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馬盛德：非遺見證了人類的創造力，是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資源

【環球網文化頻道 記者 代玉】非物質文化遺産（簡稱“非遺”）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凝聚著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創造，為廣大人民群眾提供著持續的認同感、自豪感和獲得感，是各族人民群眾的寶貴文化財富。

自2001年崑曲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口頭與非物質遺産代表作”開始，短短20多年間，中國不僅以42項非遺問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物質文化遺産名錄，更開創了中國特色的非遺保護模式，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的非遺保護道路，為地區和國際層面開展非遺保護提供了中國經驗和中國方案。這些生動的實踐，彰顯了中國一個非遺資源大國的形象，體現了大國擔當。

近日，在第七屆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産博覽會舉行期間，文化和旅遊部非遺司原副司長、一級巡視員，中國社科院大學特邀教授馬盛德接受環球網文化頻道記者的專訪，講述非遺保護的“前世今生”，分享非遺保護與傳承在與時俱進中的思考。

“非遺是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資源。非遺最珍貴的是文化創造力的體現。”馬盛德表示，我們的先民從對遙遠又美好的想像轉化為思考與探索，最後形成豐富多彩的非物質文化遺産，帶給我們中國文化的可知性，這對今天人們的創造，是一個極大的激勵。

他強調，非遺要走入現代生活，這既是非遺保護的重要理念，也符合非遺自身發展的基本規律和特點。在今天，鄉村振興賦予非遺保護一個新起點，需要人們進一步意識到，非遺保護的核心是傳承人；要重視和傳播非遺所承載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精神價值。在非遺的活態保護與傳承中需要把握好“介入”的尺度，遵循整體性保護理念，構建可持續發展的非遺保護生態系統，為促進人類社會的和諧、友好與文化共用貢獻中國力量和中國智慧。

以人為本 非遺是活態傳承的

“中國非遺保護這20來年，時間不算太長，但我們的很多理念是走得比較前面的。”馬盛德告訴環球網文化記者，相比早在上世紀中期就開始非遺保護的發達國家，中國具有體系性的非遺保護工作是基於200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産公約》（簡稱《非遺公約》）框架之下逐步開展的。《非遺公約》強調了遺産的“世代相傳”“活態性”和“再創造”等重要理念，但並沒有“傳承人”的概念。而中國在實踐過程中，在借鑒國際非遺保護經驗的基礎上，開創了對非遺項目代表性傳承人的認定，這正是對教科文組織《非遺公約》的發展，是中國特色非遺保護的重要探索和生動實踐。

為什麼要認定“代表性傳承人”？首先我們需要正確地認識到非遺是什麼——非物質這個概念專家考證，在其法文和英文的原意是：不可觸摸。就是説物是可以觸摸的，非物質是不可觸摸的；日本、南韓把非物質稱為“無形文化財”，相對於物質遺産。物質是有形的，長城、故宮是看得見摸得著的，而非物質是無形的；如：我們的二十四節氣、傳承人身上的高超技藝、國醫大師的“望、聞、問、切”等等。這種技藝的存在方式是個體、群體和民族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各種社會實踐經驗的積累，這種積累的經驗最終轉化成為人的一種知識系統，成為一種文化記憶和思維方式而存在。所以“經驗、知識、技藝”是非遺傳承的核心要素，馬盛德強調説。

非遺技藝需要世代相傳，這是非遺的特性，也正是非遺獨特魅力所在。《非遺公約》之所以強調遺産是世代相傳，首先，這是因為非遺的傳承是以人為主要載體的。人不可能活千年，物可以存續數千年，如法國的巴黎聖母院經歷了800多年，我國山西的應縣木塔持續了一千年，這是物質遺産的特性。而非遺的傳承就要靠活著的人世世代代的傳承，形成代際傳承才能不被中斷，才能延續其生命力，這是非遺的特性。所以稱為“活態傳承”。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原來的管理非遺的部門由“非物質遺産處”改為“活態遺産處”，就是強化了非遺的活態性特點。

