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精神分析治療，我為什麼選擇這條道路，已經不是不可知了。
我選擇這份差事不是偶然的，後來到越南去幫助有困難的孩子也不是偶然的。
我之所以到瓦洛裏救濟院去工作，是因為在那兒我可以獲得一種不太孤獨的感覺。我下意識地要把自己與這些殘疾兒童的痛苦混在一起，這樣就會覺得自己還算幸運。我把自己的境遇放在對等的環境中去便知足了。
不是這些殘疾兒童依附於我，而是我主動去貼近這些殘疾兒童。
由共産黨人（同樣也應該是畢加索的同志）執政的瓦洛裏市政府為巴勃利托謀了份工作：海濱日光療養中心的圖書管理員。這個療養中心專門接收交通肇事傷殘者、截肢修復、偏癱和全癱患者。
巴勃利托看起來很滿意，他喜歡書。
然而，許諾的位置還沒有空下來。這期間，人事部主任給他安排了一份雜工活兒：倒便盆、刷池子、掃地，替換病人弄臟的床單……
巴勃利托接受了。很久以來，他除了接受沒有任何辦法。
對此他特別不適應。
母親把我從到腳打量了一遍。
“你應該穿得漂亮一點，”她對我説。“既然你這長成這副模樣，就得化粧。你的頭髮，你看你的頭髮了嗎？還有你的裙子。瞧你的打扮，整個一個混日子。”
她一副不屑的樣子，又加了一句：
“當然你不能穿得像我一樣。你的胸脯不好看。腿也不行。確實，老天對你不公平。”
我太累了，沒答話。
回到房間時，巴勃利托已經睡著了。蘭波選集放在他的胸口上，書裏夾著書籤。我打開選集，翻到書籤夾的那一頁，看到他用鉛筆匆匆勾畫的那幾行詩：
香水沒能讓他鼻孔張開，
他一手放在胸前，在陽光下沉睡，
身體右側兩個紅色的窟窿洞開。
巴勃利托在睡夢中漾出了微笑。
日復一日，平淡無奇。鬧鐘聲，不加糖的清茶，淋浴,然後趕路上班。
媽媽已沒了朋友，出行只好求助於幾個熟人，於是我買了一輛甲殼蟲轎車。
“省錢—結實—永無故障”，放在我們家的信箱裏的廣告是這麼宣傳的。經過千百次的交涉，大眾車代理商終於同意五年分期付款賣給我這輛車。
“也就是您，我們才賣的。”
畢加索的名號又起了作用，我分期付款，每月要付的錢相當於工資的四分之一。
見我買了車，母親高興得什麼似的。
“瑪裏娜，從救濟院回來時想著取回我放在雜貨舖裏的食品袋！”
“瑪裏娜 ,你有車了，到藥房跑一趟，別忘記在醫療報銷單上蓋章。”
“瑪裏娜，別忘了把我送到化驗中心。”
我成了她的使喚丫頭，她的司機，她的傭人。我幹了一天活，累得都爬不起來了，她才不在乎呢。我生來就是為她服務的。
父親來看我只是為了談談畢加索。
“傑奎琳在生命聖母院的房子裏安上了電梯。這樣他上下樓就方便了。他還是不想見我。你怎麼想的，瑪裏娜 ?”
而我做些什麼他從來不關心。頂多只有這麼幾句話：
“我希望你爺爺一切都好。一有他的消息你就打電話告訴我。”
巴勃利托越來越沉默寡言，我是他唯一能説上幾句話的人。
“你還記得奧莉嘉奶奶跟我們一起度過的那些下午嗎？”
“當然記得，巴勃利托。”
“還有她用母語給我們講的那些神話故事？”
“她愛我們，巴勃利托。”
“我喜歡跟她在一起。”
1973年4月8日。如同每個星期天，我都要在瓦洛裏救濟院值班。除了幾個孩子在病房裏吼叫之外，整個院裏還算安靜。接我班的護士剛到，我的工作結束了，可以離開工作崗位了。
在救濟院門口我見到了巴勃利托。他是騎著助力車趕來的，衝到我跟前之後，啞著嗓子急匆匆地説：
“爺爺……爺爺。他去世了！”
爺爺去世了？我不敢相信。
“不會吧，巴勃利托？你怎麼知道的？”
“廣播。今天上午11點40去世的。死於心臟病。”
他喘口氣，接著憤憤地説道：
“肺水腫引發心臟病發作。是……是他們説的。”
我一下子懵了。沒見上最後一面，爺爺就去世了。在生命聖母院,身邊只有傑奎琳，死在護衛森嚴的城堡中。
他孤獨地離開了人世。
電視上，蜂擁而來的記者、安裝著鐵絲網的大門、警車。主持人的聲音：
“畢加索的秘書證實，昨天，大師還挎著傑奎琳胳臂在自傢俬人花園裏散步。後者痛不欲生，不願意接受我們的採訪。家庭私人醫生正在密切關注著她的健康狀況。”
我們應該通知父親。巴勃利托往巴黎打電話，一個聲音回答説父親去藍色海岸了。
藍色海岸。但具體在哪兒？
巴勃利托給父親經常下榻的賓館打電話。打到第四次，前臺回答説他剛出發去了生命聖母院。
“想辦法晚間跟他聯繫上。”
晚上，一無所獲。第二天父親給巴勃利托回了電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