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來;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徐志摩
無論弗萊明後來的回憶是否真實可信,他獲得的讚譽要歸功於他確認了一種被稱為“盤尼西林”的化合物。弗萊明進行了一系列的實驗,發現這種物質可以殺死葡萄球菌、白喉桿菌、肺炎球菌、炭疽桿菌、鏈球菌等,然而對傷寒桿菌和大腸桿菌沒有作用。這種盤尼西林對動物沒有害處,也無毒性。然而弗萊明遭遇了細菌學與化學之間的壁壘,當時聖瑪麗醫院沒人能解決這個問題。1908年,埃爾利希在諾貝爾獎獲獎演説中指出:細菌學的未來發展趨勢是化學研究而不是觀察研究。此後幾十年裏,只有德國的細菌學家聽懂了這一論斷。德國在細菌學研究方面,有實力雄厚的工業背景作為依託,在分子層面研究的專業水準超越了那個時代。
1932年,聖瑪麗醫院院長呼籲英格蘭最有威望的報業大亨比弗布魯克捐助10萬英鎊,將聖瑪麗醫院建設成為一流的研究機構。而比弗布魯克也確實慷慨解囊,捐助了6萬英鎊,但這些錢還不夠多馬克測試染料的開銷,更別説在染料中分析有效抗菌成分了。也許聖瑪麗醫院接種科擁有英國當時最先進的科研設備,但英國貴族的捐助和法本公司的投入相比,差距不是一般的大。儘管當時賴特的實驗技術已經相當精湛,但他對化學分析和化學合成的重要性缺乏足夠的認識。更糟糕的是,賴特堅信免疫系統能夠成功對抗各種病菌,不願花錢聘用有才能的化學家。當1934年多馬克的磺胺製劑引發醫藥革命的時候,沒人想到弗萊明于1929年發表的《論青黴菌培養物的抗菌作用》是當時人類對抗細菌感染最重要的成果。因為青黴菌培養液中所含的盤尼西林太少了,很難從中提取足夠的數量,而且一直無法解決盤尼西林不穩定的問題,在將青黴菌培養液蒸發、濃縮成藥漿之後的幾天之內,有時候甚至是幾個小時之內,它就失去了效用。1940年,弗萊明在關於盤尼西林的文章中寫道:“盤尼西林製造過程過於煩瑣”。
健客:中藥有真菌類的藥物嗎?
雲飛:當然有,比如冬蟲夏草。
健客:哎呦,真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説到中藥,這兩天“連花清瘟膠囊”上了熱搜,據説王思聰轉發了有關文章,認為證監會應該嚴查以嶺藥業……
雲飛:嗯,關於中醫藥的紛紛擾擾一直沒消停過,八卦的歸八卦,商戰的歸商戰,法律的歸法律,臨床的歸臨床,科研的歸科研,各有各的空間,各有各的規矩,各自歸位吧。據説,康萊特注射液、連花清瘟膠囊、復方丹參滴丸、扶正化淤片、桂枝茯苓膠囊相繼在美國開展臨床試驗。國家醫保談判藥物經濟學測算專家組組長、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北大全球健康發展研究院院長劉國恩在接受《財健道》專訪時談到,儘管中國有千年“國藥”基礎優勢,“但中成藥現代化方面,日本等多個國家都超越了我們”。尤其在傳統藥物成分提煉、標準化、安全性、方便性和依從性方面,值得國內學習。
健客:真心希望中醫藥發揚光大!
