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裏有森林煤礦,
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裏有我的同胞,
還有那衰老的爹娘。
——張寒暉
圖片來源:CCTV紀錄片《戰“疫” 鼠疫鬥士伍連德》
1910年12月24日,伍連德偕同學生林家瑞抵達哈爾濱,隨身行李中帶了一架顯微鏡和一些細菌培養基。生長在英屬殖民地,並在英國接受高等教育的伍連德當然了解這個傳播喜訊的日子。
健客:平安夜嘛。
雲飛:天使將耶穌降生的消息告訴牧羊人。佳音總在黎明前,然而伍連德感觸的是寒風刺骨的漫漫長夜和疫情不明的深深擔憂。
12月25日大清早,伍連德主動到府拜訪哈爾濱最高行政長官于駟興。于駟興是傳統文人,通過科舉進入官場,熟讀四書五經,但不懂外文,不了解外面的世界,更不了解醫學細菌學。一番交流下來,伍連德感覺于駟興的樂觀自信實在有點無厘頭,對付烈性傳染病要靠全社會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可是哈爾濱地方政府一點實際行動都沒有,地方官對爆發了什麼傳染病、多少人生病、怎麼傳播的、如何應對都語焉不詳。
健客:我想起來了,之前講過魏尓肖,“醫學是一門社會科學,而政治只不過是大規模的或更高級的醫學”。
雲飛:看看眼下防治新冠就非常好理解這句話的意思。科學家、醫生、快遞小哥、街道大媽、大廈保安、公車司機……都行動起來了。只有強有力的社會組織能力,才能落實有效的防疫措施。人類和瘟疫的較量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人類社會各種力量的較量。
健客:對對。
然而,于駟興已經開始向伍連德發號施令:
1.正式拜訪中東鐵路當局的最高長官霍爾瓦特將軍以及當地的外國領事。
2.巡視中國轄區以及其眾多醫院。會見傅家甸的地方長官和當地警官以便獲得更多資訊。
3.訪問俄國醫院,看望那裏的俄國同事。
4.向本道臺和北京中央政府提供建議。
于駟興自己的定位是為防疫活動儘量提供充足的經費,促使嚴重的傳染病儘快治愈。伍連德本來是作為醫學專家來指導防疫的,可是首先要幹的卻是外交官的活。在這種情況下,説“儘快治愈”,無異於癡人説夢。
拜別於駟興,伍連德更加憂心忡忡,決定直奔疫情爆發地傅家甸。街道兩旁有人交頭接耳談論著高燒、咳血和突然死亡。迎接伍連德的是兩名年輕醫生,姚醫師和孫醫師,他們畢業于天津北洋醫學堂。哈爾濱患該病死亡人數從日均幾人,到幾十人,他們做了大量具體工作,但傳染病顯然越來越失控了。姚醫師向伍連德坦陳:傅家甸民居低矮骯髒,冬天門窗緊閉空氣不流通,室內一人染病很快傳染全家。他認為這種病是在人與人之間通過飛沫和呼吸傳播的急性肺部疫病。接著,伍連德去見傅家甸地方官。伍連德在南洋致力於戒煙,一眼就看出傅家甸地方官是個大煙鬼,見面時間不長,已經哈欠連天,涕淚皆下。萬幸的是警務長很盡職,親臨一線防疫,掌握瘟疫流行的確切資訊。伍連德懇請警務長儘快找到合適的病人,以便仔細檢查。
12月27日上午,合適的病人終於找到了。傅家甸一名嫁給中國人的日本女子,近日出現咳嗽、咳血等症狀,于12月26日夜去世。伍連德收到消息後,火速趕到。警務長很給力,現場已經戒嚴。室內陰暗,女屍被平放在榻榻米上,從病徵上看,很像鼠疫。伍連德吩咐警務長封鎖周邊區域,不準任何人靠近。
健客:伍連德要幹什麼?
