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膽氣的人是不驚慌的人，有勇氣的人是考慮到危險而不退縮的人；在危險中仍然保持勇氣的人是勇敢的，輕率的人則是莽撞的，他敢於去冒險是因為他不知道危險。——康得
德國細菌學家多馬克出生於1895年10月30日，比班廷差不多小4歲。多馬克家境清苦，父親是小學老師，母親是農家婦女。多馬克14歲才上小學一年級，這還是其父升為小學副校長的原故。多馬克天資聰穎，不斷跳級。1914年，他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基爾大學醫學院，只比班廷進入多倫多大學醫學院晚2年。以為時來運轉，其實命運多舛！還沒上幾個月課，第一次世界大戰就爆發了，多馬克志願從軍。絞肉機似的流血廝殺沒有放過他，因背部中彈，結束步兵生涯，傷癒後進入軍隊醫療部門，見慣了血肉橫飛，更深知有看不見的細菌在操縱生死。1918年，“一戰”結束，多馬克重返基爾大學醫學院繼續學習，1921年畢業從醫。他很快就意識到，自己更適合做一名醫學研究員而非臨床醫生。於是他在1924年加入了格賴夫斯瓦爾德大學的病理研究所，成為一名無薪大學講師。在病理學家格羅斯的指導下，他開始研究對抗傳染病最強武器：脊椎動物免疫系統。在一系列的實驗中，他為幾百隻老鼠注射了金黃色葡萄球菌，這種病菌會導致從皮膚感染到肺炎等多種疾病，然後他從這些老鼠的肝臟內膜中提取細胞，以檢測這些細胞吞噬了多少葡萄球菌。可是，該領域迷霧重重，獲得重大突破還要等到半個世紀以後。1927年，他跟隨格羅斯，進入法本公司拜耳實驗室從事病理和細菌學研究工作。法本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化工公司，也是全球最大的企業之一，其規模與美國通用汽車公司或者美國鋼鐵公司不相上下。其經營的領域包括染料、化肥、攝影膠片、工業溶劑等。昔日，貝林和埃爾利希的資金來源就來自染料行業。當然，多馬克更看重的是，法本還是德國最大的藥品製造商。
健客：是推出阿司匹林的拜耳嗎？
雲飛：嗯，在“亦真亦幻”那篇提到過。
健客：神藥在手，自己發展不好嗎？為什麼要合併呢？
雲飛：説來話長，1904年，拜耳公司總經理杜伊斯堡就通過長達58頁的備忘錄，闡明合併的優勢，遊説其競爭對手進行企業合併：降低成本、共用專利、降低風險、提高利潤。1914年，戰火很快席捲歐亞美非各大洲。拜耳的發展因一戰而中斷。1919年，拜耳的銷售總額只有1913年的三分之二，拜耳的海外資産作為賠償，判給了英國、法國、美國等同盟國。其後，斯特林藥業以530萬美元購得拜耳在美國和加拿大的資産。到了通貨膨脹極為嚴重的20世紀二十年代，杜伊斯堡一直堅持自己的主張，最終在1925年召開了他稱之為 “神的理事會”，討論將拜耳、巴斯夫、愛克發等8家德國化學工業公司合併為法本公司，意思是“染料工業利益集團”，原巴斯夫的博施任首席執行官，杜伊斯堡任董事長。法本助推納粹黨上臺，並在奧斯維辛集中營邊上開設工廠，奴役勞工，甚至從事慘無人道的人體藥物實驗。因為和納粹深度綁定，法本獲得了巨大的利益，1932年，收益4800萬馬克，到了1943年，收益達到8.22億馬克，11年翻了17倍，成為法西斯陰雲籠罩下全球發展最快的化工企業。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法本解散，拜耳重新獨立，再度崛起。整個六十年代，拜耳海外銷量翻了7倍。1994年，拜耳花費10億美元從斯特林藥業的新主人史克美佔手中贖回拜耳阿司匹林品牌權。1995年，拜耳為參與大屠殺公開道歉。
健客：真是世事無常啊！斯特林藥業可能太久遠了，但史克美佔怎麼也沒聽説過啊？
雲飛：因為史克美佔也早已成為歷史。2000年12月，葛蘭素史克由原葛蘭素威康和史克美佔合併後成立。
