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合與超越——王佐良先生的學術人生

學人小傳

王佐良(1916—1995)，浙江上虞人。英語語言文學專家、翻譯家、教育家、作家。1935年考入清華大學外文系，後任西南聯大助教，1947年考取英國牛津大學茂登學院，1949年回國，任教于北京外國語學校(今北京外國語大學)。曾任北京外國語學院副院長，中國外語教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外國文學學會副會長，《外語教學與研究》《外國文學》主編。出版《彭斯詩選》《英國詩文選譯集》《英國散文的流變》《英國文學論文集》《論契合》《翻譯：思考與試筆》《英國浪漫主義詩歌史》《英國詩史》《英國文學史》等專著和譯著。圖片由作者提供

【大家】

王佐良先生有句口頭禪“瞄瞄”，對感興趣的一切新內容，他都喜歡“拿過來瞄瞄”。他對中外文學和文化的廣泛涉獵，開闊的學術視野，都與這“瞄瞄”有些關係。

“瞄瞄”之後呢？他開始了對“傳統與現代”“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西學與中學”“翻譯與創作”等諸多領域的探索，於差異中求契合，于融通中求突破。

一

王佐良是浙江上虞人，童年就隨父親移居武漢。在他就讀的武昌文華中學，除國文課之外，各門課程均以英語授課為主，還給學生提供了大量英文原著和資料。這樣的學習環境，不僅夯實了王佐良的英文基礎，也激發了他對西方文學的濃厚興趣。

1935年，王佐良以優異成績考入清華大學外文系，與李賦寧、許國璋、周玨良並稱為外文系“四大才子”，他們後來皆成為著名學者。大一時，王佐良獲得了全校英文演講比賽一等獎，還以筆名“竹衍”在《中學生》上發表散文《旅途》《一二·九運動記》等，抒發對山河淪陷的憂傷和對學子們愛國情懷的讚嘆。

1937年，王佐良隨校南遷，經廣州和香港，入境越南，再由滇越鐵路來到昆明的西南聯大。一路輾轉，王佐良體味到了國家蒙難的苦楚，更堅定了求學報國的信念。西南聯大辦學條件極為艱苦，師生時常還要躲避日軍空襲，但這絲毫沒影響王佐良的求知熱忱，他與好友許國璋組織“湖畔紳士”英語演講會，他由衷感慨：“儘管四面八方在引誘，真正的大師還是在教室裏。”

王佐良不喜歡枯坐書齋做學問，更喜歡將目光投向火熱的生活。1939年，留校任教的他與同事丁則良創建“人文科學學會”，定期舉行學術講座和討論會，為師生們提供碰撞思想、交流學術的開放空間，得到了吳宓、季鎮淮、曾昭掄、潘光旦、孫毓棠、王瑤、聞家駟、聞一多、朱自清等的熱情支援。王佐良還與眾多熱血青年學人一道縱論國事，指點江山，撰寫了大量時評文章，思索中國未來的前進方向。

在西南聯大，英國現代主義詩人、詩歌批評家燕卜蓀(William Empson)開設的“英國現代詩歌”課程，不僅介紹現代主義詩歌，還運用現代主義詩學理論分析評論歐美現代主義詩歌。同時，朱自清、馮至、卞之琳等文學名家，也在這一文化聖地極力倡導現代主義詩歌藝術。自幼就喜愛詩歌的王佐良，浸淫于這樣一個現代主義詩歌氛圍濃郁的大學校園，極大影響了他後來的學術走向。

在西南聯大任教期間，王佐良撰寫的論文《詩人與批評家艾裏奧特》分章節刊登于《大公報》和《益世報》，開創了國內研究英國現代主義詩人艾略特(舊譯艾裏奧特)的先河。1946年，他發表長文《今日中國文學之趨向》，從新文化運動説起，縱橫捭闔，清晰勾勒出20世紀上半葉中國文學的脈絡，闡釋中國文學與外國文學間的深層聯繫與互動，頗具學術穿透力。

王佐良在庚款公費留英選拔考試中取得第一名，于1947年進入英國牛津大學茂登學院，師從英國文藝復興研究專家威爾遜教授，主攻17世紀英國文學。留學期間，他在與好友的通信中，就經常流露強烈的家國情懷。四十多年後，追憶往事，他仍動情地説，“從留學一開始，就覺得回國是天經地義的”。1949年9月，牛津大學的學業結束，他毅然放棄留學法國攻讀博士學位的機會，立刻起身回國，入職北京外國語學校(北京外國語大學前身)。

