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之後説周家家事

    阿姐鼓採訪手記

    

    似乎好多年沒出偉人了,比如魯迅,就輪不到我這個年齡的人去見,我所見過的都是魯迅的照片、塑像、版畫等等。

    

    見不到偉人,見見偉人之後,是否也算一種彌補呢?他們身上是否遺留著一個偉人身上那種偉大的氣息,還是更體現一個偉人身上尋常百姓的那一面?為先輩的聲名所累,還是為先輩的聲名所蔭庇,個中滋味只有個中人才能品味。我不認為魯迅的後人從事文學才算繼承魯迅,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對魯迅以及許廣平道德人品的繼承。作個空頭文學家道德人品又有問題,那是繼承魯迅嗎?那是對魯迅的背叛,我覺得海嬰在很多方面為人正直,這是能安慰魯迅和許廣平的在天之靈的。

    

    ———王元化老先生語

    

    摘自為周海嬰所著《魯迅與我七十年》所做的序

    

    魯迅後人傳

    

    作為魯迅先生的獨子,海嬰先生一共有四個子女,長子周令飛,從事大眾傳播工作;次子周意飛,在某私營公司工作;三子周令義,在日本廣播學會北京辦事機構擔任攝像;女兒周寧。

    

    據説,在懷老二的時候,海嬰先生曾向北京大學校領導打報告,準備做人工流産,結果上面説,魯迅孩子太少,現在生也不多,因此才保留下來。

    

    當年,長子令飛與一個台灣姑娘相愛,並頂住壓力赴台灣生活。如今二人的生活非常幸福,兩個女兒都已長大,一個17歲,一個15歲。基於自己所曾經感受過的外界壓力,令飛一直沒有太向自己的兩個女兒講起自己的偉人祖父,他覺得,一切還是順其自然好。

    

    《聊天》的總策劃阿正把電話打到我手機上的時候,我正坐在西單路口的星巴克和一個帥哥一邊有一句沒一句地閒聊,一邊緊一口慢一口地喝果汁。人家中央臺就是有面子,總能比較容易地把一些不太願意拋頭露面的人物拉到公眾面前,而倪萍大姐那種沒什麼鋒芒,家長裏短式的交談風格也的確挺適合挖掘一下偉人的家務之事,我沒少佔人家便宜。

    

    那時侯,我還那麼小,爸爸已經那麼老

    

    對魯迅先生的“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不知道的人幾乎沒有,但是,我所見過的先生的雕塑和畫像等,先生的神氣只是冷冷的,加之先生是文字犀利如刀,往往尖刻得使人汗流浹背,似乎“千夫指”的時候多些。但是在海嬰先生的記憶中,父親分明是個最慈愛的父親。

    

    1936年,魯迅先生逝世之時,周海嬰足齡7歲1個月,作為一個一直生活在父親身邊的孩子,在這個年齡,對父親的印象即使談不上很理性,絕對也是很深刻的了。

    

    也許是相對於自己的幼小,也許是因為身體的病痛,海嬰對父親的主要印象之一是“老”:“那時候我父親56歲,56歲的健康狀況,恐怕相當於現在差不多75以上。”

    

    傳説中極嚴厲的父親,在海嬰眼裏是個“沉靜”的人,但是,“該笑的時候就會笑,比如我比較乖,比較聽話的時候”。

    

    這絕對是一幅父慈子孝的溫馨生活場景:“當時父親的眼已經有點花了,抽煙時怕燒了手,就用一隻煙斗。每天早上醒來上幼兒園的時候,我一手拿著鞋,從樓梯上慢慢下來,走到父親床前,先觀察一下父親是醒了還是睡著,然後就拿起他旁邊放的煙,把他的煙斗裝好。這是我每天的第一件大事。後來我才知道,每逢此時,不管是睡著了也好,不睡著也好,父親都是假裝睡著,讓我盡我的孝心。放學回來,父親就半笑不笑地看著我,我看著他。他説,我今天抽了你裝的煙。我一下子就高興了。”

    

    雖然海嬰先生不同意説“溺愛”,而選擇了“關愛”這個更含褒義的詞,但是,我總覺得,對於這個老來才得的獨生子,魯迅先生還是有許多溺愛的成分在裏邊的。不僅一套由瞿秋白先生贈送的蘇俄進口的高級玩具———積鐵成象任由海嬰拆來裝去,丟失了不少零件,就連家裏的留聲機、縫紉機也全部拆光。為了寫作的清靜,本來是不許買留聲機的,但受到鄰家優美音樂誘惑的小海嬰,執意自己也要擁有一個,於是就不僅有了,而且還因為不如鄰家的大,麻煩同樣鼎鼎大名的內山完造先生往返換了三次,雖然只獲准在晚飯後收聽。

    

    至於挨打的事,海嬰先生的記憶裏只有一次,時間、起因都模糊了,大概就是不聽話,打人的“武器”是一個報紙卷,打起來“”的非常響,就是一點也不疼。

    

    爸爸的孩子應該什麼樣?在框子裏生活非常吃力

    

    既然是偉人,那麼偉人之後似乎自然而然地有相當數量的偉人細胞,對此海嬰先生深受其苦:“他們做好一個模型,有的人覺得你應該是溫文爾雅,有的人又覺得周海嬰應該是身體健壯,有的人又覺得周海嬰你應該是文筆超群,字寫得很漂亮,也有的人又覺得周海嬰在學校裏邊如何如何。我被人家框住在這麼一個範圍裏頭生活,非常非常吃力。”

