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英雄的祖國”：電影《上甘嶺》激起的時代潮音

1956年長春電影製片廠攝製的戰爭故事片《上甘嶺》，是在毛澤東主席直接關懷下拍攝的，第一部直接反映抗美援朝戰爭的國産電影。1957年初，《上甘嶺》在全國陸續公映後引起了各行各業各年齡段群眾的熱烈反響，可以説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傳播最廣、影響最深的主旋律影片。2022年是上甘嶺戰役70週年，也是電影《上甘嶺》全面公映65週年。每當“一條大河波浪寬”的插曲唱響，國人的思緒總會被帶回槍林彈雨下的抗美援朝戰場，也會追尋先烈遺志，更加由衷而深刻地熱愛“我的祖國”。《上甘嶺》為何能成為那個激情澎湃年代的精神燈塔，並始終照亮共和國人民的心路？答案，或許就藏在它上映之初的那段歲月裏。

英雄歷史譜寫英雄讚歌

恰如抗美援朝戰場的上甘嶺戰役，電影《上甘嶺》也是一場大捷，一場新中國現實主義文藝精品揚名立萬的大捷。1957年，軍旅文藝家張立雲發表于《電影藝術》的評論就此指出：“電影《上甘嶺》的出現，給中國電影藝術增添了新的光輝，打破了那種‘軍事題材沒有什麼可寫’、‘軍事影片吃不開了’等等謬誤論調。《上甘嶺》的成功也證明，劇作家、電影藝術家的密切合作，同心協力，是可以制出好的國産電影的”。

軍事題材怎麼寫出精彩？關鍵之關鍵，在於創作者走進戰場、走近英雄。1957年，《中國電影》雜誌策劃了《上甘嶺》創作談欄目，從中可以窺見這部電影主創團隊在還原歷史、表現真情方面下的“苦功夫”。編劇之一的曹欣，在《火熱的鬥爭激動著我們的心弦》裏介紹：“我們是以再訪‘上甘嶺’作為創作的開始的。我們差不多找遍了可以找到的上甘嶺戰役中的英雄和部分參戰人員，讀完了有關上甘嶺戰役的絕大部分文字材料”。執導該片的沙蒙，則于《導演“上甘嶺”的體會》一文中道出了他因《上甘嶺》而萌發的心靈震撼：“對導演來説，在創作上起了更多作用的，與其説是這些文字材料，倒不如説同這些戰役直接參加者的接觸中，和聽取他們回憶時，引起了我們思想情感的變化，比較確切些”。

真實終將無愧於親歷者，真情必能感染到過來人。1957年4月，上甘嶺戰役指揮員崔建功將軍在《新華日報》發表了他的《上甘嶺》觀後感：“我在勝利電影院第一次看到了反映抗美援朝的戰鬥故事片——《上甘嶺》。故事的內容使我激動得幾乎要流出眼淚。我雖然不懂藝術也沒有欣賞藝術的情緒，但那熟悉的山脈，熟悉的陣地，熟悉的坑道，熟悉的戰鬥場面，特別是那熟悉的英雄們的面孔和事跡都展現在我的眼前的時候，我不由地被引入上甘嶺戰役的沉思中了”。1957年8月，《上甘嶺》入選文化部和解放軍總政治部聯合主辦的慶祝“八一”建軍節三十週年電影展覽，獲得了軍方與文化界的雙重至高認可。

電影《上甘嶺》的現實主義文藝成功實踐，令當時的愛國文化工作者深感振奮。1957年7月31日，郭沫若在刊發于《人民日報》的理論文章《向中國人民解放軍看齊——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三十週年》中，盛讚“關於抗美援朝也有好的紀錄片，特別是《上甘嶺》。我認為不僅是一般讀者和觀眾的精神糧食，而尤其是文藝作家們的精神糧食”。可以説，《上甘嶺》為新中國文藝樹立了一根標桿，招展了一面旗幟。

萬人空巷的影史傳奇

電影內容與內涵“叫好”之餘，市場反饋的“叫座”情況也不應忽視。這方面，《上甘嶺》同樣表現不俗。

多數人最初聽聞《上甘嶺》這部電影，應當是在1956年夏季。那時，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提前播出了影片插曲《我的祖國》，這首歌很快便在全國範圍內廣泛傳唱開來。幾個月後的1956年12月，《上甘嶺》終於如約與參與首映活動的觀眾見面。此時，或許連製片方都未曾料到，中國電影史上難得一見的觀影浪潮，正呼嘯而來。

最先公映《上甘嶺》的是首都北京。1957年2月16日，新華社通訊報道稱自1月27日公映至2月15日，《上甘嶺》“觀眾達到六十一萬人次，每場的上座率平均達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打破所有影片在北京上映的最高紀錄”。緊隨其後的是攝製方駐地長春。1957年1月30日是《上甘嶺》在長春公映的首天。29日，新華社通訊透露“長春市各個電影院早已預售完了全部座票，觀眾們正在排隊購買明天正式上演的‘站票’”。

1957年2、3月間，一些大型城市的電影界也感受到了《上甘嶺》的無窮吸引力。3月18日新華社通訊披露：《上甘嶺》在“南京首輪電影院放映完畢，觀眾有四十五萬人次，上座率百分之百。到14日為止，上海預訂出的票數是一百三十九萬多張，已經超過了以往任何影片的訂票數。天津自3月1日到10日預訂出了一百多萬張票”。