二

20世紀三四十年代，各種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紛紛登陸中國，置身“中國與西方”“傳統與現代”的激烈碰撞與交鋒之中，王佐良在他動筆于40年代、成書于80年代的英文論文集《論契合：比較文學研究集》(Degrees of Affinity：Studies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中，提出內涵豐富的契合理論。在該書的序言中，他開宗明義：“書中所有文章都圍繞一個中心：作家之間，文學之間的契合。”接著，他這樣闡釋：

“當外國文學的輸入解決了本土文學的迫切需求時，本土文學就會應時而動，發生巨變，並同時與外國文學産生契合；而這時的契合就不僅是文學間，也涉及社會、文化、經濟和其他方面。倘若一種古老的文學與一種新興的文學相遇一處，前者有著悠久而彈性十足的古典傳統，後者又擁有富有創意的美學或激進的意識形態，契合與碰撞就會更加精彩。這即是20世紀中國文學與外國文學的相遇。”

顯然，王佐良選取“契合”一詞別有心意，它既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融合”，也不是某種意義上的“相通”，而是在差異和碰撞中實現契合，並由此獲得突破或超越。

他通過細緻剖析嚴復、魯迅、戴望舒、卞之琳、穆旦等人的翻譯成果，從翻譯目的的確立到翻譯對象的選擇，從翻譯理念的形成到翻譯風格的追求，進行了對比性觀照，並結合自身的文學創作與翻譯實踐，悉心體悟，敏銳洞悉中西文學間相互滲透和影響的契合關係，有淺層的，有深層的；契合的類型多樣，彼此遙相呼應，有時又變動不居……在中西文學的契合中，不僅有發生較晚的中國現代文學對西方文學的主動吸收與有意模倣，還有中國傳統文學因子對西方文學的“糾偏”性改造。在此背後，則是中西文化之間複雜的契合與碰撞。

有著濃郁詩人情懷的王佐良，在對中國早期現代主義詩歌進行批評時，就已跳出了一般研究中習慣性追溯其異域養分吸收的邏輯，選擇重點觀照詩人如何在汲取西方現代主義詩歌藝術經驗的同時，充分接受本民族源遠流長的詩歌傳統滋養，並在契合與碰撞的過程中，努力嘗試超越性創造。在他看來，中國現代主義詩歌雖深受西方現代詩歌的影響，卻依然保持了鮮明的民族色彩。

如此冷靜而深邃的審視與思考，似乎也符合他溫良和善的性格。即便長時間蝸居於清華大學的照瀾園，空間狹小，被書山包圍著，連一張大一點兒的書桌也放不下，但他仍怡然自得，每有新見，便立刻欣然落筆。每日騎自行車上下班，匆匆穿行于校園內外，他那笑容可掬的面龐，許多老清華人和老北外人至今猶記。于平凡中見優卓，于包容中見超越，他的為人、為事、為學竟也如此自然地“契合”。

學者樂黛雲在闡述王佐良對中國早期比較文學發展的貢獻時，十分讚賞他的“契合論”，認為他“對比較文學研究的重大貢獻，對於在世界範圍內，通過比較文學視域，重新匯通和詮釋中西文化，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三

作為20世紀著名的翻譯家，王佐良一生傾注心血最多、影響最廣泛的，便是翻譯理論建構與翻譯實踐。他是國內最早將翻譯研究納入文化研究範疇的學者之一，率先提出“翻譯研究應是社會的、歷史的、文化的研究”，視翻譯為貫穿著種種文化表現的寫作實踐。

1943年，年輕的王佐良就在《論翻譯》一文中指出，中西文化、文學語境、言説方式等存在著很大差異，不同語言間的完美轉換是困難的，但“人性相通”，又為翻譯帶來了希望。真正優秀的翻譯者，可以從各種差異之中發現彼此的契合點，找到彼此相通之處，于艱難之中開闢出新路，讓一種語言“在另外一種語言中大放異彩”。

他在《翻譯中的文化比較》和《翻譯與文化繁榮》兩篇文章中，也將翻譯和文化緊密聯繫起來。他認為，一個優秀的譯者必須諳熟兩種文化，“不是説一個大概的了解，而是要了解使用這一語言的人民的過去與現在，這就包括了歷史、動態、風俗習慣、經濟基礎、情感生活、哲學思想、科技成就、政治和社會組織等等，而且了解得越細緻、越深入越好”。

