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起源中的邊緣發展現象

作者：陳勝前（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新時代中國特色考古學理論體系研究”首席專家、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考古文博係教授）

本文所謂“邊緣”，是指人類文化適應上存在邊緣效應的地方。邊緣效應的説法來自生態學，如森林的邊緣存在更多樣的生態空間，能夠給予物種更多樣的適應選擇。在人類文化發展過程中，也存在類似現象，尤其是在文化發展的轉型期，如農業起源階段。進一步拓展這一視角，用以考察中華文明起源以及相關問題，可以豐富我們考察這些問題的維度。過去30多年來，有關中華文明起源的認識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學界已普遍認識到，中華文明起源具有多區域、多層次、多階段的特徵，其中可能存在多樣的模式。邊緣發展模式是其中的一種，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發展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考古學研究不僅要發現實物材料，還要解釋歷史過程，從而進一步理解中華文明的特性。這裡嘗試從史前文化邊緣發展模式的角度，從理論上解讀中華文明起源過程。鑒古知今，該探討或有助於我們理解中國歷史時期與當代的社會發展。

壹史前文化的邊緣發展現象

在史前史的研究中，有學者較早注意到史前文化邊緣發展現象，1968年就提出農業起源始於邊緣地帶的觀點。這種觀點認為，隨著狩獵採集群體的人口增加，社群終將分裂，部分群體不得不進入文化適應的邊緣地帶。為了生存，這些群體開始廣譜利用資源，進而強化利用部分有馴化潛力的物種，馴化由此發生。以此為基礎，人類的生計逐漸從狩獵採集轉向農業。拙著《史前的現代化：從狩獵採集到農業起源》注意到，史前中國農業首先出現于山麓、小盆地區域，經歷了從山麓走向平原的發展過程。我們熟知的適合農業的平原地帶並不是農業的發生地，農業是從森林邊緣地帶開始的。這個地帶是森林草原生態交錯的地帶，也是部分馴化作物祖先分佈的邊緣地帶，尤其體現在水稻的分佈上。野生水稻主要分佈在熱帶地區，長江中下游地區是其分佈的北部邊緣。

在中國北方，農業起源的前奏是細石葉技術的起源，這種技術的過程是，以間接打擊法生産形制標準的細石葉，然後將其鑲嵌粘接在骨、角片的凹槽處，組成矛、刀等不同類型的工具。細石葉標準化程度高，輕便易攜帶，用途廣。筆者在2008年的一篇文章中對細石葉技術的起源進行了理論推導：鋻於這種技術的特殊屬性，它非常適合資源分佈稀疏且不確定的環境，變化之中的森林草原生態交錯帶環境尤其需要這樣的技術，而當時這樣的地帶就位於華北地區。此後華北地區一系列遺址的考古發現表明，該技術的出現就在末次盛冰期的到來前夕，即距今2.6萬年前後。

除了這兩個現象之外，早在人類起源階段，就可以看到邊緣發展現象。人類靈長類祖先原本生活在熱帶雨林環境中，黑猩猩、大猩猩至今仍然如此，但是隨後出現的氣候變化，讓部分地區變成了熱帶稀樹草原。對於人類祖先而言，這就是邊緣環境，他們不得不改變體質以便適應，發展更好的直立行走姿態，減少陽光下曝曬的面積；以出汗的形式，更高效地散熱。同時，旱季時為了利用埋在地下的植物根莖與死亡的動物，發展出挖掘與切割工具，人類從此走上了文化適應的道路。按照“撒哈拉泵”假説，當氣候適宜的時候，撒哈拉大沙漠變成人類可以利用的環境，部分生活在沙漠邊緣的人類進到這裡，然後隨著氣候的變幹，他們又被迫離開。部分人群無法回到原處，向北走出撒哈拉，人類由此走出非洲，正是邊緣條件造就了人類的擴散。

貳為何是邊緣

邊緣效應的收益是顯而易見的，但是這樣的機會不是沒有成本的，由於邊界容易發生變化，邊緣更不穩定，迫使物種不得不頻繁遷徙，不得不在適應上保持更高的彈性，以利用時空分佈上不那麼確定的資源。人類通過文化來適應環境變遷，適應的彈性也相應表現在文化上。隨著人類社會的演化發展，環境條件的內涵從完全指自然環境，逐漸過渡到自然與社會環境並重，甚至有時完全指社會環境，這在當代社會發展中表現尤為明顯。由此，邊緣的含義也隨之擴充，它也可以是社會環境意義上的。

在細石葉技術起源過程中，遭遇到適應挑戰的史前狩獵採集者不得不提高流動性，發展具有更好彈性的技術，代表舊石器時代人類打制石器技術巔峰的細石葉技術應運而生。從細石葉技術起源過程來看，不斷提高的流動性，使得中國北方的狩獵採集者與歐亞大陸西側的石器技術産生了交流，吸收了石葉技術、勒瓦婁哇技術等石器技術要素，結合自身的技術傳統，細石葉技術才得以在華北地區起源。

