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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期以來唐詩研究的熱點

發佈時間:2022-09-07 09:11:33 | 來源:光明日報 | 作者:丁放 | 責任編輯:秦金月

作者:丁放(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唐詩學研究”首席專家、江蘇師範大學文學院特聘教授)

唐詩自誕生以來,一直受到歷代讀者的喜愛,唐詩研究也一直是學界關注的重點。據不完全統計,1978年至今,以唐詩研究為主題的論文有11000余篇,1996年至今,相關碩博論文有2900余篇,鄰近學科涉及唐詩的論文約8000篇,合計超過20000篇。另據尚永亮《近20年唐詩研究述論》統計,1978-2018年唐詩研究的成果多達34930項。當然,唐詩研究的繁榮,不僅體現在成果數量的幾何式增長上,更體現在品質的明顯提高上。改革開放新時期以來,唐詩研究有如下突出特點:

鑒賞熱。新時期之初,百廢待興,廣大讀者熱切期待真正探索唐詩藝術奧秘的著作。由此,引領唐詩鑒賞風氣的作品應運而生,較具代表性的成果有:劉逸生《唐詩小札》、沈祖棻《唐人七絕詩淺釋》,而尤以後者影響為大。沈祖棻是現代著名詞人,其《涉江詞》《涉江詩》在抗戰時名震一時,同時她又是著名學者,以詩人之心解析詩詞,別有會心。《唐人七絕詩淺釋》從作品本身出發進行分析鑒賞,其方法是先精講一首七絕,然後列舉若干首題材、風格相近或相反的作品,加以比較,往往有舉一反三之效。此書與其《宋詞賞析》,是20世紀80年代初最流行的詩詞鑒賞類圖書。而真正的唐詩鑒賞熱,還是在《唐詩鑒賞辭典》出版之後。《唐詩鑒賞辭典》作者達百餘人,均為從事唐詩研究、教學的學者,代表了當時的研究水準和學術眼光。該書發行數百萬冊,推動唐詩名篇走進千家萬戶,深入人心。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唐詩鑒賞集》也産生了很大影響。前者選材較廣,後者賞析較精。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閱讀與欣賞”節目,經常播出唐詩鑒賞節目,且將文字稿彙編成書出版。此外,唐詩選本的出版也盛極一時。清人孫洙所編《唐詩三百首》一版再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唐詩選》及李白、杜甫、王維、高適、岑參、韓愈、元稹、白居易、李商隱、杜牧諸人的詩選;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一批唐代重要文人的“選集”。這些都為廣大讀者欣賞、閱讀唐詩,提供了優質的文本。周嘯天主編的《唐詩鑒賞辭典補編》則進一步推動了唐詩的鑒賞熱。近年來興起的電視講壇節目及詩詞大會等,因其雅俗共賞、老少皆宜,也對推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起到了積極作用。劉學鍇的《唐詩選注評鑒》則是近年出版的唐詩鑒賞佳作。該書分“選”“注”“評”“鑒”四部分,共鑒賞唐詩近700首,選目與《唐詩鑒賞辭典》有較大不同。鑒賞方面,既博採眾長又獨具慧眼,對李白、王維、李賀、李商隱詩的解析、鑒賞尤其深刻。數十年來,唐詩鑒賞的熱度不減,在促進唐詩普及的同時,也提升了民眾的文學修養。

大詩人研究熱。唐代大詩人研究,近幾十年來成果豐碩,如王梵志、寒山、拾得、楊炯、沈佺期、宋之問、陳子昂、張説、張九齡、孟浩然、高適、岑參、劉長卿、韋應物、白居易、張籍、王建、劉禹錫、孟郊、賈島、貫休、皮日休、陸龜蒙、韓偓等,均有首創性的註釋本。而李白、王維、杜甫、韓愈、柳宗元、李商隱、溫庭筠、杜牧等,則有吸收舊注之長、後出轉精的新注本問世,且呈現出綜合研究的趨勢。如白居易研究,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首次對白居易集作了箋釋與校勘,用力甚勤,收穫亦多。其《白居易年譜》與《箋校》相輔相成。此後,謝思煒出版了《白居易詩集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謝注的一大特色是採錄了日本金澤文庫等數種白居易集,擴大了校勘的範圍,豐富、充實了白居易詩文註釋的內容。青年學者陳才智整理出版的《白居易資料新編》,共匯集了中唐至近代3200余位作家的8000多則評論資料,參考書籍3500余種,其字數是中華書局出版的《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白居易卷》的20倍左右。經過老中青三代學者不懈努力,白居易研究的成果已粲然大備,也大大突破了過去只重其諷喻詩、只討論其人民性的局面,取得了多方面進展。再如李白詩集,宋人楊齊賢、元人蕭士赟、清人王琦先後為其作注。當代李白研究的大家首推詹锳,其《李白詩文係年》《李白詩論叢》雖出版于20世紀50年代,但真正産生影響是在80年代之後。這兩本書是當代李白研究的奠基之作,而他在此基礎上主編完成的《李白全集校注匯釋集評》則是一部集李白詩歌校注之大成的著作。瞿蛻園、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吸收了《李白詩文係年》的成果精髓。安旗主編的《李白全集編年箋注》、鬱賢皓的《李白叢考》《李太白全集校注》亦多創獲。周勳初的《李白評傳》《詩仙李白之謎》,內容十分精彩。裴斐等人主編的《李白資料彙編》,為李白研究提供了豐富資料。劉學鍇、余恕誠畢生從事李商隱研究,他們的《李商隱詩歌集解》集古今李商隱詩歌注解之大成,《李商隱文編年校注》《李商隱資料彙編》則為新創,另著有《李商隱詩歌研究》《李商隱傳論》《李商隱詩歌接受史》等。有學者認為,劉、余二位的李商隱研究,改變了中國文學史的格局,使得李商隱由原來文學史的一節,變成了現在的一章。