雲飛:從“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應當努力發掘,加以提高”,到“中醫藥學是中國古代科學的瑰寶,也是打開中華文明寶庫的鑰匙”,隱約可見中醫藥的條條大路,不僅連接歷史寶庫,而且通向未來文明。屠呦呦在中藥有效成分提取上闖出了一條新路,還有更多的路。振興中醫藥待後生啊!扯遠了,馬上回來。
1922年,弗洛裏畢業于澳大利亞阿德萊德大學醫學院,各科成績均名列前茅,還擅長體育包括網球、板球和足球等。他遵循自己的意願申請並接受羅德獎學金,赴牛津大學莫德林學院攻讀碩士學位。
健客:羅德獎學金好像很有名。
雲飛:嗯,有“全球青年諾貝爾獎”的美譽,得獎者被稱為“羅德學者”,其評定標準包括學術表現、個人特質、領導能力、仁愛理念、勇敢精神和體能運動等多方面。
健客:這個有意思,快講講羅德獎學金的具體情況。
雲飛:1902年3月,英國政治家、商人羅茲去世,這位英國南非公司的創始人已經是當時世界上最富有、最著名的人物。他創建的戴比爾斯聯合礦業公司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都是世界上最大的鑽石開採企業。他還有一個更為傳統的業務:開拓殖民地,並將殖民地命名為“羅得西亞”,羅得西亞後來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直至1964年,北羅得西亞併入了尚比亞共和國。1980年,剩下來的南羅得西亞亦宣佈獨立,政府認為羅得西亞帶有屈辱的殖民烙印,更名為“辛巴威”。如今,還保留著羅茲大學,當然還有羅德獎學金。
羅德獎學金雅承羅茲遺願于1903年成立,專供前往牛津大學研習之用。原只頒授予英聯邦、美國及德國學生,後來擴展到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1986年首度頒發香港區獎學金。2015年3月30日,牛津大學羅德獎學金基金會在京宣佈,正式將中國納入羅德獎學金拓展計劃。中國內地公民也有機會獲得羅德獎學金前往牛津大學深造。在歷屆羅德學者中已産生了40余位極具全球影響力的國家領導人,例如第42任美國總統克林頓;30余位著名軍事家,例如德國第二次世界大戰五星上將艾特林;10余位諾貝爾獎得主,例如194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弗洛裏。因其極低的錄取率,“羅德學者”被視為全球影響力最高的青年榮譽之一。
健客:我知道牛津大學,是英國最好的大學之一。
雲飛:嗯,提到牛津大學,就不得不提另一所大學,弗洛裏在那裏獲得博士學位。
健客:你説的是康橋大學嗎?
雲飛:嗯,康橋舊譯康橋。就在弗洛裏進入牛津大學的那年,一個25歲的中國青年曾短暫就讀于康橋大學,後有《再別康橋》問世。
健客:你説的是徐志摩吧?
雲飛:嗯。1928年,徐志摩第三次遊歷康橋後,乘船回國,途經南海,離愁別緒無處傾述,於是寫出了《再別康橋》。也許“再別”就是訣別,他説:“這是我第三次對康橋表達最深切、最難捨離的感情,或許未來的時日裏,她只能永存在我的內心深處了!”3年後,徐志摩罹難。鬱達夫在一篇悼文中説,徐志摩的死法,和拜倫、雪萊的死法一樣不平凡,正是“生於憂患,死於空難”。“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來”,詩人不死,只是換一種方式陪伴世人罷了。扯遠了,馬上回來。
在牛津大學的第二年,弗洛裏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他發表了四篇不同主題的論文,並擔任了一個北極探險隊的隨行醫師。他在寫給未婚妻的信中説自己“越來越讓人討厭”,但他仍然交了很多朋友,還為自己找了一位導師——謝靈頓。謝靈頓不僅是牛津大學的生理學教授,還擔任英國皇家學會主席,因發現神經元的相關功能于1932年與英國電生理學家阿德里安共同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在牛津大學的第三年,弗洛裏首次與洛克菲勒基金會取得聯繫。次年,弗洛裏首次獲得洛克菲勒基金會助學金,他輾轉于紐約、芝加哥和費城的各大實驗室。在此期間,他和未來的美國國家科學院院長理查德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事實證明,弗洛裏所建立的跨越大西洋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而他與歐洲大陸所建立的聯繫也同樣重要。20世紀20年代,科學研究已經變得更加國際化。德國、法國、英國、瑞典和美國的科學家共同發佈醫學成果,合作與競爭並不矛盾。儘管仍然存在國別不同,但這些競爭已經從國家之間的對壘轉變為實驗室之間的較量。