除了更多的外部挑戰，邊緣地帶能夠帶來更多的交流機會，尤為有意義的是，邊緣有利於革新的産生，因為這裡的內部阻力更小。在農業起源進程中，生活在邊緣地帶的是從中心群體中分裂出來的人群，闖入新領地中的移民更少受到傳統與習慣的制約。狩獵採集讓位於農業，是文化適應的重大變遷，意味著文化系統全方位的調整，從技術、社會到意識形態層面都需要如此。舊的文化系統往往對發展存在巨大阻力，而在邊緣地帶的人群遇到阻力的可能性要小得多。類似之，在文明化進程中，傳統的等級不明顯的平均社會讓位於等級社會，挑戰無疑是嚴峻的，阻力小的地方更有可能獲得突破，此時邊緣地帶的優勢就體現出來了。

參文明化進程中的邊緣效應

在距今5000年前後的中國，文明化程度最高的無疑要數良渚文明。考古發現顯示，良渚不僅有規模宏大的古城、等級鮮明的墓葬，更有堪稱人類水利史標桿的水壩體系；此外，觀象臺、稻田、手工業等無不體現它作為一個早期國家所擁有的社會複雜程度。良渚的系統考古發現徹底顛覆了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論”。良渚的興起還有更早的淵源，距今5800年前後，張家港東山村遺址崧澤文化墓葬已經存在顯著的等級分化，按李伯謙的説法，可以代表史前中國最早的古國。再往前追溯，早在上山文化階段，這個地帶就已經有了一定的社會複雜性，形制多樣的陶器組合中有碩大的陶盆、精美的陶壺以及飲酒的證據，説明可能存在宴饗的行為，而宴饗正是社會競爭與分化的方式。有研究表明，末次冰期結束後，海平面上升，擁有更高社會複雜性的海岸地帶狩獵採集者不斷後撤。上山文化的社會複雜性可能承自這些群體。從這個角度來説，海陸邊緣作為典型的生態交錯帶，為早期文明化進程提供了舞臺。

與良渚差不多同時或略早的遼西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以其壇廟冢組合的發現，在20世紀80年代率先揭開了中華文明探源的大幕。牛河梁遺址作為一個遺址群，包含隨葬豐富玉器的首領墓、類似後世圜丘的祭壇、佈置眾多塑像的神廟等，顯示出古國的初步跡象。紅山文化所在的遼西地區就是森林草原的交錯地帶，是農業的邊緣地帶。受到多變環境條件的影響，整個新石器時代，這裡的生計模式一直在農業與狩獵採集之間來回波動。也因為環境條件的制約，紅山文化後來崩潰了，為更重視狩獵採集的小河沿、哈民等文化所取代。直到夏商時期，立足於原始精耕細作農業的夏家店下層文化重新開啟文明化進程。

遼西是中國從東北到西南的生態交錯的組成部分，同樣是在這個條帶中，距今5000年前後，最近重新發掘的甘肅慶陽南佐遺址見證了又一個文明化進程中的邊緣發展現象。這裡發掘出來的室內面積680平方米的殿堂基址，中心火壇的直徑就超過3米，細泥抹面，燒成青灰色，加工十分考究，已經不是日用的火塘，祭祀性質明顯。附近30萬平方米範圍內還發現九個大型的夯土臺，沒有明顯的實用性質，也是祭祀建築。如此規模的祭祀中心顯然需要一個大型的社會組織才可能支援，稱之為“南佐古國”是合適的。

同在這個地帶的東北方向，距今4300年前後，發現了一系列的石城，石峁古城是面積最大的，也是迄今為止發現的史前時代面積最大的城池，其防禦設施先進，城墻已經有甕城、馬面的設計，大大提前了這類城防特徵出現的年代。按照古史記載，從南佐到石峁一帶，曾經是黃帝部族分佈的範圍，當地至今仍保留有不少相關傳説。從考古材料上看，石峁所代表的力量入侵了陶寺，並留下不少暴力證據。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流動性較高的人群語言溝通程度更高，更有利於社會整合。森林草原的交錯地帶是非常適合狩獵的地帶，生活在這個區域的人群在射獵上有優勢。更好的社會整合配合射獵上的優勢，無疑會有更強的戰爭能力。紅山、南佐都在祭祀上投入巨大，顯示出在社會整合上的能力；與此同時，形制多樣的箭鏃的出土，與射獵上的優勢是相匹配的。從考古學文化的特徵來看，南佐與石峁都是史前農業群體在邊緣條件下的發展，建立優勢之後，重新進入中心地帶，與中心地帶的群體融合，開啟文明的新階段，這可能就是古史上的炎黃部族的聯合。

邊緣地帶發展理論可以解釋史前史上一系列的文化發展現象，具體在中華文明探源問題上，也能與當前的考古材料較好地契合。當然，這不是説所有的文化發展都産生於邊緣地帶。從既有的材料來看，邊緣地帶發展理論能夠較好地解釋轉型期的文化發展。邊緣發展現象並不是史前史上獨有的現象，近現代社會轉型中也可以看到類似的發展。如：工業革命的發源地就是歐洲邊緣的不列顛島，而非歐洲大陸；取代英國作為世界帝國的美國，其實是西方的邊緣。邊緣地帶的特點，較大的外部挑戰，更少內部阻力，更多的發展機會，這些都有充分體現。

《光明日報》（ 2023年03月22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