對於西方文學作品的翻譯，王佐良始終堅持“翻譯貴在忠實原作”，更貴在“變通神似”，必須結合文本作者獨特的創作語境和中國讀者所處的特殊文化語境，實現西方文學作品內容和形式的跨文化轉換。他翻譯的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散文作品，文字簡約精緻，文白相間，清新自然，足以媲美原文，甚至多有超拔。我們熟知的培根名篇《談讀書》，就是出自王佐良的譯筆，文中的幾句話“讀史使人明智，讀詩使人靈秀，數學使人週密，科學使人深刻，倫理學使人莊重，邏輯修辭之學使人善辯”更是膾炙人口。

有著豐富的現代詩歌閱讀與創作經驗的王佐良特別強調，在詩歌翻譯過程中，必須關注詩人身處的文化語境，必須從詩人的視角、詩人的情感世界、詩人的言説方式，去悉心體悟詩歌文本，在“文化互鑒”中，進行詩情、詩意、詩境的契合與超越。其中，詩人譯詩十分重要，可以“用詩人的情感和語言實現詩意的跨文化轉換”，達到神形俱通的“以詩譯詩”。

在王佐良看來，“譯者要掌握一切可能掌握的材料，深入了解原詩(這一點做到極為不易)，又要在自己的譯文上有創新和探索的勇氣，不僅在用詞方面，還有句子的排列組合，聲韻的選擇和調配等等方面，甚至全文的風格，都可以進行試驗”。如此，譯者和原作者可以達到一種心靈上的契合，于譯者而言，得到的是一種創造上的滿足；于讀者而言，得到的則是一種新奇的美感體驗。

基於文化契合、文學契合理論，王佐良秉持“創造性的努力”的譯詩原則，將彭斯(Robert Burns)、拜倫(George Byron)、雪萊(Percy Shelley)、蒲柏(Alexander Pope)、司各特(Walter Scott)、詹姆斯·賴特(James Wright)等諸多歐美詩人的優秀作品源源不斷地譯介到國內，為中國現代詩歌創作和批評提供了新鮮而豐富的詩學資源。他高度精練而富有張力的詩歌語言與“深度意象”的結合，“引入了一種新的資源和語言活力，令當代中國很多詩人受益”(王家新語)。難怪著名詩人卞之琳讚嘆，王佐良真正達到了“譯詩藝術的成年”。

英國浪漫主義詩人雪萊的代表作《西風頌》(“Ode to the West Wind”)意象豐富、境界宏闊、意蘊深遠，王佐良的譯本充分體現了整體性的文化審視：聚焦“西風”這一中心意象，圍繞“西風”與“種子”“亂雲”等意象群之間的詩意關聯，看到西方更傾向於將雪萊詩中熱切呼喚的革命視為內心的革命或想像力的革命，而在當時的中國，這首詩正好契合了人們對美好生活的熱切渴望。於是，他的意象翻譯在保留源語文化的同時，又機智地調整了原意象的語法結構，從而精妙地呈現出原詩的意境、神韻和質地，以鮮明的“對照互鑒”的文化意識，優雅地進行了民族文化心理的詩意闡釋和文本的跨文化轉換。

王佐良在翻譯彭斯的《一朵紅紅的玫瑰》(“A Red， Red Rose”)時，不僅深入詩人的創作語境，還諳熟蘇格蘭民歌的特點。他在譯文中用悠揚的民歌調子與原詩對應，多用能體現民歌自然、明白如話的疊詞，如“紅紅的”“甜甜的”，使譯詩語言清新、流暢，無雕飾之感。另外，他對原詩中的蘇格蘭方言也進行了“忠實”與“變通”間的平衡性處理，再現了原詩中的日常情景和別具風味的地方情調。如此優卓的翻譯，無疑會令讀者感受到契合於中西文化間的“異域文學”與“本土文學”的雙重魅力。