    

    按照一般的觀點,海嬰先生考上北京大學物理系,而且是物理研究所的創始人之一,已經是很有成就了,但是許多人還是覺得魯迅的兒子沒有走上文學之路是一種莫大的遺憾。

    

    記得在北大上學時,有一次海嬰先生看同學們打橋牌,並參與了幾句意見,之後沒幾天就傳出了周海嬰在學校不好好唸書,整天打橋牌的説法。學校領導也找到他,勸他説,海嬰你是團員,你要做表率,你又是誰誰的兒子,可不能夠打橋牌。

    

    這種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不僅是海嬰先生,就是作為魯迅長孫的周令飛也不能避免,對於自己的偉人爺爺,令飛最初的感覺是“挺驕傲”,後來“漸漸覺得越來越累”。

    

    “我們家裏有四個孩子,我是老大,我從小一進學校就是這麼過來的,每天都有人講你是魯迅的孫子,天天如此。到‘文化大革命”以後越來越厲害,可能是與把魯迅神化有關係。每個人都覺得你應該告訴對方你的這個秘密。”

    

    1969年,令飛入伍了,“那時候我才16歲。在連隊裏邊,指導員跟我説,你是魯迅的孫子,所以你應該很會寫文章,就讓我幫連隊寫報道,把連隊裏的好人好事寫出來。‘文化大革命’讓我沒讀幾年書,我還沒學過寫文章,指導員就説你太謙虛了。排長把我關在一個房間裏,他説你一定要寫出我們連隊的好人好事。晚上,看我太睏了,又給我拿來煙,説你睏了就抽煙吧。就這樣,16歲排長就逼我學會了抽煙,還是沒有寫好文章。後來,連隊認為我無論如何一定應該是宣傳幹部,就培養我做宣傳幹部,負責文化宣傳,讓我一定要想出一樣東西來做。沒辦法,我就只好説,父親教給過我照相,那我就來照相好了。於是開始慢慢走上了攝影這條路。”

    

    捐出了相當於4000名大學生一個月的工資,背了20年的“錢鍋”

    

    最近幾年,關於魯迅著作版稅的問題很有幾次炒作,特別是不久前,關於註冊魯迅酒商標被駁回的事件,更使周家後人身上的商業色彩愈發濃厚,那麼,海嬰先生對此有什麼要做解釋的嗎?

    

    關於魯迅的精神財富,海嬰先生一直認為那是“屬於人民的,屬於國家的,這是不可諱言的事情。”關於魯迅的財産,海嬰先生聲明:“解放以後,我們把魯迅所有的東西都捐出來了。”這其中包括“兩棟房子,在北京的兩個四合院,一個四合院就是過去紹興老家遷過來時那個四合院的三分之一,因為三兄弟,還有我父親自己買下來的一座小四合院,前面那個是37間,後面是11間。魯迅所有的傢具、手稿,甚至於一雙筷子,一個調羹我們也都捐出來。不僅如此,還有大約2億舊幣,相當於現在人民幣2萬元左右。那時候,一個大學生一個月的伙食費只相當於現在的8塊錢。另外,在東北的時候,我們捐了魯迅藝術學院,捐了金子五條,一條是10兩。這些大致算起來的話,我覺得相當於4000個大學生一個月的工資。”

    

    第一次要求版稅之説,海嬰先生説是起于資助內山完造夫人的願望:“當時她已經快70歲了,靠領救濟金生活,每天的生活費折算一下也就等於三碗麵條,生活非常困難。那時候日本出了魯迅全集,按照世界柏林公約,日本出版社就付給咱們中國……付給魯迅的版稅。於是,我就跟有關方面提出來,是不是能把在日本的魯迅版稅資助內山完造夫人。最後我的心願沒有達到。”

    

    除此之外,從最近開始,海嬰先生還對父親的肖像權、姓名權也在法律上提出權益要求:“現在大家有這麼一個想法,好像魯迅是大家的,魯迅已經國有化,魯迅是國家財産,其實魯迅也是一個人,他的作品是他的腦力勞動的結果,他並不是一個河流、土地、礦産,或者在地裏面挖出的文物。魯迅並沒有收歸國有,也沒有國家給我一個獎狀,説已經把你父親貢獻給國家了。我覺得大家學習魯迅,紀念魯迅,以及他的著作進入共有領域,這是完全應該。但是對於魯迅的肖像,魯迅的名字,是不是允許非國家機構使用,作為牟利的手段,這是必須要有法律依據的。現在,我正在為了達到這個目標而奮鬥。”

    

    據説,海嬰先生正在把自己知道的,能夠以“魯迅”的名字註冊下來的都註冊了,比如魯迅酒就是其中一例,“假如我不保護的話,別人濫用了怎麼辦。現在有一些私人開的學校,以牟利為目的,一些部門也把父親的名字批給他了,我覺得這個是不符合法律的。”雖然暫時還沒有結果,但海嬰先生宣佈自己要一直不懈的努力。

    

    我覺得要想説明一個人一生甚至幾世的滄桑,文字是那麼的無力,也許你願意在最近的一期《聊天》節目裏,傾聽周海嬰先生的坦誠傾訴。

    

    《北京青年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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