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內瓦。我陪受煎熬地坐在沙發上。這是最後一搏。我哭了。我不知道自己在哭什麼，只是覺得自己錯了。
“我為什麼看不到？……”
在我身後，響起心理醫生的聲音：
“看不到？清醒點……”
我不再説話。如何才能表達心靈深處的矛盾？悔、愛、怨交織在一起，理也理不清。
苦不堪言。
畢加索對自己作品之外的一切統統無動於衷，我怎麼這麼笨，這一點總搞不明白？他生活的中心不是巴勃利托，不是我，不是我父親，不是我母親，不是我奶奶奧莉嘉，也不是為他而死的女人。唯一重要的只有他的畫，其他都不重要。為了創造，他需要毀掉一切妨礙他創造的東西。
“一張畫，”他曾對《藝術畫冊》雜誌的創始人克裏斯蒂安·塞沃斯説過，“一般來説,一張畫是各種因素相加的總和。而在我這兒，一張畫是毀滅的總和。”
我們這些人怎麼能夠理解，我們也在毀滅之列……
“大師不在。”
大師不可能在。大師不可能為了我們，也不可能為了其他受害者而存在。
我們只是其藝術剩下的殘渣。
“今天就到這兒吧，夫人。”
父親與我約定在儒安灣一家名叫“護航艦”的酒吧見面。他剛與克裏斯蒂娜·波普蘭結婚，我們曾跟父親和她在厄爾河吉索爾附近的布瓦熱盧城堡一起度過假，所以認識她。
我對她的印象很模糊，只記得她處事很小心，注意不在父親和我們之間插一杠子。她很放鬆，可能有些無所謂，我們跟鄰近農村的孩子一起玩耍，她也從不干涉：這些了孩子教我們在小灌木叢中抓鳥，與哥哥和我一起在穀倉和爬滿常青藤的小教堂廢墟上玩捉迷藏，這個地方是爺爺與奶奶奧莉嘉還相親相愛時買下的。我們一起去雞舍撿蛋，擠牛奶，喝冒著泡的鮮奶。我喜歡牲口棚裏的氣味，還有剛收割的青草的氣味。我的手什麼都敢摸：泥土、麥秸、小牛的屁股。我覺得什麼都不臟。那些日子無憂無慮，爸爸也很開心。他常常開懷大笑，看到我們自由自在，自己也可以隨心所欲，做自己想做的事，心情格外舒暢。爺爺不在身邊，沒人管他。
克裏斯蒂娜從來沒把父親理想化，好的壞的她都接受。她從來沒有想引誘畢加索。當然，父親沒有自由，她很不開心，但是她知道自己什麼也改變不了。她屬於那種愛一個男人就接受他全部的女人。
護航艦酒吧。父親已等在那兒了。他吸著煙，面前的煙灰缸已堆滿吉普賽女郎牌香煙的煙頭。他用手指打了個榧子把侍者叫來：
“一杯熱巧克力，一杯可樂！”
熱巧克力是給我的，可樂是給巴勃利托的。
“學校還行吧？你們的氣色挺好……”
全是些應景的話，無非是“學校、身體、一週的計劃”。
我們沒有計劃。
沉默，然後聽爸爸説：
“我沒空來看你們。我是從巴黎過來的。你們的爺爺需要畫筆和其他東西。我不能不管……”
我們本來想談談他與新夫人生的兒子伯納德。這是一個具有合法地位的孩子，和我跟巴勃利托一樣，都是畢加索家的人。
他和我們都沒好意思涉及這個話題。
他已經站起身要結賬了。他從口袋裏拿出一沓鈔票，從中抽出一張一百法郎的。發現那杯可樂巴勃利托一點都沒動，他有些納悶。
“別不喝就走，”父親用責怪的口吻對他説。
巴勃利托拿起杯子，一口氣喝了下去……跑向洗手間。他回來時，眼圈紅紅的，流著眼淚。他剛剛吐出的不是可樂，而是一個不知道疼愛孩子的父親。
基督教中學最關心的不是收學生的錢，而是實施良好教育。莫諾牧師通知我母親：因為缺乏贊助，學校要關門了。我們心裏空落落的。以後怎麼辦？
母親著急了。儘管與爺爺不和，還是給他寫了信，説為了進這所學校，曾費盡週折。現在，她需要幫助。不管怎麼説，他也應該為我們的教育盡點力。她張羅起來了，又給爺爺的律師安泰比先生寫了封信，還請夏多布里昂學校的校長也給畢加索寫信。他在班上給我們留下了位子，等爺爺的回話。
回話終於來了：
“去見我的律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