杜伊斯堡認為找到了自埃爾利希的胂凡納明上市十多年，沒有發現新抗菌藥的原因。如果埃爾利希能夠測試幾十種方案以找到抗梅毒的藥物，拜耳就能測試幾百種甚至幾千種方案。大量反覆實驗與錯誤排除，就是為了確保找到新抗菌藥。按照埃爾利希的理論，多馬克測試各種染料對鏈球菌的殺傷力。期間，多馬克分離出一種理想的、可以很快測試出法本提供的化合物是否有效的細菌。這是一種讓實驗老鼠感染後必定喪命的鏈球菌菌株。法本的化學家先後合成了幾千種化合物，多馬克不厭其煩的逐個進行試驗。在最初的幾年裏，他的增強型鏈球菌殺死了成千上萬隻實驗老鼠，每一隻老鼠的屍體解剖記錄上都註明疾病發展情況和症狀，以及細菌感染的方式和特定化合物的使用情況。當然，屍檢記錄中最後一欄用於記錄哪一種化合物具有顯著的抗鏈球菌的特性。然而，這一欄多年來一直是空白的。
1932年，多馬克開始測試一種紅色染料，在試管裏它似乎沒有殺菌能力，但多馬克還是不知疲倦地把它用在了實驗老鼠身上。多馬克使用該化合物治療12隻感染了增強型鏈球菌菌株的老鼠，將其作為實驗組；同時，對另外14隻感染同樣菌株的老鼠不用藥，將其作為對照組。一週內，14隻未用藥的老鼠全部死亡，多數在兩天內死亡，而12隻使用該化合物治療的老鼠全部存活下來。無論是採用靜脈注射還是口服的方式。多馬克發現其藥用價值後，既興奮又冷靜，他沒有急於發表論文，因為還有很多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如有效成分是什麼，適應症有哪些，毒副作用如何等等。法本將新藥命名為“百浪多息”，並申請了專利。為了慎重起見，多馬克在多種動物身上做了類似的實驗，都取得了預期的效果。用在人身上，會取得什麼效果呢？誰也不知道。這時，一件意外的事情發生了。1935年12月，多馬克6歲的小女兒愛莉莎在玩耍時不小心手上扎進了一根針，當時沒有太在意。然而，第二天愛莉莎的手就腫了起來。多馬克從實驗室回到家中，發現愛莉莎正無力地躺在床上。她正在發高燒。多馬克心急如焚，請來城裏最有名的醫生，用了各種良藥，都無濟於事。感染惡化成敗血症，愛莉莎生命垂危。此時，多馬克想到應該知道女兒是受什麼病菌感染。他把女兒傷口的滲出液和血液抹在玻璃片上，在顯微鏡下觀察發現滿是他正在研究的鏈球菌。他馬上想到了“百浪多息”。為了挽救女兒的生命，已經顧不上那麼多了。多馬克從實驗室拿來了兩瓶百浪多息。他別無選擇，如果這樣做害死了女兒，那麼他自己也將注射這種不為人體接受的藥劑。妻子問：“你要給她打什麼針？”。“百浪多息”多馬克毫無表情地説。妻子抽泣起來，多馬克的各項實驗她都知道，百浪多息在動物試驗上的成功並不意味著人能接受。畢竟老百姓都知道胂凡納明的毒副作用。這一針下去女兒能活嗎？她不能勸阻多馬克，因為已到了最後關頭……女兒已處於昏迷狀態，多馬克將“百浪多息”推進了她的身體。時間令人焦灼地一小時又一小時地過去，多馬克焦慮地呼喚著女兒。“爸爸……”女兒終於睜開了雙眼。多馬克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定神審視著女兒，撫摸著她的前額。“百浪多息”竟是一種起死回生的靈藥，而懷抱中的女兒，是世界上第一個用百浪多息戰勝鏈球菌敗血症的人！多馬克總結了8年來的艱辛工作，在《德國醫學雜誌》上發表論文，題為《細菌感染的化學治療》。從此，磺胺類抗菌藥物正式開始了改變世界的偉大歷程。百浪多息轟動了全世界，好消息不斷傳來。倫敦一家醫院報道：使用百浪多息，鏈球菌敗血症死亡率降低至15％。大西洋彼岸發來電訊：美國總統的兒子——小羅斯福，由於病菌感染而奄奄一息，百浪多息大顯身手，將他從死亡線上拉了回來！
健客：百浪多息是怎麼殺死鏈球菌的呢？
雲飛：法國巴黎巴斯德研究院的特雷埃夫婦揭開了謎底。簡單説，鏈球菌錯把磺胺當成必須的營養物質，雖然在化學結構上非常相似，但吃錯了，就會死。
健客：這個道理我明白，話不可亂説，因為會傷人；東西不可亂吃，因為會傷己。細菌也夠傻的。
雲飛：哈哈，磺胺類藥物的藥理因為涉及核酸等知識，以後慢慢説；有些化學藥的藥理至今還沒搞清楚，如胂凡納明。作為廣譜抗菌藥物，磺胺類藥物對大部分革蘭氏陽性菌和革蘭氏陰性菌都有效，但對革蘭氏陽性桿菌、立克次體、螺旋體，以及支原體無效。