他晚年翻譯的美國詩人羅伯特·洛厄爾的《漁網》(“Fishnet”)堪稱“詩人譯詩”的典範：“任何明凈的東西使我們驚訝得目眩，／你的靜默的遠航和明亮的捕撈。／海豚放開了，去提一閃而過的魚……／説得太少，後來又太多。／詩人們青春死去，但韻律護住了他們的軀體；／原型的嗓子喝得走了調；／老演員念不出朋友們的作品，只大聲念著他自己，／天才低哼著，直到禮堂死寂。／這一行必須終結。／然而我的心高揚，我知道我歡快地過了一生，／把一張上了焦油的漁網織了又拆。／等魚吃完了，網就會挂在墻上，／像塊字跡模糊的銅牌，釘在無未來的未來之上。”儘管王佐良也感嘆這首詩“很不好懂”，但他以一位詩人特有的敏感，體察到了原詩中隱秘的線索，窺見了漁網在放與收之間，在捕捉的希望與失望之間，詩人與世界有形、無形的多重聯繫，是時間的，是責任的，是矛盾的，是音樂的……王佐良正是以爐火純青的語言，傳遞出原詩深邃的意境與巨大的張力，推動讀者抵達與詩人對話的場域和高度。

王佐良畢生用心於詩，不僅向中國廣大讀者源源不斷地譯介了大量英文詩歌，還對中國新詩展開深入研究，為中國現代詩歌批評貢獻了不少出色的學術文本。作為穆旦詩歌創作的見證人，1946年，王佐良曾在英國雜誌《生活與文學》(Life and Letters)上發表文章《一個中國詩人》(“A Chinese Poet”)，翔實地介紹穆旦的創作歷程與其詩歌的獨特風格，傳神地描摹穆旦詩歌給讀者“最深的印象”。王佐良前瞻性地指出，穆旦早期詩歌創作雖有明顯的“非中國化”傾向，但那正是詩人將西方現代主義與中國詩歌傳統高度融合，所呈現出的富有象徵寓意和心靈思辨的中國現代詩特質，是“中國經驗”的陌生化表達，更具深刻的先鋒性。該文率先將穆旦推向世界文學舞臺，被視為穆旦研究的起點和經典之作。1983年，王佐良又發表新論《中國新詩中的現代主義——一個回顧》，進一步分析穆旦現代主義詩歌中不可忽視的“中國品質”，中肯地評價了穆旦詩歌的藝術特色及其對中國現代主義詩歌創作的突出貢獻，這些閃爍著詩學光輝的論斷充分展示了他宏闊的文化視野。

除了現代詩歌，王佐良還積極將中國其他新文學經典作品譯成英文，向西方世界推介。1958年，外文出版社出版了他與巴恩斯(A. C. Barnes)合譯的曹禺經典話劇《雷雨》。憑藉對文本的深刻理解，王佐良精準把握住原作深邃的思想和匠心獨具的藝術風格，用細膩的語氣、靈活的句式，自如地呈現出“語用等效”的翻譯效果，向西方讀者展示了中國現代文學在短時間內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四

王佐良的英國文學史研究，向來為學界內外津津樂道。20世紀80年代，王佐良與周玨良主持編寫英國文學史。在撰寫之初，王佐良便提出應以“中國視角”，編寫一部“有中國特色的英國文學史”的構想，不僅要尊重史實，對文學流派、體裁興衰及作家作品進行細緻梳理，更需將英國文學史置於世界文學史的視域中進行考察，觀照英國文學與世界文學之間的關聯，復現文學發展脈絡背後的思想淵源，以此來探究英國文學史與中國文學史之間隱秘的“契合”，建構中國學人視野中的英國文學史框架。

“中國人寫外國文學史，總得有點中國特色。”這是王佐良給自己和後來的中國學者樹立的學術理想。這種自信的史學追求，源於他對中國文學史與英國文學史的深入理解和睿智把握。他通過縱橫對比，將中國文學史與英國文學史進行別有意味的“打通”。譬如，王國維、魯迅等人借助文學體裁變遷梳理文學演化的路徑，即“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説”的文學史流變，這也是中國文學史家已取得的寶貴經驗。在編寫英國文學史時，應好好借鑒有中國特色的寫作範式，突顯中國學者的美學思想，闡明經過中國文學傳統熏陶及體現歷史唯物主義的“中國觀點”，並充分關注中國讀者的文學訴求和審美習慣，注重史書語言的“中國格調”，進行富有開創意味的“中國式言説”。

