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簡牘透露隱秘歷史:普通人在三國怎麼生活

嘉禾吏民田家莂。莂是可剖分的契約文書，一式兩份或多份。歸檔時，這些田家莂被編連成冊，這種簡冊形成了我國豎排本書的雛形。從券書上我們可以看出孫吳時長沙郡臨湘縣佃戶租佃土地的數量及須向官府交納錢糧、布匹等賦稅的數額。長沙簡牘博物館供圖

吳簡雙面簽牌。簽牌是一種起標識作用的簡牘，上書該類文書檔案的類別或名稱，並繫於或擱放于歸了類別的文書檔案上，以供查閱。該簡中部之契口即為繫繩之用。長沙簡牘博物館供圖

編者按

馬可·奧勒留在《沉思錄》中説：“環顧歷史，那些赫赫有名的人物都到哪去了？他們像一股青煙消失了。”歷史與我們漸行漸遠，歷史人物成了坊間茶余飯後的談資。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三國，在話本、小説、戲劇的演繹之下，三國故事膾炙人口，真正的三國歷史卻越來越模糊。

實際上，歷史並不遙遠，目前全國分佈著超過500處三國遺跡，包括古城址、古戰場、古墓葬、古道、碑刻、祠廟以及紀念性的遺跡，還有眾多博物館收藏有三國時代的文物。國學即日起開“重返三國現場”專欄，重返現場，將這些遺跡與文物拼合起來，我們也許可以獲得一個全新的視角，看到一個更加真實、立體的三國時代，聆聽1800年之前在這片土地上迴響過的激蕩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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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史書中看到的三國歷史，大多是帝王將相的傳記，選取的是“自上而下”的視角，而那些三國時代普通人的生存境遇、生活樣貌，大多為時間所掩埋，寂然無聲。長沙走馬樓吳簡的出現，讓三國歷史獲得了可貴的“基層視角”。

建築工地驚現三國吳簡，數量超過全國已出土總和

1996年10月，為配合市政建設，湖南省長沙市文物工作隊在市中心五一廣場東南側走馬樓街平和堂商廈建築工地開展考古調查勘探。一名考古人員在施工現場的淤泥中發現了一塊長約20釐米的木板，木板上的字跡隱約可見，這很可能是一枚古代簡牘。

根據這一線索，考古人員在建設工地東南側發現了一個巨大的橢圓形水坑，經判斷是一口廢棄的古代井窖。在被水浸泡的古井內，又發現大量的簡牘層疊在一起，數量驚人。然而這時，這一區域已經被工程挖掘機破壞，一部分可能帶有簡牘的渣土已經被挖掘運走。考古人員連忙兵分兩路，一路守住現場，另一路直奔長沙城東郊5公里外的湘湖漁場卸渣場，尋找傾倒於此的井中淤泥，搶救簡牘。經過十多天的努力，大部分簡牘得以保全。

這座古井被編號為J22，出土簡牘經過清理統計，總數超過13萬枚，這一數量超過此前全國已出土古代簡牘的總和。從簡牘中所記載的年號來看，上起漢靈帝中平二年（185年），下至吳大帝孫權嘉禾六年（237年），比較集中在東吳黃龍至嘉禾年間，經專家討論議定，這批簡牘被定名為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

簡牘是古老的書寫材質，以木、竹為材料，經過削切、打磨、殺青、上膠、編聯等步驟製作而成。雖然東漢已經發明瞭紙，但直到魏晉，簡牘仍然是書寫的主要材料。簡牘相較帛、紙而言，易於保存，簡牘的出土往往能夠與傳世文獻互證。在此之前，湖北雲夢睡虎地秦簡、山東臨沂銀雀山漢簡等秦漢簡牘的出土，為補史證史發揮了很大作用。但三國時期的簡牘一直以來所見寥寥，長沙走馬樓一次性發現如此海量的簡牘，轟動全國。

史書上的“熟人”在簡牘中出現

長沙與三國淵源頗深，東吳政權的奠基人孫堅曾任長沙太守，並以此為根據地舉兵討董，揭開孫氏一族稱雄亂世的序幕。孫權稱帝後，念及長沙為東吳肇起之源，又將其兄孫策追謚為長沙桓王。東吳時，今長沙市為長沙郡臨湘縣治所，東吳名臣步騭被封為臨湘侯，封地正在此地。

走馬樓發現的三國吳簡，其內容大致包括佃田租稅券書、官府文書、戶籍記錄、名刺、賬簿等。根據內容推測，這批吳簡可能主要是東吳嘉禾年間臨湘侯國官員處理過的行政簿書，因為過期廢棄而統一傾倒在這座井中，意外地保存到了1700多年後的今天。

從這些簡牘上，我們可以看到一些熟悉的三國人物。如編號1556、20541的簡牘上有“步侯”字樣，“步侯”即時為驃騎將軍、臨湘侯的步騭。步騭在夷陵之戰中曾奉命從交州北上益陽助戰，討平零陵、桂陽諸郡叛逆，封臨湘侯，後官至丞相。步騭在長沙郡屯駐十年之久，對長沙有很大影響。