其次，世代相傳這個概念符合非遺的傳承特點，如非遺的師徒傳承，家族傳承等模式，每一代之間的傳承譜係都非常清晰，這種方式已經成為了人類社會實踐中的一種普遍現象，成為一種耳濡目染、潛移默化的共識性規律，成為人們非常熟悉的地方性知識體系。例如，我國不少民族都有修家譜的傳統，家族的傳衍在家譜裏記錄的清晰無比，做法非常嚴謹科學。家譜是一個家族的神聖之物，要世代相傳，得到保護。

再次，以人為主要傳承載體的非遺，其技藝本身很難用文字典籍等手段記錄下來，加之我們許多民族有語言無文字，遺産的傳承主要靠人與人之間的口傳心授、口耳相傳、言傳身教等方式進行。《非遺公約》裏對非遺的分類就有一種叫“口頭傳統和表現形式”，就是關注到了人類文化遺産的傳承中口頭傳統表現形式的存在及其重要性。最為典型案例就是我國的《格薩爾王》《瑪納斯》《江格爾》三大史詩，就是以口頭傳統形式活態傳承至今的。還有許多遺産如傳統戲曲，傳統舞蹈、傳統音樂等表演藝術，師徒之間的傳與承需要有一個長時間的磨合，才能傳授其技藝。其中還有一些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東西，如藝術的韻味、風格、那種惟妙惟肖、出神入化的藝術表現，都具有很強的個性化色彩，這些要素的學習和把握要靠個體的悟性、才氣、藝術的感覺和老師的不中斷點撥啟發下成就的。這樣的文化遺産的傳承無法以文字典籍等方式完成的。所以，以上這些特性決定了非遺的傳承方式更加注重人與人之間“世代相傳、活態傳承”的方式完成。這裡的關鍵核心就是“人”的作用。

截至目前，國家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總計3062人，其中已經去世的約有四百多位。馬盛德表示，認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這一舉措最大的意義在於——“我們認識到了非遺保護的核心是‘人’，尤其是掌握高超技藝的傳承人。20年來的非遺保護當中，我們認識到了對非遺的保護，離開了人，就無從談活態的傳承和保護。這是非遺保護中國實踐的重要特點。”

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

起步晚、“家底厚”是中國非遺保護工作的特點，也是難點。馬盛德表示，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是中國非遺保護取得突出成就的關鍵。“20年來，從中央到地方，中國的各級文化機構都設立了保護非遺的專門部門”，尤其建立了以國家、省、市、縣為單位的四級保護名錄，“由下至上申報，最後從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中選擇最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代表性和影響力的項目，向聯合國申報‘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産代表作’。”馬盛德介紹説，這也是中國實踐的非遺保護模式。

馬盛德指出，黨和政府高度重視非遺保護工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財力，中國非遺保護工作才能取得今天的成就。2005年開始我們花了五年的時間，開展了非遺的全國性普查，成系統、分門類對非遺資源進行登記和造冊，基本摸清了散落於民間的非遺“家底”，非遺項目近87萬項。2011年6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産法》正式頒布實施，標誌著中國的非遺開始進入依法保護的軌道，推動非遺保護工作進入蓬勃發展的新時代。進入“十四五”時期，由國家主導的非物質文化遺産保護規劃工作部署中，進一步加強非遺系統性保護，健全非遺保護傳承體系，提高非遺保護傳承水準，加大非遺傳播力度，推動非遺保護事業取得更大進步。

非遺保護 傳承中華文化基因

今年6月，文化和旅遊部等十部門發佈了《關於推動傳統工藝高品質傳承發展的通知》,進一步對傳統工藝項目加強搶救記錄和鼓勵傳承實踐，助力傳統工藝為人民大眾的美好生活發揮更大的作用。馬盛德回憶，2016年3月，全國首個傳統工藝工作站建立在新疆哈密。