“要把文學同整個文化(社會、政治、經濟等)的變化聯繫起來談，避免把文學孤立起來、成為幽室之蘭。”他不願培育只能供少數人把玩的“幽室之蘭”，不辭辛苦地涉足政論文、科普文、口述歷史等文學研究者很少闖入的非“純文學”領域，別開生面，為廣大讀者描繪出英國文學的“全景圖”，並予以提綱挈領的中肯評介。他激動地感嘆：“英國文學，帶著它的優點和缺點，它的光榮感和憂患感，它現在的成就和困惑，它對將來的希望，正在進入本世紀的最後十年，已經聽得見21世紀的召喚了。”生動而形象地再現了一位中國學者與英國文學史的歡喜遇見與傾心交談，以及對其未來的熱切擁抱。

這種遇見、打探、評介性的英國文學史寫作，鮮明地體現出王佐良一以貫之的學術理念。他不滿足於對英國文學進行全景式呈現，還進一步突顯中國人的民族意識，深入思考英國文學對中國文學的積極影響。在這一著史思想的導引下，他與來自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大學等高校的33位研究者通力合作，歷時22年，推出五卷本《英國文學史》。此書不僅有“史”的梳理，更有“論”的探掘，充分展現中國學者用“他山之石”以“攻玉”的開拓性追求，開啟了外國文學史編寫“中國學派”的先河。

《英國文學史》的編寫，建構起王佐良高屋建瓴的西方文學史觀。他的《英國浪漫主義詩歌史》，則準確把握住了19世紀英國浪漫主義詩歌承上啟下的歷史地位，啟發人們思考中西詩歌間的內部關聯，“給正在徬徨其途的中國新詩的探索帶來新的啟示”。他娓娓道來而不失優美的文筆，博得了著名現代詩人、學者鄭敏的嘖嘖讚嘆：“在書中他一直是在和他的讀者對話，就像在講壇上與學生面對面的討論一樣。也正因為作者打破了撰史者常用的拉大主客距離的文體，這本書很少將理論作為抽象的概念條款來處理，而是將睿智融于敘述中，形成一種不斷地引導讀者進入佳境的特殊史學風格。”

不囿于舊説和新論，王佐良以曼妙的筆觸，在外國文學史編寫中鮮明地呈示出“中國模式”和“中國立場”。

五

在北京外國語大學，王佐良開設過多門課程，每門課都講得很精彩。學者胡文仲曾撰文追憶：“他當時還不到40歲，風華正茂，上課時只憑手上幾張卡片和他那驚人的記憶，就把英國文學的脈絡交代得清清楚楚，他的引文都經過精選，句句動人，而他講的英文猶如一篇篇漂亮的散文，引人入勝。他把我們這些年輕人引入文學殿堂，使我們對英國文學産生了濃厚的興趣。”

20世紀五六十年代，英語教材奇缺，英語學習資料匱缺，他便四處搜尋，精挑細選，與周玨良、李賦寧等人共同編寫了《英美文學活頁文選》系列叢書，系統介紹英美著名作家的經典作品，成為眾多讀者了解英美文學的重要窗口。後經整理形成的《英國文學名篇選注》，也被公認為“國內出版的最佳英美文學選讀讀本”。

作為“中西文學交流成就顯著的先驅者之一”，1983年，王佐良極力促成第一屆中美雙邊比較文學研討會在北京舉辦，他關於中國現代主義詩歌回顧的會議發言，贏得了專家們的高度讚賞。1987年，王佐良率團赴美國參加第二屆中美雙邊比較文學研討會。他結合中國悠久的文學史編著和文學研究傳統，圍繞文學史書寫的一些重要問題，展開了“頗具建設性”的學術對話，自信地闡述了他具有創見性的文學史建構思想。

王佐良創辦、主編的《外語教學與研究》《外國文學》兩本雜誌，始終秉持“中國人治學”的理念，鼓勵中國學者在外語教育、外文翻譯、外國文學研究領域，中西貫通，務實創新。如今，這兩本雜誌已成為外語教學和外國文學研究領域公認的權威期刊。

晚年，王佐良在一首題為《雨中》的詩中寫道：

我站在大學的樓前看著雨點，

感到涼爽，而不是辛酸，

忘了寒霜悄悄爬上了自己的鬢邊，

也無心站在路口再旁觀，

打開傘我踏進了人流，

在傘下一邊走路一邊顧盼，

我似乎應該感到老之將至，

但又似乎還有一個約會在面前，

何止是一個人一生的夢，

還有一個民族一百年的焦慮和心願！

這位終身投入外國文學研究的學者，始終飽含著對國家民族深沉的情感。

(作者：崔筱張生珍，崔筱係北京語言大學博士後、張生珍係北京語言大學外國語學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