雲飛:解剖屍體。這是中國有記載的第一例,為追查傳染病病因,進行的屍體解剖。
當時,有人勸伍連德“三思後行”。一是中國對現代醫學處於蒙昧狀態。解剖屍體是對死者的大不敬,面臨傷風敗俗壓力。二是從法律層面來講,也不被允許,直到1913年11月22日,北洋政府才頒布《解剖條例》。三是如果是鼠疫,屍體內一定有大量活細菌,那麼解剖感染風險極大。1894年,青山就因解剖屍體染上了鼠疫,差點命喪香港。可以想見,説冒著“身死名裂、遺臭萬年”的風險也不為過。可是,伍連德平靜地説:“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我已經想好了,一切後果由我承擔。”
追蹤病菌總是有風險的,冒險精神則深刻在細菌獵人的基因裏。在顯微鏡下,伍連德很快從器官切片中發現一種兩頭著色的卵圓形細菌,毫無疑問,正是鼠疫桿菌。家瑞、姚醫師,你們來看看,”伍連德指著顯微鏡説。“的確是鼠疫桿菌。”兩人看後,興奮地説。林家瑞問:“大人,是不是馬上向北京施大人稟報?”伍連德搖搖頭説:“血液樣品的培養結果還沒出來,我們必須拿到活的細菌樣品才能下最後結論。咱們沒有37℃的恒溫箱,只能放在室內,恐怕要兩天以後培養基上才能出現鼠疫桿菌菌落。為了結論絕對準確,先不忙向北京彙報,這幾天把實驗做得更充分一點。”
接下來的兩天內,伍連德和林家瑞在等待血液樣品培養結果的同時,對病人的各個器官都進行了詳細研究,充分證明了鼠疫桿菌的存在。在伍連德到達哈爾濱前,日本南滿鐵路也派了一名日本醫生前來調查病因。他到哈爾濱後建立了細菌實驗室,知道解剖患者屍體風險太大,就劍走偏鋒,雇人捉老鼠,希望在老鼠身上有所發現。伍連德了解到這個情況後,專程到府拜訪。聽説是北京來的欽差,日本醫生一臉不屑。直到伍連德自我介紹畢業于康橋大學,並在哈勒大學和法國巴斯德研究院進修醫學細菌學,日本醫生才放下了架子,自我介紹是北裏的學生,受其派遣,來哈爾濱調查疫情。伍連德介紹了自己的發現,日本醫生根本聽不進去,強調鼠疫是由老鼠經跳蚤叮咬傳給人的。但是,他已解剖了幾百隻老鼠,卻沒有發現一例帶鼠疫桿菌。科學上的較量就此展開。
12月30日,細菌培養基出現了狀如針頭的半透明菌落。挑取其中一個菌落涂片觀察,再度顯示了鼠疫桿菌的特徵。伍連德馬上給施肇基發電報:經證實,哈爾濱流行的是鼠疫。這是他到哈爾濱後的第六天。于駟興等地方官員被邀請到臨時實驗室,平生第一次坐在顯微鏡前觀察。也許讓這些官員弄明白,從那兩個圓筒裏看見的就是這場瘟疫的真兇絕非易事,雖然距離鼠疫桿菌發現已過去了16年,距離列文虎克用自製顯微鏡觀察“小動物”已過去了200多年。但是,這些地方官對這位欽差大人的學識有一種發自心底的欽佩。這種欽佩的直接結果是對伍連德言聽計從。
事不宜遲,伍連德給施肇基發了一份長電報。
1.鼠疫已經在傅家甸流行。
2.鼠疫主要在人與人之間傳播,鼠到人的傳播可以排除,因此應該集中控制人到人的傳播。
3.與沙俄政府合作,對沙俄管轄的西伯利亞到哈爾濱的鐵路嚴格控制。
4.在路口和冰河通道處加強巡邏予以監控。
5.在傅家甸建立更多的醫院以便留置病人,並建立隔離區隔離病人接觸者。
6.派遣大批醫護人員來哈爾濱。
7.道臺衙門提供足夠的資金。
8.嚴密觀察中方管轄的北京到奉天的鐵路,一旦出現病例,馬上嚴格控制,包括建立鼠疫醫院和隔離區。
9.和日本政府合作,監控日方管轄的南滿鐵路。
把伍連德提出的9條與于駟興提出的4條做對比,高下立判。 12月31日,伍連德拜會中東鐵路管理局局長霍爾瓦特將軍,拜訪俄、日、英、美、法領事館均收效甚微,不僅沒有實質性進展,而且感到弱國無外交的屈辱。
健客:後來呢?
