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美國的大選之年，誰會當選下一任總統有可能影響到中美關係下一階段的發展勢頭。隨著“全球南方”國家崛起和地緣政治變化，中美關係因貿易爭端、全球挑戰、地區衝突、台灣問題等因素而變得越來越複雜。兩國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已成為當前最緊迫的地緣政治議題之一。筆者與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曾多次就這個問題展開對話與交流，討論了崛起國和守成國之間的複雜互動。

今年3月27日，習近平主席在會見美國工商界和戰略學術界代表時指出，中美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機遇。只要雙方都把對方視為夥伴，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中美關係就會好起來。艾利森教授等美方代表在發言中表示，中國人民的發展權利應該得到尊重，“修昔底德陷阱”並非必然。

對中國人和美國人來説，對地緣政治和重塑我們世界的變化進行冷靜、客觀的分析，並對對方如何看待世界進行細緻入微的了解，從未像現在這樣重要過。艾利森教授2012年開始使用“修昔底德陷阱”這個概念來描述中美關係，並在2017年出版了《註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一書，其核心觀點是：當一個崛起國家對守成國家的主導地位構成威脅，由此導致的結構性壓力往往會引發兩國之間的戰爭。這個概念引起了中美及世界各國領導人的注意。習主席曾多次表示，世界上本無“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國之間一再發生戰略誤判，就可能自己給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如今，“修昔底德陷阱”已成為人們討論中美關係時廣泛引用的概念之一。質疑者認為不應簡單將過去的大國競爭模式套用在今天全球化環境裏的中美關係上，執信者則認為中美註定要走向悲劇般的戰爭。隨著跨太平洋緊張局勢的加劇，艾利森教授的警告似乎更加具有預見性和重要性，如何跨越陷阱也成為中美乃至全球的關切。在3月27日受到習主席會見時，艾利森教授也表示，應調整行為模式，採取積極主動的措施來避免歷史上多次發生的悲劇性結果。

我國歷史上就有許多可資借鑒的“競合”案例。春秋時期的著作《左傳》堪與《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媲美，前者記錄的晉楚之爭可以為我們理解當前的中美關係提供思路。同樣出自春秋時期的成語“吳越同舟”講的也是“即競爭又合作”的例子：吳國和越國本是仇敵，但當面臨風浪時，他們也會同舟共濟。

另一個中國作為守成國與崛起國西班牙的互動案例也説明，兩類國家並不是必然要陷入競爭，而是可以通過經濟互動使雙方都受益。明朝時期，西班牙在美洲和東南亞建立了殖民地，並與中國出現了密集的貿易往來，用白銀換取中國的絲綢和瓷器，貿易路線橫跨四大洲。這個貿易和經濟合作網路預示了持續至今的全球化和相互聯繫，既不會導致趨同，也不會導致武裝衝突。雙方聯繫緊密，但又各成一體，處於一種平衡狀態。西方歷史也有許多值得我們借鑒的經驗。

“修昔底德陷阱”暗示著，一個國家崛起了就有可能爭奪霸權，而一個處於衰落軌跡的國家往往會先發制人發動預防戰爭、確保自己在國際體系中的優勢地位，即“國強則霸”“霸衰則戰”。因此，僅僅“避免陷入”和“跨越”陷阱是不夠的，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必須“破解”這個陷阱。

在古巴導彈危機之後，時任美國總統肯尼迪認為，美蘇關係的目標應該是建立“一個安全的多元化世界”，美國更應該在一個有著截然相反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多元政治制度的世界中生存，並允許其他不同制度共存。未來，兩個對手可以展開激烈的競爭（但只能是和平的競爭），以證明誰的價值觀和治理體系最能滿足公民的需求。

而在古巴導彈危機爆發的10年前，中國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這五項原則不僅是中國的外交原則，也反映了亞非廣大新獨立國家以及正在爭取民族獨立國家的訴求，成為發展中國家對付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有力武器。現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已被寫入了一系列重要國際文件中，為世界大多數國家所接受，成為國際社會處理國與國關係、解決國際爭端的基本準則。

中美之間發生的結構性變化以及“全球南方”國家的崛起，不可避免地改變了美國主導的單極國際秩序。有趣的是，在西方價值的信徒看來，西方世界是珍視個人自由的、鼓勵打破等級制度的，但在國際政治層面，美國卻要求其他國家接受一個由美國主導的“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不允許出現挑戰美國“啄食”順序的行為。這種矛盾的表像背後，秉承的是“從實力地位出發”與其他國家打交道的原則。從歷史和發展的眼光來看，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永遠居於第一的位置。2003年，克林頓在耶魯大學的一次演講中提到，如果美國人能想到有一天美國會成為世界第二，那麼加強多邊秩序肯定符合美國的利益。中國倡導的新型大國關係與平等有序的多極化世界，正是要打破這一叢林法則，改變常常帶來災難性後果的傳統大國競爭模式，使眾多弱小的國家也享有發展的權利。（作者是全球化智庫【CCG】理事長、國務院原參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