多馬克獲得1939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當多馬克接到獲獎通知，立即向卡羅琳醫學院院長髮出了感謝信。因為當時希特勒明令禁止德國人接受諾貝爾獎，所以多馬克被軟禁了，並強迫他在一封拒絕接受諾貝爾獎的信上簽名，然後寄給諾貝爾基金會。多馬克沒有放棄自己的研究，他仍在繼續尋找療效更好、副作用更小的磺胺藥。1940年，多馬克研究出磺胺噻唑；次年，又研究出從磺胺噻唑衍生出的抗結核藥物。多馬克終生熱愛自己的事業，為人謙虛而富有同情心，對自己的成就從不滿足。他曾説過：“我正在化學治療領域內繼續我的工作，儘管我知道，我竭盡所能也不能挽救一個原子彈毀滅的那麼多人。如果我能重新開始，我要成為一個精神病學家，並且探索精神疾病的病因和治療，這是我們時代最恐怖的問題。”
健客：為什麼希特勒禁止德國人接受諾貝爾獎呢？
雲飛：這還要從另一位德國人，奧西茨基説起。1931年1月20日，奧西茨基在《世界舞臺》上發表了針對希特勒的政論文章，希望喚醒國民對法西斯的警惕，不要支援納粹，文章中提到：“一個民族到底要在精神上淪落到何種程度，才能在這個無賴身上看出一個領袖的模子，看到令人追隨的人格魅力？”同年，他發表了德國重新組建空軍，在蘇聯利佩茨克戰鬥機飛行員學校訓練飛行員，可能違反了《凡爾賽條約》的報道。據此，他被判處叛國罪，並於1932年5月10日開始服刑，12月22日提前釋放。1933年德國政壇大變，希特勒上臺。2月28日，國會縱火案的第二天，奧西茨基作為和平和民主運動者被逮捕。先後囚禁于科斯琴附近的桑博格、奧爾登堡附近的伊斯特維根集中營並遭到酷刑。奧西茨基獲得1935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成為第一位在監獄裏獲諾貝爾獎的人。奧西茨基獲得諾貝爾獎對德國法西斯政府構成了沉重打擊，希特勒認為給奧西茨基頒發和平獎是對他的侮辱。1936年5月，奧西茨基因肺結核，在蓋世太保監視下被轉送到柏林夏洛滕堡的一家醫院治療。1936年11月7日，奧西茨基被釋放，11月23日，諾貝爾委員會來到奧西茨基的住處給獲得自由身的他授獎。因為奧西茨基，希特勒于1937年頒布法令，禁止德國人領取諾貝爾獎，並設立德國國家藝術與科學獎取而代之。
“二戰”結束，納粹政府倒臺。1947年12月，諾貝爾基金會專門為德國科學家多馬克補上授獎儀式。但由於領獎時間遠遠超過了規定的年限，獎金不再補發。多馬克在授獎儀式上發表講演，題為《化學治療細菌感染的新進展》，受到熱烈歡迎。瑞典國王親自給他頒發了證書和鐫有他姓名的諾貝爾獎章。面對眾多記者，多馬克意味深長地説：“我已經接受了上帝對我的最高獎賞——給了我女兒第二次生命。今天，我再次接受人類對我的最高獎賞！”
還有一個事必須要説。好的染料不會因為水洗而褪色，磺胺類藥物也不溶于水。儘管對於兒童的療效很好，但它的使用卻受到了限制。如果有得選，孩子還是寧願喝糖漿，吃乾粉實在太痛苦了。1937年，美國田納西州的一家醫藥公司麥森吉爾認為液體磺胺可能更有市場，於是配製了一種磺胺酏劑。不幸的是他們使用二甘醇作為溶劑，該公司的首席化學家在嘗試了多種溶劑之後，偶然將58磅磺胺和樹莓香精、糖精溶解在了60加侖的二甘醇中。二甘醇是樹脂、制動液和冷凍劑中的一種成分，但他們顯然對二甘醇有毒的特性毫不知情，那是一種有毒的化學試劑，對中樞神經系統有抑製作用，能引起腎臟病理改變及尿路結石。服用一小時後會産生眩暈、中毒、噁心等症狀，幾天之內還會心率加速、肌肉痙攣，引發急性腎衰竭。1937年10月，馬森吉爾公司的磺胺酏劑上市銷售。他們沒有進行任何試驗就把這種藥劑投入的市場。不久之後，在服藥人群中出現了腎功能衰竭、昏迷，甚至有107人死亡，其中大多數是兒童。法庭上，被告辯稱：“我們只從專業方面提出需求，難以對結果做出預測”，“我不認為我們應該對此事負有任何責任”。非常遺憾，根據那個時代的法律，他的確沒有責任證明新藥是安全的。