爺爺留下幾千幅作品的評估事宜交給藝術專家莫裏斯·蘭斯。這些作品的評估價出來之後，畢加索博物館館長讓·萊馬利和多米尼克·博佐首先要從中挑選一些有收藏價值的油畫、素描、版畫和陶製品存入博物館，因為根據繼承法，國家有優先權。最後，為數眾多的律師負責把這幾千副作品根據繼承人的人數分成相等的幾份。打發了這些有名望的律師之後，傑奎琳、帕洛馬、克勞德、伯納德還有我最後才能動用所得的遺産，當然還要付清各自的遺産稅，這些費用加起來，相當於爺爺給我們留下財産的一半。
我不願意參加這場繼承權大餐的最後收場。我再重復一遍，我對此不感興趣，巴黎國民銀行巴黎行長建議打開屬於我那一份的畢加索作品時，我毫不猶豫地拒絕了。我覺得自己已無力應付最後階段的場面了。這個人讓我和巴勃利托的心在滴血，我恨他，現在擁有他的任何東西我都覺得彆扭。
把一個藝術家和他的作品分割開來，我做不到。
加州莊園也成了我的財産，連同那很長時間對我緊閉的柵欄門、讓人透不氣的房間。我不願意要。我應該把城堡賣掉，贖回我的靈魂。
我曾試圖出手，但沒找到買家，只得作罷，可是總下不了決心在那兒安家。這座宅子太大，太沉重。地板的咯吱聲、過堂風的呼呼聲不絕於耳。也許是我憂懼有鬼魂出現，怕的不是爺爺的身影，而是畢加索的鬼魂。
加州莊園太大，大得瘆人，如同一切過大的東西都會使我害怕一樣，這已不是一天的事了。我還記得在美國時，看到可口可樂盛在過大的杯子裏，爆米花裝在過大的袋子裏，我都覺得不舒服。可口可樂、爆米花、過於寬暢的馬路、空間、摩天大樓、美國汽車，甚至那邊的天空都讓我産生壓抑感，讓我暈頭轉向。
在精神分析治療階段，我明白了這種恐懼感來自爺爺，來自他在我生命中所佔的過大的分量。
幾年之後， 加埃爾和弗洛爾出生了，我下決心看看我的收藏。真是不可思議，看到擺在面前是一筆巨大的財富，我反而感到天旋地轉，巴不得趕緊逃離。但凡有人請我參加有關爺爺的，我都不會出席。如果非要出席，我會五內俱焚，非暈倒在地不可。
根據揚·克魯吉爾的建議，我把幾幅畫擺到戛納住所。他是一位畫商，也是我委託管理收藏的朋友。我把這幾幅畫反扣著，靠墻放了好幾個月都沒動，這間屋子我都不敢進去，因為這幾幅畫有太多的傷心事，讓我無法忍受。
很多人問我這筆天上掉下來的財富對我意味著什麼。我要拿它做些什麼。
為了紀念父親，我買了一輛125毫升摩托，一輛保時捷,因為這是父親的夢想，後來買了一輛法拉利轎車，不過很便快棄之不用了。
為了紀念奶奶奧莉嘉以及她在醫院彌留期間巴勃利托和我曾到那兒去探視她的那些日子，我做了一床裘皮毯子，以便重溫她帶來的溫暖和慈祥。
還有，那些讓我回憶起在儒安灣度過的童年生活的人，我送給他們冰箱、大衣、皮大衣、收音機、電視機、汽車……我送這些東西可能是因為在那時我們沒有。
我還在昂蒂布海灣買了一座房子，後來送給了媽媽。
我欠她的。
這樣做，我心裏感到高興。
這樣做，也是為了補償我自己。
最後，我還跑到世界的另一端去幫助胡志明市的困難兒童。
我欠他們的。
今天，金錢代表一種自由的工具。我有一輛汽車接送孩子上學，另一輛遠行度假用，還有一輛4×4越野車，專門為了弗洛爾和她的未婚夫應急救援使用，他們倆人在瓦爾邦耐辦了一所馬術俱樂部。那些以為我會像億萬富翁一樣生活的人可能要大跌眼鏡，我在地中海沒有遊艇，出行從來沒有租用過專機，不在豪華賓館下榻，也不光顧可以出頭露面的時髦俱樂部，從不涉足專為無所事事的太太們開設的茶樓。
我不屬於那種有錢沒處花的富豪。
我特別注意，凡是社會福利我都不想揩油，我不願意享受國家社會保險，我為孩子們和我自己購買的都是私人保險。
這是最起碼的人格，最起碼的自重。
不過，在此，略過一段。談金錢，沒興趣。
可能因為我有錢的緣故吧。
也可能是因為有一段時間我們被遺忘在一位天才的陰影之中的緣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