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秦孝公考慮是否變法的時候，衛鞅曾以“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精彩答辯，徹底打消了孝公的疑慮。這段話的意思就是，智慧的政府，應該立法去適應新的發展，愚蠢的政府，才會在明知法律已經不適應發展的情況下，被舊法束縛。同樣，賢能的人會根據時代變更禮儀，愚蠢的人才會被舊禮所約束。

　　眾所週知，衛鞅是戰國時期的法家代表人物。法家的理念並非僅是法律面前人人人平等，更是強調將法與社會有機融合起來，讓法律成為社會進步的手段，不能成為社會發展的阻礙。因此，衛鞅曾提出“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的科學論斷。正是因為衛鞅主政時期的法律改革，才使得秦國成為七國中變法最為徹底的國家，讓一個曾經的“西戎”在百年後完成統一中國的大業。

　　這一段“智者作法，愚者制焉”的變法佳話，已經過去兩千多年。現在看來，這句話似乎並未過時，還非常有必要再次拿出來“應景”。

　　網際網路已經成為世界産業革命發展的最前端浪潮，特別是網際網路+，已經成為打開工業4.0時代的試金石。全世界範圍內，關於大數據和網際網路+發展和改革的思潮越來越激烈。所有人都知道，中國因歷史積弱，錯過了工業1.0(蒸汽機革命)和2.0(電氣化革命)發展的黃金時期，在工業3.0時代(資訊化革命)前端，中國通過一系列的撥亂反正，重新趕上了這個時代。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多年，我們積累的成果雖然耀耀閃亮，但仍處於“世界工廠”的較為低端發展模式。傳統工業強國仍虎踞龍盤，咄咄逼人。

　　網際網路＋為代表的工業4.0時代是一個歷史機遇，全世界産業革命都處於同一起跑線上，網際網路+對於任何國家來説都是一種新事物。網際網路+的這種新技術和新理念，必將在全産業和全世界範圍引發新的改革浪潮，産生的結果一定是強國之路的重新洗牌。中國在3.0時代並未落下，甚至位列翹楚。據統計，世界前十大網際網路公司，中國佔據4家，前二十大網際網路公司，中國佔據半壁江山。這些成果都與國家政策的鼓勵和法律制度的靈活性分不開。

　　網際網路＋與+網際網路本質不同，前者是工業4.0時代的特點，而後者還是3.0時代的産物。換句話説，3.0時代的網際網路仍是工具性質，還屬於傳統産業的傳播工具或平臺;4.0時代則不同，網際網路變為産業的主體，其他傳統行業變為資訊化的工具。一言蔽之，網際網路+的4.0時代中，網際網路公司將變為傳統産業的核心，數據不再僅是資訊化的代名詞，而是生産之目的，經濟之尺規，發展之重心。

　　從實踐看，目前最典型的網際網路+的産業就是網路租車服務。計程車行業誕生於工業2.0時代，在工業3.0時代後期出現了計程車的網路叫車平臺，在4.0時代則出現了專車、快車等服務類型。專車區別於3.0之前年代的特徵在於，網際網路已經從單純的工具，變為整合出行車輛資源的主體。在這個新時代，租車市場發生了“反轉性”變化，從計程車供方市場，轉化為用戶的需方市場。網路供求關係資訊敏感性，遠比市場規律更為準確，城市所需的計程車變數，交給數據，由用戶多少實時變化。這不僅會改變計劃經濟理念，對計程車市場需求的誤判，也會改變計程車的經營模式，一個城市需要多少計程車，何時增多或何時遞減，都由用戶的數據來左右。更為可貴的是，網際網路也將用戶與社會閒置車輛結合起來，減少出行壓力，緩解城市交通擁堵，改善大氣環境。從用戶體驗來説，專車、快車等帶著網際網路+基因的新模式，遠比傳統僵硬的“一刀切”式的計程車更貼心，更便利。

　　然而，就是在這種産業變革發展和社會剛需的大背景下，網際網路+的出行模式遭到不少地方政府的遏制。6月2日北京交委約談了滴滴公司，明確提出快車和專車等模式都係“違法”。這就意味著，這種順應民意，合乎時代發展方向的網際網路+模式將面臨來自政府的嚴重阻力。