簡牘中有多枚竹簡中提到“大常”，即指太常潘濬。潘濬為武陵人，封劉陽侯，封地亦在長沙郡內。簡牘中有“呂岱”“呂侯”“鎮南將軍”的記載，它們均指東吳名將呂岱。呂岱曾屯長沙漚口，協助太常潘濬討伐武陵蠻。

編號1296的簡牘還提到了“中書典校事呂壹”。呂壹是孫權後期所用酷吏，他以監察諸官府及州郡文書的名義羅織罪名，構陷朝臣，製造了一系列的冤案，導致東吳政治陷入嚴重危機。被呂壹彈劾的丞相顧雍，其封地醴陵就在長沙郡內，在走馬樓吳簡中出現呂壹的名字，很可能就和這場重大的政治事件有關。

從走馬樓吳簡中，我們還能看到一些與史料互為補充的歷史細節。據《三國志》載，建安二十五年（220年）三月，漢獻帝改年號為延康，當年十月即禪位於曹丕，改元黃初。次年十一月，因孫權稱藩，曹丕策封孫權為吳王，加九錫。

此前學者多認為此時東吳應奉魏黃初年號，直至一年後魏吳決裂，孫權才改元黃武。但在走馬樓吳簡中，出現了歷史上不存在的“建安廿六年”“建安廿七年”，可見在孫權統治的長沙郡，當地官員在年號使用上並未奉曹魏的“黃初”，甚至沒有使用“延康”，而是將“建安”年號順延使用了兩年。這與唐人所著《建康實錄》中“曹丕代漢稱魏，號黃初元年，而（孫）權江東猶稱建安”的記載吻合。

佃農租地合同、基層貪污案，瑣碎公文豐富了歷史的血肉

走馬樓吳簡記錄的賦稅、戶籍、法律、屯田、書信等內容，看似是雞毛蒜皮的瑣碎公文，卻為我們了解三國時代，尤其是社會基層的政治、經濟、律法、職官等細節提供了豐富的資訊。

比如，在走馬樓吳簡中，有2000多枚形狀較大的木簡，長50余釐米，寬2.6至5.5釐米，內容為東吳嘉禾五年、六年，當地吏民的佃田租稅券書，被稱為“嘉禾吏民田家莂”。“莂”如同現代常用的兩聯單，將佃農租地情況、納稅數量等數據一式兩份書寫，在頂端大書一個“同”字（或作為“同”字簡寫的幾條直線），然後從中間一剖為二，一份留在官府備案，一份由租佃田地的農戶保存。官府要核對時，將兩份木簡合在一起，核對頂端的“同”字能否合準，這也是今天“合同”一詞的來歷。

這些木簡詳細記載了東吳時期長沙郡臨湘縣佃戶租佃土地的數量及向官府交納錢糧、布匹等賦稅的數額，可以稱為我國古代最早、最完整的經濟券書。

研究者還發現了一則史書中無載、但在當時頗為轟動的大案——許迪割米案。在目前所公佈的簡牘中，多達500多枚都與該案有關。

許迪是臨湘侯國的一名吏員，于黃龍三年被選中在陸口典賣官鹽。嘉禾四年，許迪被發現有貪污行跡，盜割軍糧一百一十余斛六斗八升。臨湘侯國派錄事掾潘琬、核事掾趙譚等官員對許迪進行“考實”，即調查審理。在審理階段，許迪已認罪，但當長沙督軍都尉前來核實案件時，他卻突然翻供，稱沒有入庫的糧米是他預留作為搬運、加工費的余米，自己並未據為私用，只是因為縣吏使用刑訊，他不堪拷打，才被迫認罪。為配合翻供，許迪還指使其弟許冰篡改相關賬目要簿，混淆視聽。

此案遂致一波三折，長沙郡府相關曹司、中部督郵乃至長沙太守、郡丞，皆介入審訊中來，對案件重新核查。最終，案件真相大白，許迪伏法認罪，被判斬首于市，妻兒沒為奴，其母因年過八十，依法免於連坐。這樁刑事案件從案發到審結，前後達三年之久，案情複雜，參與官員眾多，是透視三國東吳長沙地區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情狀的絕好個案。

走馬樓吳簡記錄的內容大多是基層政府的文書檔案，它們一般不會進入正史的敘述中，而且在當時人看來也沒有什麼保存價值，定期要進行銷毀。但正是這些被忽略的文字，卻意外地穿越歷史進入我們今人的視野。它們豐富了歷史的血肉，讓模糊的三國東吳社會逐漸清晰起來。

對學界而言，海量的走馬樓吳簡無疑是一座寶藏，對於簡牘的清理、釋讀、整理、發表一直在持續進行。學者們從基層統治、經濟管理、戶籍制度、稅收制度等諸多方面進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許多成果。

2007年，位於長沙地標名勝天心閣對面的長沙簡牘博物館正式對外開放，這是為走馬樓吳簡專門建設的博物館。那些叱吒風雲的三國英雄早已歸於塵土，反而是簡牘上記載的文字，成為我們今天所能看到的最真實的三國故事。

（作者係北京市文物保護協會會員，出版有《亂世來鴻：書信裏的三國往事》《列族的紛爭：三國豪門世家的政治博弈》等）

成長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