雲飛:後來,伍連德提出了一個新名詞:肺鼠疫。簡單説,鼠傳人或鼠經跳蚤傳人是腺鼠疫,人傳人是肺鼠疫。傅家甸爆發的鼠疫無需通過動物媒介,而通過飛沫,可以在呼吸之間傳染鼠疫。為了防止飛沫傳染,伍連德設計了一種極其簡單的雙層紗布囊口罩,即用兩層紗布,內置一塊吸水藥棉,成本費僅需當時國幣2分半錢。後來,世界各國一致贊成採用這種口罩,並稱之“伍氏口罩”。
圖片來源:CCTV紀錄片《戰“疫” 鼠疫鬥士伍連德》
1911年新年第一天,伍連德決定去中東鐵路醫院探訪。28歲的哈夫金醫生是該院負責人,他畢業于基輔大學,他的叔叔是著名的鼠疫專家。伍連德注意到,這裡的傳染病房並沒有設置隔離區,醫務人員也沒有任何防護性措施,因為哈夫金篤信鼠疫是不可能通過人際之間傳播的。哈夫金很熱情地接待了伍連德,邀請他一起查房。“當時的情形真是一個困境!”伍連德後來回憶此事還感慨萬分。如果在查房之前向哈夫金索要口罩的話,伍連德擔心此舉被看成是懦弱或缺乏職業勇敢的表現;可是難道就這樣不加防護地魯莽地進入病房?當時,哈夫金對“肺鼠疫”理論也不認同,並且告訴伍連德:他們已注射了他的叔父所制的疫苗,足夠安全,不需要其他的預防工具。伍連德晚年撰寫自傳時提及這段經歷仍心有餘悸。
健客:當時,伍連德是如何查房的呢?
雲飛:據説,伍連德只從病人背部聽肺音,並且手臂伸直,儘量伸長聽診器的膠管,離病人遠一點。富有冒險精神並不等同於行事魯莽。
當伍連德要求增派醫務人員的電報發出後,北京方面開始向全國徵集志願者醫生和護士到東北。令人欣慰的是,面對如此惡疾,報名支援東北的中外醫生和醫學院的學生十分踴躍。第一位前來的志願者是法國醫生梅尼。梅尼曾是一名軍隊外科醫生,來華多年,時任天津北洋醫學堂首席教授。1908年,唐山曾發生一次死亡800人的小規模鼠疫,在梅尼的主持下得以控制。
伍連德與梅尼都在天津,雖職教的醫學堂分屬陸軍部和海軍部,但素有來往。對梅尼的到來,伍連德十分高興,迫不及待地把哈爾濱的疫情、自己的“肺鼠疫”理論以及防疫的計劃和盤托出。然而,梅尼粗暴地打斷伍連德講話,“你參加過幾次對抗鼠疫,怎麼敢妄下結論,一個在多地防疫的老手怎麼也比新手的意見更可靠,中國政府必須接受我的建議。”梅尼非常激動地説。原來,梅尼途經奉天時,拜訪了東三省總督錫良。梅尼認為伍連德經驗不足,認為自己更有資格取代他,出任東三省防疫總醫官,不料卻被錫良婉拒。為了能讓防疫工作進行下去,伍連德給施肇基發了一封辭職電報,情願把防疫總醫官的職位讓給梅尼。與此同時,梅尼也向北京方面,包括北京外交團要求接管東三省防疫指揮權。
健客:等等,“北京外交團”是什麼機構?有什麼權利?
雲飛:一般而言,外交團是各國駐同一國的外交代表機關館長及其外交人員的總稱。外交團制度不是根據國際法的規定,而是按照國際慣例和傳統形成的,不行使具有法律性質的職能。而本文的“北京外交團”是列強聯合對華維護條約利益的組織,常被視為條約體系對華控制的象徵。從辛醜條約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其影響力達于顛峰,尤其在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擔任領銜的1911-1920年間,常被稱為北京政府的“太上政府”。
健客:為什麼會這樣呢?
雲飛:回答這個問題,又不免要講述那段屈辱的歷史。中日甲午戰爭以後,中國國際地位急轉直下。英、法、俄、德諸國競相謀求在華商業利益與其他特權,美國也開始將其觸角伸向遠東。在這種形勢下,中國面臨被蠶食瓜分、喪權辱國、利源外流的局面;避免被瓜分與謀求統一獨立富強,就成了清朝當務之急。對列強而言,在華牟利的策略可粗分為兩種。佔有商業優勢的英國,主要是保持既有的優勢,並致力於擴大其貿易範圍;其他列強則力圖削弱英國的地位,增加自己在華的貿易份額,追逐貸款、路礦等其他特權。為此,各國紛紛搶佔勢力範圍、港口和租界地,並呈現出兩種不同的趨勢。一種是英、美、德等商業強國,特別是英國,企圖利用條約權利,維持所謂“機會均等”的公平競爭,反對各國排他性獨佔,倡導保持中國領土完整,致力慫恿各國衝破中國國內各種束縛來增加貿易機會,但不反對各國在某一地區擁有優勢,只要該地商業開放。另一種是俄、法等商業競爭力相對較弱的國家,更加傾向於劃分勢力範圍,在勢力範圍內,本國享有優惠的商業政策以及築路、開礦等權利。以李鴻章為首的洋務集團自知僅靠本身力量是無法保衛領土完整和發展民族經濟的,因此在外交上繼續採取以夷制夷的策略,客觀上促成“北京外交團”演變為列強抱團攫取在華利益的組織。
電文發出後,伍連德回到傅家甸的實驗室裏,一邊繼續工作,一邊整理材料,準備交接。那種備受壓抑、有志難申的感覺讓他非常消沉。積年累月,受夠了洋人欺侮的伍連德一時間百感交集,仰天長嘆:“我苦難的中國、中華民族!”
