會以王士珍為委員長，另有張學良、傅增湘、江庸等12人為委員。

轉天，管理委員會派江庸等四人為接收委員，到故宮辦理了接管手續，管委會接手後，聘江庸為古物館館長，馬衡為副館長，傅增湘為圖書館館長，袁同禮為副館長。但這個管理委員會到1928年6月，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後，也就解散了，存在時間僅八個月。

參

藏書歸入大高玄殿之後，經過一番悉心整理

關於這些資料檔案存在大高玄殿的情況，單士元在《清代軍機處檔案釋名前言》中説：“一九二六年北洋軍閥政府國務院同意，將在辛亥革命後，從故宮移去的清朝軍機處檔案交回故宮博物院進行整理。當時連同楊守敬觀海堂藏書一併搬到景山西街故宮博物院所屬大高玄殿庋藏。曾經編印出軍機處檔案目錄一冊。”

為什麼將這些檔案存到了當時國務院的集靈囿？單士元説：“案清代軍機處檔案原存故宮內舊軍機處方略館。屬於清代機密檔案，保管謹密。當日除軍機處章京職官外，任何人不能窺見。舊民國成立後，袁世凱重視這批檔案，因而移到北洋軍閥政府國務院集靈囿地方。利用它併為其統治做參考資料，這批檔案在集靈囿後樓擱置長達十五年之久。在一九二五年故宮博物院成立後，經博物院要求作為研究清代史料，於是又收回故宮。並連同舊國務院收購楊守敬觀海堂藏書遷到故宮迤西大高玄殿庋藏整理和閱覽，始為世人所知。”

這批資料儲藏在大高玄殿後，卻難以充分利用，主要原因是這些史料以及相應的書籍未能予以編目整理，尤其是缺乏題解式目錄，於是文件館開始整理這些檔案。

單士元在前言中簡述説：“軍機處檔案移存大高玄殿後，文獻館由單士元、劉儒林、張德澤、程文翰等人進行整理，首先編制檔冊目錄，計檔冊一百五十五種，並將折包檔按朝代年月順序，倣圖書館公開閱覽之例，使學者可以到館參觀。當日利用軍機處檔案，寫出學術著作，有社會調查所陶孟和、湯象龍、劉什如等教授，近代經濟史蔣廷黻教授寫《國際關係史輯要》，吳燕紹教授寫《蒙藏史料彙編》。亦有其他學術團體來館查閱史料者，欲求其所需時，每苦調何種檔為宜，常以此事見詢吾輩。整理之初亦無備諮詢之識，余即發憤將所印行之只具檔而無錄者，在檔名之下附以解題，試為數檔，私稱為檔案詞解。呈諸陳垣教授，師曰：‘何不稱為檔案釋名。’一九三六年夏，在山東青島首次成立圖書館博物館協會，余在該會上宣讀一篇論文，曰‘檔案釋名發凡’，以求同好，發表在民國二十五年雙十節《故宮文獻論叢》。”

除了整理檔案外，這裡還撥來了很多圖書，整理圖書必須要有相應的版本知識，當時給觀海堂舊藏編目之人是那志良。他原本對版本不甚熟悉，然卻得到了高人指點：“這一批檔案、圖書，運到大高殿之後，檔案部分由文獻部接管，圖書部分派我在大高殿編目。那時，我對圖書編目，一無所知，有一位北平圖書館的王先生，時常來指導我。我就每天騎著自行車，到院裏簽到，然後再到大高殿編目。”（那志良《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

那志良所説的王先生，有人認為應當是指王重民。

經過一番整理，他們編出了《大高殿書目》，該書為謄印本，此目應當就是那志良所編。何澄一則主編了《故宮所藏觀海堂書目》。

肆

八國聯軍中的法軍曾盤踞了十月之久

大高玄殿位處紫禁城北，與景山隔一條街，是我國現存規模最大的一座皇帝御用道觀，始建於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嘉靖皇帝朱厚熜是明代最崇信道教的君主，以藩王身份入繼大統，朱厚熜喜好道教，應是受其父興獻王朱祐杬的影響。關於他下令修建大高玄殿的原因，按照《明實錄》記載，是聽從了道士陶仲文的建議。

其實在此之前，紫禁城內已有道觀欽安殿，因為宮內幾次失火，嘉靖帝認為真武大帝有鎮火之能，所以要另建一所道觀。大高玄殿陸續修了30多年方完工，嘉靖皇帝以自己的道裝形象做成金像，供奉在大高玄殿內，可見他對此殿極其看重。

滿人入關後，雖然他們信仰的是薩滿教和喇嘛教，但仍然在大高玄殿內舉辦道教活動。玄燁即位後，因避其名諱，將大高玄殿改稱為大高元殿，有時又稱大高殿。進入民國後，恢復了大高玄殿之稱，但故宮內的工作人員仍習慣稱其為大高殿。