哈密當地的維吾爾族刺繡深受中原文化影響，是在接受中原蘇繡與京繡的基礎上並融入當地民族的生活習俗，審美情趣，創造出了具有鮮明民族特色和濃郁地域風情的“哈密維吾爾刺繡”，在新疆民族刺繡藝術上獨樹一幟。但隨著現代生活方式的衝擊下，哈密維吾爾刺繡這項技藝也曾一度衰弱。

哈密傳統工藝工作站建立後，來自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的師生對哈密刺繡的傳統圖案進行搶救性採集記錄；一批時尚設計師則依據哈密刺繡的傳統圖案紋樣及原材料，設計開發了耳機、錢包、傢具産品等新産品，甚至將哈密刺繡運用到高級定制時裝中，在國際T臺上大放異彩。維吾爾族繡娘們在接受訂單的同時，重新激發了對傳統刺繡藝術的熱情和活力。

馬盛德表示，這種由政府主導建立一種有利於非遺保護傳承和市場開發平臺的工作模式，一方面讓更多繡娘積極地參與進來，另一方面借助外力建立了産業産品鏈條，讓技藝在生産中得以保護傳承，讓非遺能夠走向今天的社會生活，把更多的年輕一代人吸引進來了。

“‘哈密刺繡’最核心的圖案是牡丹。牡丹花，是來自中原的傳統吉祥紋樣，它是這項遺産的文化基因。”馬盛德告訴環球網文化記者，哈密刺繡是中國歷史上新疆哈密地區維吾爾族文化與中原文化交流的最有力的見證。哈密刺繡中所傳承的文化基因、文化符號裏，既有它可見的文化元素，更在無形中訴説著民族友好、文化融合的歷史故事——這正是我們非遺傳承裏最核心的精神價值。 

警惕誤區 建立正確的非遺保護理念

近兩年，馬盛德忙於新書寫作。他將自己多年躬身於非遺保護工作中的經驗與思考，走遍全國及世界多個國家和地區所看到的非遺保護鮮活案例與切身體會，用圖文並茂的形式凝結于這份手稿中，以期能夠面向大眾普及和傳播非遺保護的正確理念。

馬盛德強調，非遺屬於活態文化，非遺的保護和傳承應是以人為主體的技藝傳承、文化精神的傳承，而不是物質的傳承。“過於關注遺産的經濟價值和市場效益的行為，導致了一些地方在非遺保護方向上的偏離。”在調查中馬盛德發現，在第五批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的申報中，一些地方把凡是沒有市場價值和經濟價值的項目全部拿掉，有些地區乾脆把民間文學類項目一律不申報。即便是這些遺産項目的社會認知度很高，但因不能産生直接的經濟效益，所以被冷落。這些做法嚴重偏離了非遺保護的正確方向。這是馬盛德近兩年在各地考察時察覺到的一種現象，引起他作為一名研究者的不安。

他表示，我國非遺共有十大門類，其中具有商品屬性的傳統技藝、傳統美術和傳統醫藥炮製技藝類項目才可以適用於“生産性保護”。比如制茶、釀酒、釀造類和飲食類項目，以及紡染織繡等技藝，這些項目本身就具有商品屬性和市場屬性的，是能夠作為商品進入市場交易，所以生産性保護這一理念是符合這類遺産特性的。與此同時，其他門類裏的一些項目本身並不具備直接創收的能力，如果我們只關注有經濟價值的遺産，而忽略了其他不能産生經濟價值和市場效益的遺産，必然造成整個非遺項目之間的不平衡，這對於非遺傳承人來説造成了不同的感受，在社會整體層面也造成了導向上的偏差，非遺保護會進入誤區。實際上這是一種非遺保護理念上的倒退現象。馬盛德提醒，一旦背離了非遺自身的發展規律和保護初衷，就會破壞非遺保護的生態系統。

“非遺本身就是一種精神的載體，非遺最為寶貴的是精神價值，這是非遺保護工作的核心。基於這樣一種重要的認知，我們把非遺比喻為：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中華文化的DNA、民族文化身份的象徵。”馬盛德舉例説，民間文學向來是非遺保護工作中的難點，它無法直接産生經濟價值，卻構建了人類的精神家園。最典型的就是民間文學裏的史詩，是一個民族非常宏大的精神文化支柱。史詩歌頌的是民族英雄，他們的名字和形象裏具有精神的標誌。而對英雄的崇拜，形成了一個群體共同的價值觀。