一天過去了,北京沒有回音,又過了一夜,還是沒有回音。哈爾濱的鼠疫預防工作陷入徹底停頓狀態。伍連德和梅尼都閉門不出,外人不知所以,謠言四起。伍連德的辭職電文發出去 38 小時後,外務部終於回電了。
健客:什麼?鼠疫爆發,一分一秒都是生命啊!為什麼一份回電要等 38 小時?
雲飛:其中艱難,豈可一言蔽之。即便今天看來,由梅尼替換伍連德也有合理性。
儘管伍連德是華人,可是他也可以算做英國殖民地僑民,和梅尼一樣,是外籍人士在中國軍方就職的。因此本來就不存在必須由大清國民做總指揮的前提。伍連德有資格出任,梅尼一樣有資格出任,何況洋人在清廷中當官的比比皆是。從履歷來説,梅尼出身軍醫,還有在唐山防疫的經驗。而且梅尼比伍連德年長,應該更成熟,更穩重,更有經驗。最重要的是,梅尼是白人。此時清廷正承受著北京外交團和俄日兩國的巨大壓力。北京外交團要求中國儘快控制鼠疫,以免造成世界範圍的流行,而且不能讓俄日繼續蠶食東北。俄日則要求擁有防疫指揮權,作為全面吞食東三省的契機。清廷不敢不聽北京外交團的,當然也不肯交出東北主權,可是又惹不起俄日。如果以法國人做主帥的話,一來外交使團很滿意,二來俄日特別是虎視眈眈的日本不敢再做非分之想。相反,伍連德就沒有這些優勢,儘管他可以算做英國人,可是他的黃皮膚、黑眼睛在各國駐哈爾濱使節眼中甚至他所屬的英國的領事眼裏還是東亞病夫,全都對他不屑一顧,怎麼能奢談協調合作呢?在日本人那裏,更是沒有交流的可能。東北防疫不是兒戲,一旦失敗,朝廷一定要追究責任,起碼要找出替罪羊,去應付洋人。除了在前線的伍連德外,首當其衝的就是舉薦伍連德的施肇基。如果用梅尼,無論成敗都可以堵住洋人的嘴。而且,俄國、日本、法國的專家都認為是腺鼠疫,只有伍連德一人堅持是肺鼠疫,這牽扯到防疫的具體措施。如果是固執的伍連德判斷失誤,將連累施肇基掉腦袋。是施肇基從南洋發現默默無名的伍連德,破格推薦給現在隱居的袁世凱,使毫無資歷的他出任陸軍軍醫學堂幫辦,憑什麼對伍連德這麼優待?留洋回國的人多了去了,學歷資歷在伍連德之上的比比皆是。在旁人眼裏,這是徹頭徹尾的腐敗。難道現在依舊置國家安危于不顧,依舊任人唯親嗎?其實,施肇基和伍連德只是萍水相逢,竟然敢以身家性命賭在他身上,難道就為了在北京前門火車站送別時的一句諾言?“擔當”只有兩個字,可是字字千鈞。伍連德和梅尼矛盾不可調和,首先牽扯的是軍隊內部陸軍和海軍的關係,其次是外務部和軍方的關係,最後是清政府和洋人的關係。滿朝冠蓋,能躲就躲,能推就推。只有施肇基一人,要週旋于洋人、將軍、大臣和滿清王公之間,而且是在大清這艘千瘡百孔的巨輪就要沉沒之前,在這個朝代的最後一個冬天。
外務部內,兩份電報擺在施肇基面前,他端坐在那裏已經幾個時辰了,還是一動不動。書案上擺好了紙筆,值班的下人在外面等候,隨時可以給哈爾濱回電。施肇基拿起筆,放下,再拿起筆,又放下,屋子裏響起一聲長長的嘆息。僕人走進來,恭敬地説:“天色不早了,大人該回府休息了。”施肇基抬頭看看自鳴鐘,才發覺夜已深了。他想了想,説:“你回府告訴夫人,不必等我了,今天就不回去了。”僕人司空見慣,應了一聲退下了。鼠疫開始後,施肇基已經在外務部不知熬了多少回夜了。夜深人靜,施肇基起身,來到庭院中,一邊漫步,一邊心潮起伏。這件棘手的事讓他遲遲下不了決定,千不該萬不該,不該調那個法國人去哈爾濱。施肇基對梅尼印象很好,知道他是洋人中比較正直的。這次接到調令,馬上起身,是所有增援人員中第一個趕到現場的。原以為有他做助手,伍連德如虎添翼,防疫工作能夠很快展開。沒想到一山不容二虎,為了誰掌領導權鬧到這個地步。從伍連德的電報中看,還有學術之爭,關係防疫大政方針,使得這件事更為複雜。施肇基遇到了東北防疫中的第一個大的難題。接到電報已經八九個時辰了,施肇基心亂如麻。權衡利弊,思前想後,覺得應該接受伍連德的辭呈。好幾次,他忍不住打算動手起草電文了,可還是打住了。雖然對鼠疫防疫的科學道理他絲毫不懂,可是他心裏有一種對伍連德的信任,他認定自己從南洋引進的專家是擔此大任的不二人選。但是,不接受伍連德的辭呈,梅尼豈能善罷甘休?他要求取代伍連德的電報同時發給北京外交團,洋人又豈能善罷甘休?