健客:“從國家之間的對壘轉變為實驗室之間的較量”,這一點好像很有啟發。
雲飛:嗯,反過來就糟糕了,倒楣的是老百姓。
無論合作還是競爭,背後都離不開資金的支援。在接下來的20年間,資助和科研方向分為兩種模式。一種是工業資助模式,這種模式因為目標明確,管理規範,成就了埃爾利希和多馬克,但這種模式對保密性的要求非常高。另一種是慈善資助模式,這種模式的優勢是可以建立廣泛的合作關係,同時進行多個方向的研究,缺點是即使獲得了全世界最富有家族的資金支援,其研究資金仍然匱乏,而且做不到法本公司那樣鐵血無情,當機立斷地從某個項目上撤資,結果必然導致攤子越來越大,很難為已有成效的項目追加更多資金。
1926年,弗洛裏與阿德萊德大學醫學院時的同學埃塞爾結婚。埃塞爾當時已經是一名醫生。雖然弗洛裏自認為在職業生涯中是個性遲鈍、不善交際的人,並且當時在英國和澳大利亞之間進行書信傳遞緩慢而低效,但他對埃塞爾所表達的愛意卻勢同暴風驟雨。儘管如此,這和結婚後的生活相比,仍顯得異常平靜。因為婚後他們彼此揭短,互相嘲諷。埃塞爾抱怨弗洛裏毀了她的職業生涯,而弗洛裏則指責埃塞爾性格冷漠、缺乏熱情、性冷淡、沒有情趣,以及廚藝糟糕、不講個人衛生等,甚至“從身體上來説不是一個正常的女人”。儘管弗洛裏夫婦的婚姻生活並不幸福,但這沒有影響弗洛裏職業生涯的發展。1927年,他獲得了康橋大學博士學位,並被任命為病理學講師。在受到謝靈頓關注之前,他對這門學科一無所知,但這門學科卻成為他後半生的研究課題。在此後的兩年裏,弗洛裏開展了大量關於大腦迴圈、毛細血管、黏液分泌物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他的一位同事在描述當時的情況時説,“我們每天都泡在實驗室裏,包括週日”。1929年夏天,弗洛裏獲得了另一筆出差資助金,他前往馬德里,與西班牙病理學家卡哈爾一起研究先進的細胞染色技術。卡哈爾因描述神經系統細胞性質于1906年與義大利醫生高爾基共同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同時,弗洛裏開始考慮做關於腸道的研究。1931年,謝菲爾德大學聘請弗洛裏擔任病理學教授,弗洛裏也將自己的研究課題帶到謝菲爾德大學。四年後,他回到牛津大學。用牛津大學的話來説:鄧恩病理學院“法定教授”一職虛位以待,靜候賢才。該職位屬於牛津大學內部職位,按照傳統應由牛津大學39個住宿學院之一來任免。鄧恩病理學院的“法定教授”是由林肯學院來任命的。多名牛津大學的重要人物都向林肯學院院長推薦弗洛裏來擔任鄧恩病理學院“法定教授”這一職位,其中包括一貫支援弗洛裏的謝靈頓和新支援者梅蘭比。梅蘭比發現了維生素D,並論證了維生素D與被稱為“佝僂病”的維生素缺乏症之間的關係。在謝菲爾德大學任命委員會成員當中,他是弗洛裏的支援者之一,並因為擔任過英國醫學研究理事會的秘書長而聲名顯赫。1935年,弗洛裏擔任鄧恩病理學院院長。當時的理論可謂百家爭鳴,其中有一種理論認為,由於胃腸道中存在抗菌化合物,即弗萊明發現的溶菌酶,因此細菌無法滲透胃腸道。弗洛裏迷上了對溶菌酶的研究,並且因為成功地從蛋白中提取了純溶菌酶而獲得了獎金。對於純溶菌酶的需要直接影響了醫學研究中的一項最重要的決定,這一決定無關乎技術和理論,而是一項人事決定。和多馬克一樣,弗洛裏也需要化學家為他的實驗提供原材料,更準確地説是提純後的材料。在謝菲爾德大學期間,他就一直在請求醫學研究理事會調撥一名合作者,以提取弗萊明發現的溶菌酶,找到使化合物發揮作用的分子成分。儘管他考慮過多個牛津大學的人選,但直到1936年,他才最終確定了合作夥伴:來自世界上最先進的有機化學部門佩林斯實驗室的理查德。1937年,理查德不負所望,成功突破了弗萊明的研究局限,提取出純溶菌酶。同年,弗洛裏任命了另一名化學家錢恩。
從表面上看,錢恩的成長背景似乎和弗洛裏的截然不同。錢恩的父親出身於俄羅斯,移民德國後,學習化學,更改姓氏,開設化學工廠,製造工業用的純銅、純鎳等元素;母親是德國人。錢恩于1906年出生於德國柏林,從小在柏林長大,中學畢業後進入佛裏德里希-威廉大學,就是今天的柏林洪堡大學學習化學,1930年畢業獲得化學碩士學位。1930-1933年,在柏林夏裏特醫學院的病理學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1933年,錢恩離開德國。
健客:柏林夏裏特醫學院好像很厲害吧?