因此在非遺保護工作中需要平衡發展，兼顧遺産的各個領域，建立整體性遺産觀，全面協調發展。

文化復興 非遺融入現代生活

提起非遺，很多人都會把它與古老的生活方式掛鉤，但在馬盛德看來，非遺最珍貴的是創造力，“古人的智慧需要敬畏，同時也需要我們可持續發展”。非遺的保護不是讓其成為動物園裏的“大熊貓”，也不是對古老器物的複製，而是在活態傳承中尋找與當代人的精神連接。

“我們提出文化復興，並不是要文化復古。”馬盛德強調，要讓古老傳統的非遺走進現代生活，成為人們的重要生活方式，這是我們開展非遺保護的終極目的。活態傳承在今天的非遺，要符合現代人的審美與生活方式，融入時代的新氣象，不提倡原封不動地保留。如同中國漢字的流變一樣，從甲骨文、金文、篆書、隸書、楷書......字體不是一成不變，但方塊字的象形文字始終不變。再從竹簡上的書寫到今天顯示在手機、電腦裏，外在的表現形式雖然改變了，但漢字的文化基因始終在傳承。

非遺是古老的、是傳統的，也並不意味著存在時間越久遠的就都是“寶貝”，馬盛德指出，這也是人們對於非遺的認識上常常會有的一個誤區。無論是四大發明、二十四節氣......這些曾經的創造性的勞動智慧體現了中華文化強大的生命力和創造力，都是中華民族對人類發展所作出的巨大貢獻。因此，非遺保護的對象，不是一個項目存在的年頭越久就越有價值，而是要看它能否順應可持續發展的需要？有沒有創新的底蘊？非遺傳承的始終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嫦娥五號”“玉兔號”“祝融號”“天宮一號”......細數在今天的中國航太工程裏，最尖端科技産品、空間站的命名都出自於中華文明裏的遠古神話。“這些命名非常精確地、強烈地吻合了我們古人在神話傳説中對於宇宙和天空的一種探索和嚮往。它們都是存在於我們民間文學典籍裏的故事，並且一直在活態傳承。”馬盛德指出，我們並沒有使用“雅典娜”“阿波羅”“宙斯”等這樣的名字，而是從民族遠古神話中尋找靈感，這正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在今天的延續與新生，“讓高科技的産品與傳統文化巧妙融合，是國家頂層設計上對非遺現代化的絕佳實踐。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中國名字’獲得了全球的矚目，成為中國文化最好的一次海外傳播。民間文學類遺産所擁有的也正是這種魅力。” 

非遺創新與傳播把握好“介入的尺度”

非遺如何更好地融入現代生活？馬盛德認為，這是非遺保護中非常重要的命題。因為遺産是我們先民們的偉大創造，是祖先留給我們的珍貴遺産，所以我們在非遺的保護利用和融入現代生活時需要把握好尺度和分寸，也就是“介入的尺度”。在保護利用時首先需要有一個敬畏之心，需要小心翼翼地對待遺産，不可以粗暴行使和“傷筋動骨”式的對遺産進行改造。

例如，《格薩爾》史詩是流傳于西藏、青海、甘肅、四川、雲南、內蒙古、新疆等地區的民間文學遺産，歌頌的是曠世英雄格薩爾王的故事。青海果洛則是格薩爾史詩的主要傳播區域，2016年文化部在青海果洛建立了“格薩爾文化（果洛）生態保護實驗區”，對這一英雄史詩進行區域性的整體性保護。在生態保護區內開展非遺傳統工藝的保護利用時，充分挖掘豐富的格薩爾史詩資源，當地與上海大學美術學院的合作中，提取格薩爾英雄史詩的文化元素與上海的“英雄牌”鋼筆開展聯名合作，創造出一套“英雄牌”鋼筆禮品組合，讓人們見識了老字號與非遺跨界的魅力。

