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事先通知了母親，從倫敦回來以後不再住在家裏了。未來孩子的父親建議我跟他住在一起。不管怎麼説，應該試試運氣。當時我只有二十二歲。
拉雷馬若別墅。母親把我的東西放在門外。不是裝在行李箱中，而是放在一個裝垃圾的塑膠袋裏。
我是一個忘恩負義的女兒，全部價值：一個黑灰色的垃圾袋。
1975年6月5日，週四。有人打來電話，但一下子沒聽出是誰。原來是克裏斯蒂娜，父親的第二任妻子。
“瑪裏娜, 你父親剛剛去世了。他得了場重病。”
我不相信這是真的。太殘酷了。祖父、哥哥、父親相續去世，只剩下我一個人活在這世上。我覺得自己有罪。活著就有罪。
“什麼時候？在哪兒？怎麼死的？”
我想儘快拉近與父親的時間和空間距離，通過克裏斯蒂娜的嘴讓父親復活。
“他最後想看看西班牙……回來之後病情惡化……得了不治之症，癌症。就在這個晚上去世了。”
當然，最後是一句套話：
“他沒受罪。”
哥哥去世之後才兩年，父親就去世了。享年五十四歲。
在心理治療室的沙發上，我多少次請求不在眼前的父親原諒。原諒他父親對他造成的傷害，原諒哥哥把他從記憶中抹去，原諒我竟然對他妄加評論。
有誰關注過他的存在嗎？沒有。
他是一個默默無聞的人。
畢加索和弗朗索瓦絲·吉洛生的兒子克勞德來了電話。自從1974年之後，他與妹妹帕洛馬，還有瑪麗-泰蕾茲·瓦爾特的女兒瑪雅·維德邁爾一樣都可以合法地叫畢加索，並以繼承人自居。
“瑪裏娜，想不想來參加你父親的葬禮？”
“我窮得一文錢都沒有，怎麼去？”
“我把機票給你寄去。”
巴黎奧利機場。克勞德來接我。一見面，他很不自然，我也挺尷尬。我們已經很長時間沒見面了。他很奇怪，我竟然沒有行李，身上只有一件牛仔褲，腳上一雙靴子。這不是為趕時髦，而是因為自從哥哥去世後，我連最起碼的必需品都懶得買了。
“明天，你去見一下澤克裏先生，他負責處理爺爺的遺産事宜。他要給你一張支票。”
支票？什麼支票？我不明白。
“在這期間，”克勞德接著説，“拿著這一百法郎。在巴黎身上不能沒錢。”
他把我帶回聖日爾曼大街的家。那是一套豪宅，在那兒我們要等其他朋友和一些我不認識的人。”
“路上還好吧？喝點什麼？現在想看看你的房間嗎？”
他們都非常熱情，和藹可親。
“我父親呢？”
看起來有點不可思議，不過克勞德問我願不願意去一趟停放遺體的醫院時，我毫不猶豫地同意了。隔了那麼多年，我急不可待地想見父親。
我想見父親，可能是為了我，也是為了巴勃利托。尤其是為了巴勃利托，爺爺去世時，在生命聖母院他曾被拒之門外。
應該賦予他存在的價值。
父親躺在白色床上，面孔有些抽搐變形。甚至在死亡之中我都感到他在受罪。我走近前去，把手放在他交叉的兩隻手上。可能我親吻過他。
親吻還是僅僅碰了一下？我已記不起來了，不過，在這間光線慘澹的房間裏，我想確認一下，確實是父親無疑。他活著的時候是那麼軟弱，離得那麼遠。
臉頰……手，冰冷。他給我留下的就是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