謝天寶臨陣退縮,伍連德慷慨出關,到了哈爾濱很快做出鼠疫的結論,使中外交口稱讚。可是現在出現了一個同樣有獻身精神的洋人,還事關防疫舉措。對伍連德的信心,值得不值得自己搭上身家性命呢?東方微明時分,施肇基終於下定決心,支援伍連德。但是,他知道,如果自己就這樣發報的話,肯定引起軒然大波,哈爾濱那邊的防疫工作定受波及,他必須做好在北京各方面的工作。可是,從何開始啊?
一聲輕響,僕人送來夫人交予的換洗衣服,施肇基猛然想起,聽説最近重建的海軍部副大臣譚學衡與伍連德有舊,不妨先從他那裏著手。朝廷剛剛重新設立海軍部,譚學衡被任命為副大臣,一時公務繁忙。這天剛剛睡下不久,便被下人叫醒。聽説施肇基清早來訪,覺得很奇怪,連忙梳洗穿衣,來到客廳。施肇基先表示歉意,隨後開門見山地説:“聽説譚大人和陸軍軍醫學堂伍幫辦是舊識?”譚學衡點頭:“伍幫辦乃已故林國祥將軍之甥,與我在英國相識,以兄弟相稱。林將軍一直希望伍賢弟能回國報效,聽説是施大人向袁大人推薦的。施大人慧眼識英雄,他能回國效力,此番又去東北主持防疫,全是施大人的功勞。”施肇基聞言大喜:“植之此次正是為伍幫辦的事,請譚大人幫忙。”接著,把事情原委説了一遍,最後表示自己對伍連德有信心,擬解除梅尼的職務,但事情棘手,希望北洋醫學堂所屬的海軍部能出面協調。譚學衡拍案而起:“施大人如此看重我伍兄弟,譚某豈有不從命之理。海軍部可下發命令,命梅尼返校。”辦妥了海軍部的事兒,施肇基回到外務部,外務部大臣那桐正等得著急,一見到他,馬上道:“施右丞,法國使館剛剛送來照會,要求讓梅尼代替伍連德出任東三省防疫總醫官,你看怎麼辦?”施肇基將事情原委再與那桐解釋一遍,並通報剛剛和海軍部達成一致,調回梅尼。那桐道:“既然如此,法國那邊就由你解釋吧。”説完,袖手而去。施肇基搖搖頭,出了外務部,登車,吩咐去法國使館。走到中途,突然有了主意:“改道,去英國使館。”來到英國使館,求見英國公使朱爾典。不巧朱爾典去天津了,要到晚上才回來。施肇基只好返回外務部,打聽得朱爾典回來了再去拜訪,來到英國使館已經天黑了,門房傳出口信,公使大人已經休息了,請施大人明天再來。施肇基只得再度返回,又是一個不眠之夜。第二天早上不到九點,施肇基再度來到英國使館。使館辦公時間從十點開始,但是沒等多久,朱爾典笑著出來了:“施先生三顧茅廬,不知有什麼要緊事?”施肇基道:“十分抱歉,公使先生,屢次打擾了。只是我有一事不明,特來向公使先生請教。”朱爾典有些詫異:“施先生是博學之士,有什麼事需要我來幫助?”施肇基一笑,道:“是有關科學方面的。”“科學方面的?”朱爾典更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請問公使先生,當今世界各國,以醫學論,哪個國家最為先進?”“科學先進國家有英、法、美、德等國,我以為鄙國更為出色。”“那麼貴國又以哪所大學最為出色?”朱爾典想了一想:“以我之見,應該是康橋大學為優。”施肇基點點頭,又問:“那麼法蘭西如何?”朱爾典哼了一聲:“法蘭西人浪漫有餘,嚴謹不足,雖然也有巴斯德等科學大師,但其醫學重觀察而不講試驗,近50年已經落伍了,其整體水準比我大英帝國差得很遠。施先生難道有親友要出國學醫嗎?”施肇基搖搖頭説:“是這樣,朝廷派往哈爾濱防治鼠疫的兩名專家,因為對鼠疫流行的科學理論有分歧,鬧到外務部,我因事情過於高深,這才特意向公使先生請教。”朱爾典問:“是什麼人爭論?如何爭論?”施肇基道:“是就職陸軍軍醫學堂的貴國康橋大學醫學博士伍連德和就職北洋醫學堂的法國軍醫梅尼,前者認為哈爾濱的鼠疫是通過呼吸傳播,後者以為是通過老鼠傳播,兩人各持己見,我也不知誰對誰錯。