“兩個“英雄”，結合得很好。”馬盛德表示，要鼓勵這種遵循文化遺産規律，讓非遺的內涵價值與外在表現形式恰如其分地相結合——這就是比較好地把握了“介入的尺度”。

馬盛德指出，近年來我們開展的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産傳承人群研修研習培訓計劃、中國傳統工藝振興計劃以及傳統工藝工作站等，都在非遺走進現代生活這一領域裏做出了積極有益的探索。但是我們也要清楚，非遺的活態保護與傳承，離不開一定的傳播與共用。尤其面對今天的資訊時代，非遺在內容載體、傳播方式上要利用好現代的科技與手段。譬如民族語言與方言的保護本身就有較大的難度，但眼下就有用方言演繹的電影，通過具有影響力的明星用方言進行表演，很好地實現了方言保護與大眾傳播。

此外，動漫化改編也是活化非遺的有效方式。國産動畫電影《雄獅少年》講述了一群少年熱愛和傳承廣東非遺“醒獅舞”的故事，從舞獅練習到拼搏奪冠的一路艱辛歷程，令馬盛德看後也頗為感動。他認為，用青少年喜歡的動畫動漫形式作創新表達，是面向青少年普及和傳播非遺的很好方式。

現在科技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必須充分利用這些手段為非遺融入當代生活發揮作用。要根據不同層次的受眾群，探索多種傳承傳播方式。只有具備一定的傳播面，才能為傳承創造更好的環境和條件。“我們鼓勵更多的有識之士，積極大膽探索非遺的現代傳播方式，讓我們的年青一代通過現代科技和傳播方式更多地了解非遺，認識非遺，從而達到傳承與保護的目的。”馬盛德道。

文化共用 共築人類可持續發展新篇章

2022年北京冬奧會開幕式上，“二十四節氣倒計時”驚艷了全球觀眾，對於馬盛德來説更是格外驚喜。他曾作為中國二十四節氣申遺代表團團長，經歷申遺全程。

“在國際性的大型體育盛會裏，用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裏的一個方式作為創意，與世界分享這項非遺，既是一種文化傳承，也是對優秀文化遺産的弘揚與傳播。”馬盛德表示，二十四節氣有著最為廣泛的認知度，它的時間性、跨越多學科、跨越民族、跨越地區、跨越意識形態，沒有等級之分。從古至今無論帝王與老百姓，都要遵循節氣規律。尤其在今天，我們遙望古人曾經達到的智慧與創造的高峰，“它給予了今天的人們一種激勵，增加了我們民族的文化自信和自豪感。非遺提供了一個民族文化活態傳承的鮮活案例，在我們未來的可持續發展當中是需要借鑒、研究和學習的。”

“二十四節氣，還體現了非物質文化遺産在全球的廣泛共用性。”馬盛德認為，非遺在和諧解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民族、地區、國家之間的關係方面，也有很多可借鑒的方式和理念。

馬盛德舉例，在我國新疆有一項非遺名為“麥西熱甫”，它在維吾爾語裏意為“聚會”“場所”,是一種集民間歌舞、樂器演奏、競技表演和遊戲等為一體的綜合性民間娛樂活動。在節假日裏、在豐收之後、在婚禮上、在一切人們高興的時候，能歌善舞的人們便成群結隊地聚集在一起，舉行麥西熱甫，跳起歡快的麥西熱甫舞蹈。而這其中，還有一種叫“道歉麥西熱甫”，就是為過失雙方請求諒解、解除恩怨、調解關係而舉行的麥西熱甫。

