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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沿著大運河“北漂”的浙江人去哪了？
——在京浙江人探訪紀實系列報道之二十三

發佈時間 | 2023-08-11 09:00:47

　　編者按：改革開放以來，首都北京作為全國政治、文化、科技創新、國際交往中心，一直活躍著浙江人的創業以及工作生活的身影。“八八戰略”迎來20週年之際，浙江日報報業集團北京分社、潮新聞京津冀新聞中心、浙江省駐京辦、在京浙江人雜誌社聯合中國網共同策劃了《繁茂的藤蔓——在京浙江人探訪紀實》系列報道，旨在通過記者視角，探訪“闖京城”的浙江人有著怎樣的獨特經歷，捕捉他們目前關切，關注他們未來命運，從百姓視角呈現北京和浙江之間更多的故事；通過群像塑造，通過他們的所作所為、所思所想，為“地瓜經濟”提能升級“一號開放工程”提供實踐和思考。

　　提到北京和杭州的關聯，京杭大運河是最濃墨重彩的一頁。京杭大運河不僅將南方經濟中心與北方政治中心緊密相連，也傳承了千年的歷史文化，成為兩座城市寶貴的記憶和文化傳承之源。

　　作為運河的北端點，歷史上的北京，也得益於運河的滋養而不斷成長和壯大。當潮新聞記者一路探訪北京城內的浙江印跡和人文故事時，總是能看到這條黃金水道滋養出的繁華景象，聽到運河運通華夏的人文故事。

　　第一批沿著運河北漂的“浙江人”在哪？這些浙江人在北京留下了哪些印跡和風俗？運河文化貫穿南北又如何代代相傳？帶著這些問題，潮新聞記者邀請大運河文化專家、北京聯合大學北京學研究所教授陳喜波一同乘坐北京通州大運河觀光遊船，尋找答案。

北京通州，京杭大運河北京城市副中心段

　　一個村落，一份族譜，一種鄉愁

　　從歷史流到今天的中國大運河，不僅滋養著沿岸的人們，也使得沿線一座座小碼頭、一個個小城鎮成長為一座座大城市。“京杭大運河的北起點，如今的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就是因大運河而生，因大運河而興的。”陳喜波説。

　　通州，是京杭大運河北端的終點，金代取“漕運通濟”之義，升潞縣為通州。通州是專門負責漕運的城市，800年來，這裡一直是漕運及倉儲重地。

通州運河畔的燃燈塔夜景

　　潮新聞記者從通州奧體公園二號碼頭登船，探訪今日大運河北京段的底蘊。廣闊明凈的水面上，往來的遊船交錯穿行，古老的運河煥發著嶄新的活力，再現“一脈澄碧通南北”的壯美景象。與河水相依為伴的北京大運河森林公園，如今已經成為北京居民賞花、避暑的熱門去處。

從大運河遊船上看如今的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

　　坐著遊船，穿行在大運河水面，陳喜波與記者聊起了通州區的諸多大運河文化遺産。他告訴潮新聞記者，通州人口組成來源繁多，“五方雜處”，據光緒時期《通州志》的不完全統計，明清時期通州外來人口中，來自浙江和山西的人最多。“過去的通州，有浙江禮節和通州禮節之分，也從一個方面反映出居住在通州的浙江人較多。”陳喜波説，當時在北京城裏，浙江的會館也是最多的。

陳喜波教授講述通州和浙江的淵源

　　陳喜波告訴記者，不管時代如何變遷，沿著大運河“北漂”的浙江人，還是留下了一些印記，供我們回味其中的酸甜苦辣。

　　2006年，通州區文化館展開非物質文化遺産普查時，在通州漷縣鎮李辛莊村發現一份李氏族譜，揭開了留存至今的一個“浙江村”的面紗。

　　通州漷縣鎮是運河沿線的歷史古鎮，也是中國大運河古鎮聯盟成員之一。“李辛莊”初名“李家新莊”，後以古代“新”“辛”有相通之義，而演變簡寫為“李辛莊”，以明初浙江富戶李姓一家遷此而命名。

李辛莊村發現的李氏族譜

　　陳喜波説，李辛莊村是一個有點不同的村莊，這裡世世代代出了很多讀書人，家家戶戶的孩子都知書識字。在早些年，那裏的老人有一個夙願，就是找到家族的根脈。

丹樵李老夫子文教碑記錄李氏對通州文教的貢獻

　　李氏家族族譜有世系記錄的至今已有二十幾代，可追溯到明代。家譜記載他們是江南人士，隨明成祖定鼎燕都而來。而此前，這個家族又來自何方？這麼多年來，村裏不斷有人出外探尋，也不斷有新的消息帶回。後來，一位族人發現，在3000多公里以外的浙江楠溪江，也有一個以李姓為主的村落——蒼坡村，那裏的風俗習慣與李辛莊有著諸多相似之處。