文化學研究熱。超出單一的文學研究,從文化學的角度討論唐詩,也是唐詩研究的熱點之一。陳寅恪創“以詩證史”之法,並在其《元白詩箋證稿》中有充分展示。其研究著重探索隱藏于文學背後的歷史底蘊,對學界深有啟發。袁行霈、丁放《盛唐詩壇研究》討論了盛唐政治與詩壇的關係,如論述唐玄宗崇信道家思想與迷信道教方術對詩壇帶來的影響;玉真公主對詩人的提攜于詩歌發展的積極作用;盛唐賢相姚崇、宋璟、張説、張九齡對盛唐詩歌的正面推進作用;李林甫、楊氏兄妹專權跋扈對盛唐詩壇的傷害等,均從文史結合的維度作了自己的解讀。鄧小軍的《唐代文學的文化精神》《詩史釋證》《古詩考釋》等書,自覺運用陳寅恪的方法,對唐詩研究的若干問題提出了精到見解。傅璇琮、陳尚君、胡可先等學者,則由史學入手,探尋唐詩的歷史背景,既從正史、野史筆記出發,更重視敦煌文獻、地下文獻、域外文獻等,使唐詩研究紮根在歷史的沃土中。尚永亮關注詩人貶謫與創作的關係,李浩系統考察地域、士族與詩歌的關係,戴偉華關注唐代使府與文學的關係,也有系列論著問世。孫昌武、陳允吉及李小榮、張勇等,致力於研究佛教與唐詩之關係。如陳允吉的《唐音佛教辨思錄》《佛教中國文學溯論稿》論佛寺壁畫與唐詩之關係,論王維、韓愈、李賀詩歌與佛教之因緣;而對於道教、儒學與唐詩之關係的考察,孫昌武的《道教與唐代文學》、葛兆光的《想像力的世界——道教與唐代文學》、劉順的《中唐文儒的思想與文學》,都是較為重要的研究成果。任半塘開創的、以《唐聲詩》為代表的唐詩與音樂研究,為其弟子們傳承併發揚光大;袁行霈、陶文鵬關注繪畫藝術與唐詩之交集,《中國詩歌藝術研究》《唐宋詩美學與藝術論》中均有精彩論述。將唐詩研究與文化研究相結合,對唐詩研究向深度和廣度發展,大有益處。

新方法熱。“老三論”“新三論”、符號美學、新批評、闡釋學、接受美學等新方法、新理論,對唐詩研究也有較大影響。這對於解放思想、開闊視野,有一定積極意義。如董乃斌的《李商隱詩的語象—符號系統分析》、陳伯海的《意象藝術與唐詩》均用新方法解析唐詩;葉嘉瑩用新批評派的“文本細讀法”研討杜詩;傅道彬的《晚唐鐘聲》借鑒原型批評方法。但新理論的運用,一定要與中國傳統理論及唐詩創作實踐相結合,否則就會成為兩張皮,這是要深以為戒的。近年來,用接受美學理論研究唐詩,也出現了較多成果,如陳文忠的《中國古典詩歌接受史研究》,從理念與方法、經典作品闡釋史、創作影響史等方面,對接受美學理論的中國化,作了有益探討,並對《黃鶴樓》等唐詩名篇的接受史進行個案研究。以唐代大詩人接受史為研究對象的著作或博士論文,數量亦較為可觀。而域外漢籍的唐詩輯佚及其研究,近年來也頗為活躍。如東亞各國,自古以來就與中國交往密切,大量漢籍早已傳入這些國家,有些是中土已失傳的文獻,有些則與中土版本不同,足資比較與參考。這些國家的詩人、學者研究或者模倣唐詩的成果,有的也有較高水準,至少有文獻價值。歐美諸國則因種種原因,保存了不少我國大陸稀見的唐詩資料,充分利用這些材料,也有助於唐詩研究的進一步開展。

總之,新時期以來的唐詩研究對“文學本位”的認識尚待加強,藝術研究亦嫌薄弱。我們要在歷史唯物主義的正確指導下,充分運用我國古典詩學理論,適當借鑒西方理論中的合理部分,推陳出新,使唐詩研究邁向新的高峰。

《光明日報》( 2022年09月07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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