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俠義三千年》：承襲中國式俠義的精神遺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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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俠義三千年》一書緣于作者吳向京在北大關於“俠義文化的演變”的講座，它跳出了文學的視野，用更廣闊的歷史視野去探求俠義文化的演變及其意義。本文作者認為，該書重估了俠義的歷史語境與傳承價值，探討了狹義的、有條件的俠，如何轉化為普適的、“無所待”的俠，並試圖將俠義變為精神遺産，實現人格內化與心靈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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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常被武俠一詞誤導，仿佛不會武功，沒有絕技，都夠不到行俠的門檻。《俠義三千年》（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6月版）一書重估了俠義的歷史語境與傳承價值。它的意義在於探討了狹義的、有條件的俠，如何轉化為普適的、“無所待”的俠；俠的行動性，以及如何俠的精神性。從而，吳向京、暴昱東兩位作者溝通了古代人與當代人的精神紐帶。我想這是當代性反思的重要向度，即如何將俠義變為精神遺産，實現人格內化與心靈建設。書中以勇敢、舍得、信誠、仁義、獨特，概括俠的特質。它們都指向自在自為的精神特性——這是獨立精神個體，自我決定的生命意志，是主體性力量的極度張揚。俠的本質是精神力量，理想化人格。

作者對俠客的闡釋，頗有見地。俠之所以為“客”，在於俠士為義所驅動，而非為“主”所豢養、驅使。主客關係，是獨立自主的去留關係，不搞人身依附，不是雇傭關係。俠客們是“赴義”，是非曲直，公平正義乃是行動前提。這也説明俠客、刺客、殺手與爪牙的區別。先秦兩漢之際，俠客裏有大量是刺客，或為報知遇之恩，如荊軻、專諸、高漸離等壯士；或為行正義事，如曹沫、墨子以一己之力捍衛正義，改變戰況格局的大勇。而刺客則未必是俠客，大有淪為替主子報復私仇的“工具人”。對俠而言，倫理力量和道德判斷是首位的，他們不因小恩而害大義。

中國俠義的特質

可貴的是，全書以比較視野，闡述中國俠義的特質。中國俠客不像騎士迷戀貴族榮譽、個人名聲，也不在乎來自上層的“冊封”。堂·吉訶德在自封受命後，才能行俠的套路，肯定會遭到中國俠客恥笑。趙氏孤兒的故事，為何能打動文豪伏爾泰？因為程嬰忍辱負重，為大義不惜個人名節，這是西方缺乏的精神力量。程嬰選擇比公孫舍生更痛苦，更艱難的保全之路，先後犧牲了名聲與生命。西方騎士更愛惜個人羽毛，更追求形式感，有外在的功利性(贏得榮譽)。內斂不標榜，施恩不圖報，是中國俠義的高光之處。它説明中國俠客不重因果，不講“對價”，主動放棄實用和功利主義的行動邏輯。在我看來，這正是無我亦無所待的超越性。

唐代以來，俠客在正史中再難尋覓，開始在詩歌與傳奇中流傳。唐代詩人將俠的精神托寓于詩酒人生，浪漫理想中，這與言志和抒情傳統天然契合。李白的仙，離不開幾分劍氣俠膽。“喜縱橫術，擊劍，為任俠，輕財重施。”邊塞詩人則從俠客那裏承襲豪邁尚勇，建功立業的英雄氣。戰死沙場，實質是俠的價值最大化與集群化。“而其他的詩人，基本都是以俠自許，可能感於世事艱難，也可能是寄託情懷，他們是懷著俠客理想的文人，借俠客來抒發自己的情感，本身並不去江湖上游俠、闖蕩。”

唐傳奇，則為俠客走進小説題材提供了奠基。虛構的、抒情的俠客形象出現了，聶隱娘、虬髯客、紅線，打破以往筆記小説文人名士、神仙誌怪的故事類型壟斷。俠客故事也開始遠離廟堂與政治，加上了神秘想像。而歸隱江湖，虛構人間的創作傾向，也成了從還珠樓主到金庸以來新武俠小説的總體面貌。

文人與俠的內在關聯

全書發現了一個有趣視角，那就是文人、士大夫、儒生們與俠的內在關聯。作者是從俠的倫理價值、精神內核來考察，絕非流於“武俠”的表像。換言之，武不是俠的特徵，只是為踐義而採取的手段之一。縱觀後世有俠心俠膽的，往往出於士階層，他們有寄託自比之心、追慕之意。這在秦漢之際，就能找到端倪和肇因。那時“俠客的身份也是以遊俠為主，但都是屬於有産階級。他出去行俠仗義是‘遊’，而多數都是家裏有大量財富的人。”

如果聯繫莊子對逍遙的詮釋，遊的本質實為自由。俠的基石亦是自由，而精神不是憑空冒出的，我們如今嘴上常挂的“財富自由”也是重要因素。俠，在本質上已成為理想化人格，正如儒家對“君子”的心理期待。如果我們反推，俠客身上必有君子的底色，仁義與信義。只不過，他們的行事原則與手段，又超出了溫柔敦厚與中庸之道。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于儒家傳統裏，挖掘了兩者結合與平衡的可能。有俠義精神的名臣大儒，往往可發揮更大影響，更好實現家國治理的圖景。

“俠之儒者是以另外一種面貌呈現的。説到劍膽琴心，不得不説三個著名的人物——蘇軾、辛棄疾、陸游。”豪放詞人有俠士的文化基因，用詞的意象世界暗示出俠的精神世界。左牽黃，右擎蒼，卷平岡的圍獵；會挽雕弓如滿月的大俠形象，可能只有郭靖如此，蘇軾未必如此。但這絲毫不影響蘇軾的代擬與角色扮演。

在政治上，蘇軾一生被貶，終不遂志，在舊黨和新黨間兩頭得罪，飽受排擠。這反而説明蘇軾磊落耿直，總是從政見本身判斷，從國家利益出發，不會屈從討好特定勢力，從不落井下石去報私怨。“從個人角度他都是最不應該為新法説話的人。但是蘇軾堅持認為新法中有值得肯定的地方，為新法説句公道話，那是義之所在。”從這一角度看，陸游、辛棄疾與蘇軾同屬一種人格類型，那就是認準國家義理，不妥協退縮，絕不會從主戰轉向求和。俠義精神需要這種“一根筋”，不搖擺，不騎墻。

《俠義三千年》是一部中國俠義的觀念史，也是一種關於俠的類型學。作者對於俠的述略，既有高下小大的層級性，也有分門別類的厘定性。這是一套縱向與橫向交互並舉的論述系統。同時，上半部關於中式俠義特質的辨析，與下半部對於中國俠義的簡史線索，又是史論結合。從總體性看，全書勾勒出中國俠義的動態演繹過程——那就是四個字“脫實向虛”，不斷從史實人物變為虛構形象，不斷內化延展。在我看來，這標誌著由史入文的趨向，史傳傳統裏的俠客事跡，逐步演化為普適性俠義精神，成為文化積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