光緒二十六年（1900），八國聯軍打入北京，法國軍隊駐紮在大高玄殿內長達十個月之久，致使宮內建築受到損壞，裏面的所藏大部分被搶走。對於大高玄殿內損壞情況，《內務府檔案》有房文瑞在光緒二十七年（1901）五月的呈報，其中記載：

大高殿檔案房為報堂事，于光緒二十六年七月洋兵入城，二十日洋隊在本殿紮營，今于二十七年五月十三日接收看守。查得山門外三面牌樓夾桿石鐵箍並三面柵欄均行拆毀無存。音樂亭兩座四面槅扇拆毀不齊，石欄杆均行損壞。頭道山門門扇六面拆毀不全，石欄杆拆毀損壞。二道山門門扇六面拆毀不全，石欄杆均行損壞。東西院值房十四間門窗戶壁並兩角門均行拆毀無存，屋內冊檔稿案及一切傢具均失落無存。

此後，清廷派張百熙等主持修復，1911年辛亥革命後，按照民國政府優待遜清皇帝條件，大高玄殿仍然歸皇室所有。1924年，溥儀離開紫禁城後，大高玄殿改由善後委員會管理，轉年移交給故宮博物院。2013年5月，大高玄殿歸還給故宮。

伍

住這兒的曾全是學術界的單身漢

大高玄殿還回之後，故宮花大力氣將其維修復原，但尚未開放，為此，我找到了故宮院辦的賈立新老師，在賈老師的安排下，我於今年4月15日前往該處。這天一早，我先去了國家文物局，感覺時間尚早，於是決定步行前往大高玄殿，未成想一路上的耽擱，到達時竟然比約定晚了半小時。賈老師涵養很好，她聽到我喋喋不休的解釋後，只是笑著説沒關係，而後帶我入院。

因為處於維修中，大高玄殿只能從消防通道進入，此通道位於景山公園西門的斜對面。進入院落後，眼前所見仍然是施工現場，地面的磚都已起了出來，上面蓋著防塵網，腳下坑洼不平，我小心地尋找著下腳處，慢慢向前走。

而今大高玄殿僅余一路，我們先走到最前方，在那裏看到了著名的三門，而後進入主殿中，此殿高大敞闊，讓我覺得大高玄殿這個名稱有可能是形容詞。其頂棚彩繪頗為完好，只是在左角留有時代痕跡。

參觀完畢後，從院轉机出，賈立新老師帶我前往後方的清稽查內務府御史衙門，現在這裡由北京故宮文物保護基金會在使用。內務府是清廷為服務皇室而設的機構，下轄七司三院，機構規模十分龐大，為此，在雍正四年（1726）設立了稽查內務府御史衙門。

之所以要來這裡探訪，緣於民國間此處是北京圖書館的宿舍，有不少人為了到大高玄殿查史料，就會居住於此。謝興堯的《堪隱齋雜著》中有《記大高殿和御史衙門》一文，該文稱：“大高殿是過去貯藏軍機處檔案的地方，御史衙門是北京圖書館的宿舍”，“二十年代三十年代間，故宮博物院的組織分為三部分：一為古物館，俗稱珍寶館，是故宮精華之所在，館長由院長易培基兼；一為圖書館，即乾隆時所稱的天祿琳瑯，所藏均宋元善本，乃皇家族的圖書室，館長由北京圖書館館長袁同禮兼；一為文獻館，所藏均清朝軍機處檔案，是中國近世近代的原始資料庫，館長沈兼士。”

如果以直線距離計，御史衙門的大門距大高玄殿的院落僅隔著不寬的陟山門大街，兩者間的距離不超過20米，因為太過便利，所以查書之人喜歡居住於此。謝興堯寫道：“三十年代這所稱為御史衙門的房屋，劃歸北京圖書館作為宿舍。但是這座北京圖書館的宿舍，卻沒有一人住在這裡，這裡住的，全是學術界的單身漢，似乎是圖書館的招待所。”

那時的謝興堯在此租住一年多，趙萬里、王重民等人常到這裡來找他。謝興堯主要是到那裏查看與太平天國有關的史料，他談到曾在故宮內花五角錢買到了太平天國金璽的鈐蓋印。

御史衙門的門牌號為陟山門大街5號，其隔壁6號院是個更有故事的地方，這裡曾經是林長民的居所，他當時任段祺瑞內閣司法總長，這個職務的性質與御史衙門屬於同一類。後林長民跟隨郭松齡去討伐張作霖，在敵軍中身亡。為此，6號院歸其女林徽因管理，在之後林徽因將這處院落賣給了胡適。

賈老師是故宮文物保護基金會的秘書長，她對這裡十分熟悉，邊走邊聽她講解那些歷史故事，使得這個寂靜的院落在我的腦海中立體了起來。一路參觀下來，這裡總計有三進院落，每一進院落都有正廳和廂房，謝興堯説，他當時是住在東邊的一間，房屋高大，裏面有20多平方米，每月租金四元。而今這裡不對外開放，更不會對外出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