“如果人們之間出現矛盾或糾紛時，村子裏的長者會出面主持這場麥西熱甫，促使當事雙方重結友善，相互敬茶、道歉。”馬盛德表示，這樣古老而傳統的方式，能讓人們在音樂和舞蹈中化干戈為玉帛，正是今天我們可以借鑒用以處理矛盾的一種方式，“在非遺保護中，鼓勵用這種方式讓矛盾消解在萌芽狀態，處理紛爭問題。為我們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帶來它的啟示和意義。”如果民間的一些糾紛都要上法庭去解決，那勢必會造成彼此都非常尷尬，人們的關係更加不和諧的狀態，甚至從此結下更深的恩怨呢！那麼，以“道歉麥西熱甫”這樣的方式處理是最能達到和諧的一種關係。這些遺産的文化內涵是我們在保護中非常值得去挖掘其重要價值的地方。

馬盛德指出，地球是人類生存的家園，如同環保和氣候問題在今天成為全世界共同關心的議題，非遺也對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從國際層面來推動非遺保護，也是各個國家認識到了非遺所起到的舉足輕重的作用和巨大的潛力。”因此聯合國鼓勵遺産的共用性，讓文化遺産在世界範圍內實現共用。希望各國和地區在申報遺産的時候相互了解，彼此尊重，共同分享文化遺産所帶來的和諧關係和和平的環境。

按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制定的申報規則，“同源共用”的遺産項目，既可以遺産共用國聯合申報，也可以單獨申報。在非遺聯合申報、聯合保護、共同分享的過程中，可以增進了民族和民族、國家和國家之間的友誼、合作、交流和文化的共用。比如我國與蒙古國共同申報蒙古族的“長調民歌”，與馬來西亞共同申報“送船王”。而“獵鷹馴化術”這一遺産則在全球一共有24個國家聯合申報。

非遺的最大魅力 見證了人類的創造力

非遺見證著人類的創造力，是文化多樣性的熔爐，也是一個地區或民族文化認同的標誌。“我們的文化不能建立在無本之木、無源之水的基礎上，一定要在優秀的傳統中發揚而來。我們的好多民間文化在過去都是難登大雅之堂的，但是民間文化又表現出一種強盛的生命力，它就像一條暗河一樣，奔流不息。這種生命力也恰恰是我們獲得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資源。”馬盛德表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推動非遺保護的關鍵核心也是想通過世界各地各民族非遺所體現的人類創造力和文化的多樣性，為當下人類社會的生存和發展所面臨的挑戰提供經驗借鑒，從而實現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這也是非遺最大的魅力所在。比如我們的節日儀式等民俗類非遺，在構建當代社會和諧、家庭和睦、民族團結和文化認同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們還有很多生産性保護的傳統技藝類的非遺項目，在改善當代人的生活品質、豐富人們多樣化的生活需求及帶動就業等方面極具潛力。在中國政府大力推動的扶貧攻堅、脫貧致富國策中，非遺傳統技藝類的項目就發揮了積極作用。還有我們的崑曲、京劇、侗族大歌、花兒、苗繡、古琴、史詩、傳統舞蹈等，這些遺産不僅見證了人類的創造力，而且是我們當代文化發展和再創造的重要資源。

正如我國的“梁山伯與祝英臺”的傳説，原本是一個帶有悲劇色彩的口頭文學項目，但是後來卻以這樣的一個傳説故事為原型衍生出了一系列藝術産品。很多藝術作品雅俗共賞，深受廣大民眾的歡迎，如小提琴協奏曲、交響樂、電影、歌劇、舞劇、多種戲曲藝術等上百種文化表現形式。這一遺産中的“化蝶”情節是這個傳説故事中的點睛之筆，充滿了想像力，它使這個悲劇故事得到了昇華，達到了一種出神入化的境界。這樣的文化遺産是人類智慧的結晶，是文化的創造性産物，它充分體現了人類天才般的想像力和創造力。

“梁祝中‘化蝶’的情節，太絕妙了！”馬盛德動情地講述，“化蝶”凝聚了中國人的審美與情感，這筆寶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産，是可以與全世界分享的中國非遺之美。他強調，古老的文化遺産體現了很多祖先的智慧。“過去我們給予這些遺産的重視不夠，如今應該更好地去研究、提取、應用，為當代人類的生活提供更好的精神指引。”（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