李氏宗祠資料圖

　　為了尋根溯源，李氏族人來到這個古村落“尋根”。“在蒼坡村，李氏家譜中記載了近40代族人的歷史，最早可追溯到唐代。為了證明遠在通州的李氏一族，就是蒼坡村李氏族人的一支，李辛莊村人反覆梳理家譜，並核對當地的地方誌，終於找到了有力的證據。

　　原來，明代永樂年間，蒼坡村有個叫李伯仁的人，是蒼坡村李氏族人的第二十一代傳人。他後來隨明成祖朱棣北上來到通州，當時駐守在大柳樹村。原族譜初始記載從明永樂年間的李伯仁起，直至1994年春最後一次續譜止，近600年，代代續修，記錄著一代代“在京浙江人”的故事。

李氏宗譜

　　“這是幾百年大歷史背景下，一群‘小人物’離合悲歡、家族起落的故事，但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了運河對南北交流的重要作用。”陳喜波説。

　　李氏族譜的記載詳細清楚，除了族人婚配嫁娶、有何學歷及功名和特殊技藝外，還記載了族人因種種原因遷于其他地區居住等要素。

　　同時，李氏族譜有著鮮明的浙江家族文化特色。李氏家譜有家法八條：一是嚴肅閨門；二是務敦孝悌；三是敬養師長；四是務嚴交遊；五是務精勤本業；六是務和睦鄉黨；七是務嚴禁賭博；八是務戒淫蕩。關於八條的內容序文中另有詳細文字記述。2007年，李氏續家譜習俗被列為通州區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項目。

　　一個場景，一幅國畫，一份印記

　　北漂，是很多異鄉人在北京討生活的説法。陳喜波告訴記者，實際上，在談及北京城建都歷史的時候，老北京人流傳著這麼一句話：“一條大運河，漂來北京城”。

　　一個“漂”字，讓人驚訝。這座千年古城、五朝名都，怎麼會是漂來的？

古代專運木材的皇木廠遺址

　　“實際上，營建北京城所需的大量材料，都要通過大運河從南方運來。北京成為都城後激增的人口，也依賴大運河調運江南的糧食、絲綢、茶葉、水果等生活必需品。而到了明代，建設北京城的磚石木料，亦是通過大運河運抵京城。”陳喜波説，從建築材料與生活物資的來源講，北京城的的確確是從大運河“漂”來的，這句古話也很形象地表述了大運河支撐京城的特殊作用。

記者在燃燈塔碑廊看到從運河淤泥中找到的皇木

航行在北運河上的運糧船

　　西元605年，隋煬帝開鑿了南起余杭（今浙江杭州）北至涿郡（今河北涿州）的京杭大運河。元朝則增修了濟州河和會通河，將隋唐大運河裁彎取直，但這條新的運河因水源不足通航效果不佳，運量有限。而到了明朝永樂帝朱棣因遷都需要，重修大運河，京杭大運河自此全線暢通。

　　朱棣對新都的經營，首先從移民展開。永樂元年，浙江等九省富民，直隸、蘇州等十郡總共近四千戶落籍北京。永樂二年至三年（1404——1405），政府又將浙江、南京富民三千戶遷至北京的宛平、大興兩縣。

　　“可以説，今天北京城內外很多人的祖上，都是坐船沿著大運河從南方來到北京，成為第一批‘北漂’。”陳喜波説。

明嘉靖七年至清嘉慶十三年以前通州運河水系格局與碼頭分佈

　　“京杭大運河是南北方經濟流通大動脈，運河上不僅有漕船，還有商船、民船。”陳喜波説，古人記載“蓋四方之貨，不産于燕，而畢聚于燕”“今天下財貨聚于京師，而半産于東南”，説的就是大運河給北京商業帶來的繁榮。

　　清代乾隆年間曾有一幅名畫，叫做《潞河督運圖》，生動描繪了通州漕運盛況。全圖從一片汪洋的水域畫起，正是每年春季第一批漕船到達通州的時候，河岸邊垂柳依依，桃花盛開，一艘艘滿載漕糧的船隻行駛在水面上。

　　值得一提的是，這幅“運河版”清明上河圖的策劃者，恰好是一位來自浙江的官員。

　　乾隆四十一年，來自浙江桐鄉的馮應榴出任通州坐糧廳的差使。通州坐糧廳隸屬戶部，職掌天津至通州的潞河（北運河）諸多事務。

　　馮應榴上任後，恪盡職守，頻繁地前往潞河巡察漕運工作。每當他眺望河上萬舟齊聚、帆影參差之時，就勾起浙江老家河川縱橫交錯、船隻來往繁忙的回憶。又想到只有江南老家糧食豐收了，才能有大批漕糧千里迢迢、源源不斷地沿著京杭大運河運至京城，一種自豪感油然而生。