雲飛:據報道,德國曾誕生過16位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獲獎者,半數以上出自柏林夏裏特醫學院,包括科赫、貝林、埃爾利希等等。
健客:錢恩離開德國的時候還不是很有名吧?
雲飛: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人才流失,毀於一旦!
健客:説到人才流失,咱們國家好像也存在吧?
雲飛:每個人都有選擇去留的自由,關鍵是政策、制度上是否存在問題。從顏寧和徐晨陽身上,或許可以看到一些端倪。顏寧是中國結構生物學家,徐晨陽是中國數學家,兩人有著相似的經歷,國內教育,國外深造,回國效力,最後還是選擇出走。對人才流失,很多人指責他們不為祖國做貢獻,卻不知他們“再別康橋”的心酸。面對質疑,徐晨陽説:“當前國內的學術造假問題很嚴重、學術風氣很浮躁、數學界過於講究論資排輩。”
健客:錢恩為什麼要離開夏裏特醫學院呢?
雲飛:因為他有猶太血統,在納粹黨掌權後,錢恩感覺自己的安全受到了嚴重的威脅。1933年,德國大約有50萬名猶太人,佔總人口比例不到1%。大多數德國猶太人都為自己是德國公民而驕傲,因為這個國家人才輩出,其中包括偉大的詩人、作家、音樂家和藝術家。超過10萬名德國猶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為德軍服務,其中許多人因英勇作戰而獲得勳章。1905年至1936年間,38位獲得諾貝爾獎的德國作家和科學家中有14位是猶太人。猶太人與非猶太人之間通婚變得更加普遍。儘管德國猶太人在社會生活和專業工作中仍然會遇到一些歧視,但是大多數猶太人仍對自己在德國的未來充滿信心。他們説德語,將德國視為自己的祖國。納粹上臺後,德國猶太人的生活發生了劇變。1933年3月28日,愛因斯坦在布魯塞爾德國領事館交了護照,宣佈放棄德國國籍,還寄出了向普魯士科學院遞交的辭呈,其中寫道:“鋻於德國目前的狀況,我不得不放棄在普魯士科學院的職務……在我作為院士期間,與同事們建立了融洽和諧的關係。但是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對普魯士政府的行為無法容忍。”4月1日,納粹第一次進行了全國性的反猶行動:抵制猶太人工商業。數千戶門窗上涂著黃黑相間的六角“大衛星”。標語上寫著“不要買猶太人的東西”和“猶太人是我們的災難”。 反猶行動標誌著納粹政黨開始在全國範圍內展開針對整個德國猶太人群體的行動。一週後,政府通過法令,僅限“雅利安人”才能擔任公職。猶太公職人員,其中包括公立學校和大學的教師都被解職。
健客:為什麼涂六角“大衛星”呢?
雲飛:納粹濫用大衛星,對猶太人進行強制標識。大衛星作為猶太人的標誌始於中世紀,在宗教中使用則更早。目前最早的考古發現大約3-4世紀,在巴勒斯坦北部的加利利地區一座猶太教教堂的石拱門上刻著大衛星。
錢恩後來回憶,1933年4月,他揣著10英鎊和新學位,離開了母親和妹妹,隻身來到英國。錢恩的護照簽注頁上標明,禁止“接受有償或無償的工作”。5月,他克服了就業過程中遇到的種種困難,在康橋大學生物化學系找到一份工作,給霍普金斯打工。霍普金斯因發現刺激生長的維生素,于1929年與荷蘭醫生艾克曼共同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並且自1930年開始擔任英國皇家學會主席。
沒有希特勒的神助攻,錢恩不會逃離德國,更難與弗洛裏有什麼交集。事實上,錢恩和弗洛裏有著諸多相似之處,以致在兩人之間發生了強烈的“同性相斥”。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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