當《上甘嶺》在大型城市陸續亮相，其他城市的影迷早已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希望儘早一睹感人淚下的《上甘嶺》。在4月30日開映前一週，寧波已有3.5萬名群眾訂購了《上甘嶺》電影票，約佔當時寧波全境人口的三分之一強。5月5日《寧波大眾》報道表示“早在上海舉行新片展覽的時候，兩家電影院就不斷地接到許多觀眾打來的電話，詢問《上甘嶺》什麼時候到寧波”。

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上甘嶺》也代表中國影界“走出國門”，向世界展示中國人民的豪情壯志。

1957年4月21日，時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訪問瀋陽，當夜，在時任黨中央副主席朱德的陪同下，伏羅希洛夫欣賞了影片《上甘嶺》。1957年7月13號，日本前軍人訪華團到訪長春電影製片廠，廠方為他們準備的招待影片也是《上甘嶺》。

1959年6月，《上甘嶺》在印度尼西亞主要城市輪番播映。7月16日，《參考消息》援引外媒消息稱該片“在蘇門答臘第一大城市棉蘭上映時，曾連映一百八十場，觀眾達十五萬人，在雅加達上映時，又在各大戲院連續映了整整二十五天，觀眾近二十萬人次”，這個數字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電影出口史上堪稱頂流。

讓無數國人潸然淚下的《上甘嶺》也激勵了同受帝國主義威脅的其他國家人民。1962年《上甘嶺》在古巴公映之際，恰逢戰氛濃烈的“古巴導彈危機”。當時有古巴革命戰士在觀影后激動地對中國記者表示：“我們將像你們一樣地趕走美國佬，古巴的每一座山都將成為上甘嶺”。

到處都有青春的力量

歷數《上甘嶺》在1950年代人民群眾中激起的思想浪花，新青年們因這部影片獲得的精神洗禮，無疑最為引人矚目。

1957年1月31日，丁裏在刊載于《人民日報》的《上甘嶺》影評裏感嘆：“這是一部很有意義的影片。《上甘嶺》的英雄們的事跡，對廣大的觀眾，特別是青年觀眾將會發生重大的影響。英雄們在激烈戰鬥、極端艱難的環境中所能做到的，難道我們在和平建設的崗位上做不到嗎？回答應該是肯定的！”

在國家層面，一批有識之士充分認識到《上甘嶺》對青年思想教育具有積極作用，呼籲將相關感染熏陶推向更高水準。1957年3月，人民教育家徐楚波在全國政協第二屆三次會議上作了題為《加強北京市中學裏的政治思想教育》的大會報告，其中特別提到北京市“學生對《上甘嶺》這部影片很感興趣，為此，願意學習志願軍的英雄榜樣”。《上甘嶺》公映後，團中央各輿論平臺相繼刊出多篇青年思政主題影評，其中《中國青年報》發表的，解放軍總政文化部文藝處長馬寒冰撰寫的文章《我們從影片〈上甘嶺〉學習什麼？》，以及《中國青年》雜誌刊發的觀後感《看完〈上甘嶺〉以後》影響最大。

各地方也將《上甘嶺》作為鮮活素材，積極開展形式多樣、參與廣泛的“熒幕上的青年思政課”。

據新華社消息，1957年2月23日，南京市團委、文化局與江蘇省電影發行公司聯合邀請1700多名各界青年參加了“電影《上甘嶺》招待會”，主辦方邀請上甘嶺戰役功臣崔建功、尹邦憲、胡榮經與青年朋友們一道觀影，並分享他們在上甘嶺浴血奮戰的感人事跡。3月23日，崔建功又與另一位參加過上甘嶺戰役的指揮員張計法，共同在上海文化廣場面向萬名青年講述那場壯烈戰鬥的英雄印記。這場規模宏大的分享會是上海方面配合《上甘嶺》公映展開的主題宣傳活動。在首輪公映期間，上海有關部門總計安排兩萬多名本市青年與崔建功、張計法現場交流。

1957年4月9日是《上甘嶺》在杭州預映的第三天。當晚，杭州市工會、團委及《杭州日報》編輯部組織來自各行各業的青年代表，圍繞《上甘嶺》觀影體會展開思想交流。到會青年紛紛表示“要學習英雄們為著革命事業而艱苦奮鬥，在極其困難的環境下始終樂觀地堅持奮鬥的自我犧牲精神和同志間高度的團結友愛精神”。作為配套宣傳活動，寧波人民廣播電臺于《上甘嶺》在本地公映前後的4月27日、30日以及5月5日、7日、12日多次播送七連張連長、八連指導員以及崔師長的對話實況錄音。《寧波報》也在4月30日公映當天發佈“請大家寫‘上甘嶺觀後’”徵文啟事，鼓勵廣大青年讀者結合自身學習工作，暢談觀看《上甘嶺》影片後的深刻感悟。

據當事人回憶，《上甘嶺》導演沙蒙曾在甄選影片插曲時，向作曲家劉熾交代過他對配樂的期許：“希望這支歌隨電影的演出傳遍全國，而且家喻戶曉……過了若干年，這部電影不演了，只要唱起這首歌，就會聯想起影片中動人的場面，就會懷念起那些可歌可泣的志願軍英雄們！”2018年7月，英國皇家利物浦愛樂樂團在國家大劇院奏響《我的祖國》，現場觀眾歡呼沸騰，紛紛跟著樂聲高唱起“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沙蒙導演的寄望沒有落空，一代又一代的共和國人民記住了《我的祖國》，記住了《上甘嶺》，更牢牢記憶著70年前那場打出自信、打出天地的“立國之戰”——偉大的抗美援朝戰爭。

（作者單位：上海大學歷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