　　為官者的責任，使他萌發了將潞河漕運盛況記錄在案的念頭。為了實現這個願望，他邀請自己的好友畫家江萱前來通州進行寫生，創作出這幅描繪運河文化的鴻篇巨制。

通州街道上畫的《潞河督運圖》

　　圖畫好後，馮應榴也是感慨不已，提筆在畫卷後寫了一篇洋洋灑灑的長跋《自書潞河督運圖後》，留下了“浙右才名門第高，自述河舩當圖志”的美篇。

　　一條大運河，串聯南北代代相傳

　　大運河上的通州和浙江還有哪些聯繫？

　　陳喜波説，京杭大運河流經各地，只有北京通州存在著漕運機構，因為當時沿河八省都需要向朝廷納貢糧食，進而有了驗糧機構。除了朝廷設在通州的漕運衙門外，通州還有不少各省的辦事處，可以算是最早的“駐京辦”，其中就有“浙江駐京辦”——浙江漕運總局。

　　漕運總局做些什麼？陳喜波給記者科普，當時遠途而來的漕船和漕丁常常遭遇刁難和拖延，也有出現舞弊肥私的情況。為了解決這些問題，這些“駐京辦”負責交納漕糧、鑽營打點使銀子，並處理漕糧受潮及缺欠等問題。

通州現在還保留著漕運碼頭

　　“通州只有兩個省的漕運機構能被稱為‘總局’，一個是浙江，一個是江蘇，其他都叫‘會館’。”陳喜波介紹，浙江漕運總局設在通州北門內的剪子巷，即現在的安福衚同。

　　《通州故事叢書》裏記載，浙江、江蘇兩處會館都是清同治十三年（1874　年）建立的，是兩省駐通州的漕務管理機構。有關漕糧的一切事務，都由這個機構辦理。

　　比如本省的漕船到達通州，先報漕運總局，再由總局報坐糧廳和倉場總署。驗收漕糧時，局員隨同前往。遇到漕糧潮濕、短欠等一切舛錯事故，均由總局處理。兩局分別設有公堂，運丁有誤期或盜賣漕糧等行為，立即刑訊、責罰或枷號。

石壩碼頭河岸“大光樓”即為舊時驗糧樓

　　運河也將浙江地區的信仰帶到北京地區。“浙江人信的水神是潮神張公，通州城有一座張相公廟，過去北京城也有張相公廟衚同，就是西城區現在的東絨線衚同。”

藏于美國國會圖書館的《京師九城全圖》還有張相公廟的標注

　　陳喜波説，浙江的水運文化在北京也有著充分體現。大運河的水聲，指引著我們繼續探索。

　　在古代,完成漕運的基本任務外，負責糧食運輸的船工和糧食押運的官兵，被允許攜帶少量貨物隨船，並與沿途當地人進行交易。因此，通州的一些漕運碼頭逐漸興盛起來，通州的市集上常常會涌現來自南方的特産，繁忙的運河碼頭也融合了南北地區的風情，混雜著南腔北調。

　　陳喜波講了一個小故事，幫梅蘭芳寫劇本的著名文化學家齊如山寫過一本《北平雜記》，説過去北京賣來自南方的貨物都標著三個字“照通發”，也就是按照通州的價錢賣，實際上反映出沿著大運河而來的南貨影響著全北京的定價。

　　像這樣南北方民俗交融複合的故事還有很多，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陳喜波一口氣列舉了多個例子。

　　北運河沿線漷縣鎮張莊村，有一個當地最具特色的表演形式，叫做張莊村龍燈會。2005年被列為北京市“非遺”項目，正式命名為“通州運河龍燈”。

　　張莊村的龍十分少見，是藍色的，而北京地區絕大多數的舞龍都是紅色或黃色的。張莊村龍的製作工匠曾維善曾講，“這是老輩兒這樣傳下來的”，當地村民認為，藍色能激發人的想像力，增強人的鬥志。

通州運河龍燈的藍色龍

　　“後來，北京市一位民間舞蹈專家在組織全國龍燈表演時，發現浙江、安徽、江蘇等地區多有藍色龍。”陳喜波説，這更證明了大運河漕運使南北文化在通州地區交匯、碰撞，並在通州紮下了根。

寧波象山的藍色舞龍

　　再如，運河對於京劇的影響也非常大。京劇的形成與乾隆南巡有關，後來四大徽班也是沿著水路進京，中國戲曲自古有“水路傳播”的説法，而大運河就是中國戲曲水路傳播的活化石。

　　以及傳承至今的通州運河船工號子，特點也是“水穩號不急，詞帶通州味，北曲含南腔，閒號獨一份”，成為具有京味特色的民間音樂形式。

運河船工號子是北京的傳統民間音樂

　　除了戲曲文化，京杭大運河貢獻給全世界“吃貨們”的另一個大禮是北京烤鴨。“北京烤鴨聞名世界的獨到之處，就在於運河滋養了好的鴨料。”　陳喜波説，鴨子本身食量很大，運河運漕糧，在搬運的過程中難免灑落一些。這些落在運河中的漕糧為鴨子提供了食物。“運河上的鴨子肉質鮮嫩肥美，經過多年培育，逐漸産生了北京鴨這一具有地方特色的品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