現在法國使館遞交了照會,要求用梅尼取代伍連德出任東三省防疫總指揮。”“豈有此理。”朱爾典火冒三丈,“法蘭西的軍醫不過上三四年大學,而康橋大學醫學博士除了上學,還要到醫院實習,去各地進修,往往要九年時間,其水準豈是軍醫所能比的?更何況據我所知,伍博士是當年康橋醫學畢業生第一名,也是同屆第一位獲得醫學博士學位的,他的同學很多已經是大英帝國各地的醫學支柱。難道這些在醫學方面成就頗多的人還不如一名軍醫?法國人也太自不量力了。”施肇基道:“以公使先生所見,朝廷應該支援伍博士的見解?”朱爾典道:“當然了,貴國政府選派大英帝國培養的伍博士任欽差大臣的舉措十分正確,伍博士到哈爾濱後,很快確定了病因,説明他是主持防疫的最佳人選。此事絕對不能為法國人所更改,我是北京外交團團長,法國的照會不必擔心,此事由我去交涉。還有,我馬上以大英帝國的名義,不,以北京外交團的名義照會貴國政府,支援伍博士繼續主持滿洲防疫。”出了英國使館,施肇基驅車飛奔,趕回外務部,拿出早已寫好的電報,有些顫抖地簽了名,吩咐:“快,快,給哈爾濱回電。”
實驗室的門被使勁地推開來,正在工作的伍連德被嚇了一跳,發現是林家瑞激動地跑了進來,手裏拿著一張紙:“伍大人,北京回電了!”伍連德輕輕地嘆了一口氣,從顯微鏡邊站了起來,神情蕭索地從林家瑞手裏接過電報,掃了一眼,臉色一變。摘下眼鏡,往鏡片上哈了一口氣,擦去上面的霧氣,戴上,又讀了好幾遍。電文寫道:免去梅尼參與鼠疫防疫的任務,伍連德繼續主持東北鼠疫防疫。放下電報,精神一振的伍連德走出實驗室,重新主持工作。
幾天后,伍連德意外得知梅尼生病的消息。1月5日,梅尼前往中東鐵路醫院,在沒有戴口罩的情況下,與小哈夫金一起查房。3天后,在俄國大飯店,梅尼頭痛、發燒、徹夜不眠。小哈夫金將他安排到條件更好的俄國人病房,在檢查中發現了鼠疫桿菌。伍連德趕到中東鐵路醫院,見到小哈夫金就問:“梅尼醫生的情況怎麼樣?”“我們盡力而為吧。”小哈夫金搖搖頭説。伍連德嘆了口氣,説:“我進病房看看。”來到鼠疫病房門口,小哈夫金趕緊拿出口罩,嚴嚴實實地罩住口鼻。伍連德走到梅尼病床前,想説什麼,可是不知怎麼開口。梅尼正在咳嗽,看見伍連德,努力止住咳嗽,吃力地説:“伍博士,你是對的。”伍連德看著梅尼,這位前幾天和自己爭吵的老朋友,心中很傷感,安慰道:“不要擔心,你會痊癒的。”梅尼搖搖頭,咳嗽幾聲又説:“這裡很不安全,外面還有很多事等著你去幹,快走,快走吧。”最後,目送伍連德走到門口,梅尼提高聲音説:“伍博士,願萬能的主保祐你!”小哈夫金為梅尼注入了2支血清,但毫無效果。1月11日,梅尼去世,距離他去中東鐵路醫院查房僅僅6天。
梅尼之死,震驚了哈爾濱。俄國人封閉了他住的大飯店,將他的衣服、用品付之一炬。而對伍連德來説,梅尼之死使他的地位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日本醫生也銷聲匿跡,不知所蹤了。小哈夫金也不再質疑他的“肺鼠疫”理論了。很多人從此戴上了“伍氏口罩”。特殊時期的伍連德,正如他後來所形容那樣,“扮演了一個龐大組織總司令的角色”,“給醫生、警察、軍隊,甚至地方官吏下命令”。