當時，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對新藥的唯一要求就是要標注清楚。由於沒有相應的法律，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只好以濫用標簽為由對該産品進行查處，即所謂的“酏劑”應該是溶于酒精，而非二甘醇。根據這一規定，對麥森吉爾的處罰達到了最大力度，罰款2.6萬美金。該事件是上世紀影響最大的藥害事件之一，引發了公眾對加強藥品管制的強烈關注，人們想要防止悲劇再次發生。它促使美國國會通過《聯邦食品藥品和化粧品法》，賦予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檢查新型食品藥品的權力。1938年6月25日，羅斯福簽署該法，這看似簡單卻影響深遠。該法規定：任何新藥上市之前，藥品生産商必須向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證明這種藥品是安全的。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一種名叫沙利度胺的藥物在歐洲被廣泛用於緩解孕婦嘔吐症狀。這種藥物後來造成了大量的嬰兒短肢畸形。雖然沙利度胺因為沒被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而未在美國上市，但仍在美國造成了約20個嬰兒畸形。因為藥企開展臨床試驗，而這些畸形嬰兒的母親是在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不知情的情況下，參與了藥物試驗。該事件推動了1962年《藥品修正法案》的誕生。該法賦予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更大的職能和權力。從此，制藥公司開展臨床試驗前必須先得到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批准並全程接受監督；隨機和雙盲對照臨床試驗提供必要的臨床證據；臨床調查受試者的知情權得到保護等等。2011年1月，奧巴馬簽署《食品安全現代化法》，對1938年通過的《聯邦食品藥品及化粧品法》進行了大規模修訂，突出三大關鍵：一是預防措施，二是監控系統，三是進口食品安全性考量，被認為是過去70多年來美國在食品安全監管體系領域改革力度最大的一次。
健客：記得之前講過乳品安全。
雲飛：嗯，魯迅在《推背圖》中寫道：“先前一定經過許多苦楚的經驗，見過許多可憐的犧牲。本草家提起筆來，寫道：砒霜，大毒。字不過四個，但他卻確切知道了這東西曾經毒死過若干性命的了。”勇敢和莽撞的碰撞遠未結束，風險防控永遠在路上。
健客：好像不僅僅是食品藥品安全吧。
雲飛：嗯，你的思路越來越開闊了。
酏劑的悲劇沒有影響磺胺類藥物被大眾所接受。作為盤尼西林出現之前的唯一抗菌藥，磺胺類藥物繼續得到巨大的發展。1937年，美國磺胺類藥物的産量為35萬磅，到了1940年，産量翻了一翻，到了1942年，産量超過了一千萬磅。磺胺類藥物成了最重要的戰場急救藥物之一。在每個美軍士兵的急救包裏都一包磺胺藥粉。士兵被告知在任何傷口上立即撒上磺胺藥粉，防止感染。
1943年11月，丘吉爾到非洲參加開羅會議，他患上了肺炎，高熱不止。丘吉爾的私人醫生莫蘭對他進行了救治，救治的藥品不是剛剛問世的盤尼西林，而是當時比較通行的磺胺類藥物。“二戰”後期，“弗萊明用盤尼西林為丘吉爾治療肺炎”的傳聞不脛而走，在民間傳得沸沸颺颺。但是，丘吉爾和弗萊明分別辟謠，否認了這個傳聞。所謂“弗萊明用盤尼西林為丘吉爾治療肺炎”就是一碗無中生有的“雞湯”。然而，丘吉爾確實曾説：“盤尼西林是二戰期間最偉大的發明。”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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