　　北京交委所言的“違法”，指的是專車等網路租車行為，違反了北京市1997年頒布的《北京市出租汽車管理條例》和2012年頒布的《北京市汽車租賃管理辦法》。這兩個行政法規在法律位階上屬於地方性法規，應該受到上位法的約束。《行政許可法》是前兩個地方性法規的上位法，該法第11條規定，“設定行政許可，應當遵循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律，有利於發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積極性、主動性，維護公共利益和社會秩序，促進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協調發展”。這裡非常明顯的強調了行政許可設立的前置性標準，這個標準並非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技術、社會、經濟的發展而變化的。這一條也是判斷設立行政許可是否“不合時宜”的重要標準。

　　網際網路+本身如同李克強總理説的那樣，是一個“風口”，目前我們正處於這個風口當中，中國能否抓住這個歷史性機遇，將決定我們能否實現“彎道超車”的夙願。工業4.0時代已經被開啟，時代在向前發展，如果這都不算是“經濟規律和社會發展規律”的話，真不知道什麼事情才算得上是發展趨勢。同時，專車等網路新興叫車服務，得到了絕大多數民眾的支援，也充分調動了各方社會資源，緩解了北京交通擁堵情況和環保壓力。這都完全符合《行政許可法》所規定的是否設定行政許可的標準問題。然而，北京交委仍然對專車等新事物帶來“無與倫比”的好處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卻緊緊抓住北京市那兩個過時的地方性法規，這不禁讓人感到遺憾。

　　兩千多年前衛鞅“智者作法，愚者制焉”的表述並非是詭辯，這幾千年來發生的多少事物已經反覆印證了法律要因時而變的道理。特別是對近代積弱已久的中國而言，更應感同身受，從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到宋代王安石變法，從雍正的攤丁入畝，到清末百日維新。這裡正反兩方面論據都已經非常充分，只有順勢而為，才能確保社會發展速度，也只有因時而變，才能保證不被時代發展所羈絆。

　　北京交委的這次約談態度，沒有體現出網際網路+的發展趨勢，沒有反應出公眾對更好的出行方式的積極追求。在約談最後，有關部門表示“北京市鼓勵創新計程車服務模式，一方面，計程車企業應適應市場需要，提供多層次服務，另一方面，網路平臺也應依法規範開展合法業務，共同構建依法合規的良好運輸市場秩序”。這裡“有關部門”提到的所謂創新模式，更多指的是3.0時代模式，還是讓網際網路“回歸”到“工具”範疇。必須強調，這絕不是什麼“創新”，更多的是在因循守舊。網際網路+所需要的並不單純是技術的發展，而是政府治理理念的變革。這將決定政府在網際網路+發展階段，到底是作為“＋號”，還是“－號”。

　　説到底，政府在網際網路+發展萌芽時期必須要轉換治理思路，這並不是説政府對專車等新事物就“撒手不管”，而是要做到有效的監管。從政府監管層面上講，不是去用舊的法律制度去扼殺新事物，或者將新事物“拉回”成舊事物。政府應該做的是如何保障用戶權益，如何強調新事物的有序發展。例如，專車司機的資質問題，是否應該加強對專車司機是否有犯罪記錄、酒駕、重大交通事故、精神疾病、暴力史等情形監管，杜絕不合格的人員進入到專車行業。再比如，政府是否應該強調專車等網路叫車的足額商業保險問題，是否應協調督促商業保險機構與專車這種新事物合作，減少事故風險等等。

　　總之，看待一個新事物是否值得去鼓勵和幫助，政府應該站在更高的角度，以是否合乎社會公共利益，以及是否符合社會發展趨勢來衡量，而不是去僵硬的適用過時的法律。北京交委的這次約談，整篇談論的都是所謂的“違法”問題，對專車的積極作用和公眾呼聲閉口不談，這不符合服務型政府的治理理念。政府的簡政放權，放下的不單純是“權”，更應是“利益”，放棄計程車這塊行政許可帶來的些許利益，可能會帶來整個北京交通的便利和網際網路+産業的希望，這個買賣很划算，何樂不為呢？

　　本文作者係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研究員朱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