1911年的1月,是疫情最危急的時候,也是醫生增援最多的時候。有了同行們的幫助,伍連德的工作進展順利了許多。一場與死神的較量進入決戰階段。在伍連德的指揮下,傅家甸被分為4個區。每區由1名醫藥界大員主持,配有2名助理、4名醫學生和為數眾多的衛生伕役與警察。救急隊內分診斷、消毒、抬埋、站崗等諸多崗位。每天,各區派出40多支搜查隊,挨家挨戶檢查疫情。一旦發現有人感染鼠疫,立即送到防疫醫院,他們的房子用生硫磺和石炭酸消毒。為了成功地執行分區防疫計劃,從長春專門調來了由1160名士兵組成的步兵團。他們被安置在城外俄國一家空曠的麵粉廠裏,任務是對疫區內進行交通管制。政府規定,傅家甸內居民出行必須在左臂佩戴證章,根據各區不同證章分為白、紅、黃、藍4種。每個區的居民在左臂上佩戴不同的證章,可以在本區內活動,但要去別的區域,必須申請特別通行證。就連區內的軍人們也必須嚴格遵循這一規章,不許隨便走動。嚴格的警力,使得“任何人偷越封鎖線幾乎都是不可能的”。按照收治病人的病情,診病院分為疫症院、輕病院、疑似病院和防疫施醫處幾種。各病院中均設有醫官、庶務、司藥生、看護、巡長等職務。既為不同病情的病人提供了治療,又避免他們之間交叉感染。“‘疑似病房’的提法是伍連德首創的,直到現在我們還在使用。”傅家甸的防疫措施為整個東北做了一個表率。後來,在萬國鼠疫研究會上,有人總結:“在新的防疫機制建立之前那個月,死亡人口總數為3413人,在新的防疫機制建立的時候,幾乎每天死亡200人,但在30天后,死亡記錄為零。”
伍連德向中東鐵路公司借了一些火車車廂暫作臨時隔離營。新年後,糧臺一帶(今道外八區體育場)鐵路線上停靠了60節“瓦罐車”,用做臨時隔離營,收容鼠疫患者家屬和接觸者,以及出現咳嗽等症狀的疑似者。醫生每日診察,如果連續7天體溫正常,即解除隔離。有些貧民在此一日三餐,還有火爐取暖,溫飽無憂,竟然樂不思歸。當年的報紙曾以《貧民之愛坐火車》為題報道:傅家甸防疫局前由鐵路公司借去火車數十輛,專為調驗與瘟疫可疑之人,每日飯食自然由防疫局供給……伍連德最終借了120節火車車廂,用做隔離營。他將此作為最重要的經驗:“這是一種最有效的隔離方式,在鐵路附近的任何地方,都能很快建立起來。”
一切都佈置妥當,但凶險的鼠疫似乎不甘心就此落敗,還在顯示它最後的余威。最多的一天竟然傳來183人的死亡報道。作為與鼠疫作戰的總指揮,伍連德知道“對手”的凶險,他必須全力以赴,不能有絲毫掉以輕心之處。很快,他又發現了一個巨大的隱患。1911年1月的一天,伍連德來到北部的一個墳場。眼前的一幕,又讓他驚呆。時值隆冬,地上的積雪有五六寸厚,雪地上一排排棺木和屍體露天停放著,如長蛇陣一般綿延一里有餘。鼠疫發生之初,政府為死者提供棺材安葬他們;在街上發現的屍體也由政府出面收集,放入棺木運到墳場。到了後期,當死亡人數越來越多時,屍體也便被直接放在墳場。隨著天氣漸冷,土地被凍得堅硬,不要説深挖洞,就是想挖一個淺坑,都非常困難。所以這些屍體也都被隨意棄之於墳場地面上,已經至少6周有餘。伍連德注意到,這些屍體各種姿勢都有,有的甚至還保持著坐姿,這大概是因為在垂死之即就被家人扔出來,而他們在極度寒冷的天氣裏做了最後取暖的努力。伍連德擔心這個墳場會變成一個巨大的鼠疫桿菌的大冰櫃。如果有老鼠或其他動物接觸到這些屍體,再由動物傳染給城裏的人,那麼一切防疫措施都將化為烏有。伍連德憑藉直覺,感覺鼠疫桿菌在地面下也可以存活,但是他當時並沒有時間去做實驗證明這一點。後來俄羅斯專家果然證明了這一點——在極低的溫度下,肺鼠疫病菌至少能存活3個月。當務之急是必須儘快處理掉這些屍體,唯一的辦法是集中火葬。可是伍連德也知道,這對當時的中國人來説將是一個多麼巨大的挑戰。即便是生長在海外的伍連德,也不敢貿然挑戰中國人的倫理觀念。他思來想去,最好的辦法,唯有上書朝廷,請皇帝下一道聖旨才能平復民間的反對。不過,伍連德也知道,他首先要贏得當地官員和鄉紳的支援。這一點也進展得異常順利——他讓那些人跟著他一道坐車去墳場看那可怖的場景,他們便一致同意。於是,當伍連德給清廷上書,請求頒布准許火葬的同時,哈爾濱的官商紳士們也聯名陳情,希望批准火葬。外有伍連德,內有施肇基,防疫無難事。1月30日,終於收到外務部發來的電報批准。第二天一大早,伍連德立即行動起來。他雇用了200名工人,把棺木和屍體以100為單位,分成22堆。先是用炸藥爆破,挖了一個20英尺見方、10英尺深、每次能夠裝500具屍體的大坑。然後,按照每百具屍體10加侖的標準,用消防車在屍體上面澆上煤油。火點起來,屍體迅速猛烈地燃燒起來,2200多具屍體就這樣灰飛煙滅了。伍連德後來寫道,目睹親人遺體化為灰燼,兩萬名傅家甸市民面無表情,“呆呆出神”。對於伍連德如何以專業精神以及敬業之心,指揮這場鼠疫,《遠東報》的一則評論也許能最充分地體現:“哈爾濱防疫局總醫官伍連德自到哈以來,辦理防疫事宜,不辭勞苦,聞日前,在東四家焚燒疫屍,防疫局委員等皆不欲往前監視,伍醫官自赴該處點查屍數,親視焚燒,俟焚化凈始行回局。”當時,俄國防疫部門的相關人士也在旁觀看了具有歷史性的焚屍過程。後來他們也效倣中方的做法,把轄區內染疫屍體,無論是新近死去的還是已經腐爛的,全部火葬。1月31日給當時的哈爾濱市民留下了最特別的記憶。這一天,是中國傳統的大年初一,他們目睹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的火葬。此時,傅家甸已經有1/4的人染鼠疫死亡。適逢春節,防疫部下發傳單,號召大家燃放爆竹,衝衝晦氣。伍連德深知,從科學的角度,爆竹裏的硫磺有消毒的功效,從文化的角度,“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伍連德期望新年爆竹能把籠罩在傅家甸上空的死氣驅逐乾淨。説來多少有些神奇,從大年初一這一天起,與瘟疫角力的天平終於發生了傾斜,這一天,傅家甸的死亡人數從183人下降為165人,“此後日漸消減”,而且再也沒有回升過。2月間,俄方共焚化了1416具屍體,其中1002具屍體是從墳墓中掘出來的。3月1日午夜,鼠疫死亡人數為零的報告傳來。幾日後,鋻於鼠疫死亡連續多日為零,防疫委員會宣佈解除對傅家甸的隔離。由於在狙擊東北鼠疫上一戰成名,自然成了萬國鼠疫研究會眾望所歸的大會主席,北裏心有不甘也只能屈居副主席。
伍連德(圖片來源:新華社視頻截圖)
伍連德,字星聯,他的傳奇故事遠不止於此。他是中國衛生防疫、檢疫事業創始人,中國現代醫學、微生物學、流行病學、醫學教育和醫學史等領域先驅,中華醫學會首任會長,北京協和醫學院及北京協和醫院的主要籌辦者,193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候選人,華人世界首位諾貝爾獎候選人。梁啟超回顧晚清到民國五十年曆史,發出這樣的感慨:“科學輸入垂五十年,國中能以學者資格與世界相見者,伍星聯博士一人而已!”
這篇有點長,實在是不一氣呵成,不暢快。“獵人與魔彈”寫完了,但人類與病菌的較量遠未結束。下周將開啟新的一章“戰爭與細菌”,敬請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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