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擬《史記》”批評與《史記》的經典化

“擬史”批評是中國文學批評中的一種特殊現象，是以“史”的視角觀照其他作家作品，表現為將作家作品比擬為史傳進行闡釋與批評。在中國古代文學“擬史”批評中，“擬《史記》”批評由於其發生的頻繁性、廣泛性，已經從一種文學現象上升為文學觀念，對中國文學産生了深刻影響。

“擬史”批評根源於儒家文化深刻的宗經重史思想。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裏即流露出“竊比《春秋》”的擬《春秋》動機，這使得《史記》在思想內容上具有了更加宏厚深遠的寄託意義。其後因單篇流佈，《史記》多有亡逸。西漢元成年間褚先生倣《史記》體例補寫亡篇，可視為最有代表性的擬《史記》創作。其後班氏父子補《史記》記事所未及，斷西漢一朝為限以成《漢書》，開創了斷代史的先例，成後世史書不易之體。然《漢書》仍以《史記》紀傳體為祖，未泯滅司馬遷發凡起例之功，故而後世多有將傑出的史書比擬為《史記》的現象。明代歸有光甚至提出了“二十史皆為《史記》”的説法。

唐代古文運動奠定了《史記》的文學經典地位，此後，其他文體中“擬《史記》”批評現象層出不窮。散文領域，《新唐書·柳宗元傳》談到韓愈評柳宗元的文章“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而柳宗元作的《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中也説“遷與退之，固相上下”。到宋代，蘇軾評價歐陽修“記事似司馬遷”。蘇洵《上歐陽內翰第二書》中提到張方平見蘇洵之文“以為似司馬子長”。唐宋八大家多有被比擬為司馬遷的現象，即便被時人稱“不好《史記》”的蘇軾，王安石也稱其所作《表忠觀碑》“似司馬遷”。元代楊維楨《吊謝皋父》中稱謝皋羽“詩似二李，文似太史公”。明代前後七子文學復古以《史記》為旗幟，相關文論更是將“擬《史記》”批評發揮到極致。明代黃省曾《與李獻吉書》稱李夢陽“古文奇氣俊度、跌宕激昂，不異司馬子長”，張治道《翰林院修撰康公海行狀》稱康海“議論如孟軻，為文類馬遷”，康海在《渼陂先生集序》中稱讚王九思“敘事似司馬子長，而不屑于言語之末”。與復古派相對的唐宋派茅坤在《與蔡白石太守論文書》中自述“少喜為文，每謂當跌宕激射似司馬子長，字而比之，句而億之”；歸有光在《五嶽山人前集序》中稱自己“性獨好《史記》，勉而為文”。清人唐鑒在《法鏡野先生》中稱讚“天下言文者歸太史公，而明歸熙甫。學之，為能神似”。“歸震川似《史記》”是明清學者的共識。到清代，桐城派先驅戴名世對《史記》文法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徐宗亮《南山集後序》稱“當時固有稱其文得太史公逸氣者”。姚瑩將姚鼐擬作司馬遷，在《識小錄》中曰：“惜抱軒詩文，皆得古人精意，文品峻潔似柳子厚，筆勢奇縱似太史公。”由此可見，“擬《史記》”批評作為散文領域的一個重要觀念，代不乏人，對文學創作與審美都有著重要影響，甚至影響到國外作品。近代黃遵憲評價日本古賀精裏《贈茶博士某序》曰：“敘述茶事甚詳，而抉剔弊竇，曲盡情狀，如太史公《貨殖傳》《平準書》。”

在詩歌領域“擬《史記》”批評同樣影響廣泛。宋代蘇軾首先提出“杜甫似司馬遷”的議題。楊萬里在《江西宗派詩序》曰：“江西宗派詩者，詩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人非皆江西而詩曰江西者何？係之也。係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東坡雲：‘江瑤柱似荔子。’又雲：‘杜詩似《太史公書》。’不惟當時聞者嘸然，陽應曰‘諾’而已，今猶嘸然也。非嘸然者之罪也，舍風味而論形似，故應嘸然也，行焉而已矣。”強調了“以味不以形”的邏輯思維，對“杜甫似司馬遷”的解讀重在風味而非形似。劉克莊《跋鄭大年文卷》曰：“余嘗謂作文難，論文尤難，貌似者不若意似。……意似者，杜詩之似《史記》也。”此説著眼在杜詩與《史記》的“意似”而非“貌似”，與楊萬里“以味不以形”之説名異實同，皆是對蘇軾之論的深度解説，而其實質則側重的是杜詩的詩史價值。這一觀點在注重辨體的明代受到批判，楊慎《升庵詩話》曰：“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韻語紀時事，謂之‘詩史’。鄙哉宋人之見，不足以論詩也。”謝肇淛《小草齋詩話》中也認為：“少陵以史為詩，已非風雅本色。”基於此，清代學者對此題進行修正。沈德潛《説詩晬語》曰：“五言長篇，固須節次分明，一氣連屬。然有意本連屬，而轉似不相連屬者：敘事未了，忽然頓斷，插入旁議，忽然聯續，轉接無象，莫測端倪。此運《左》《史》法于韻語中，不以常格拘也。千古以來，且讓少陵獨步。”將“杜甫似司馬遷”的討論局限在五言長篇。王士禛又著眼于七言歌行，其《漁陽詩話》曰：“七言歌行，杜子美似《史記》。”方東樹《昭昧詹言》中也總結七古曰：“詩莫難於七古。七古以才氣為主，縱橫變化，雄奇渾顥，亦由天授，不可強能。杜公、太白，天地元氣，直與《史記》相埒，二千年來，只此二人。”並由此深入杜詩敘事的研究：“欲知插敘、逆敘、倒敘、補敘，必真解史遷脈法乃悟，以此為律令。”至清末劉熙載《藝概》總括而言：“杜陵五七古敘事，節次波瀾，離合斷續，從《史記》得來，而蒼莽雄直之氣，亦逼近之。畢仲遊但謂杜甫似司馬遷，而不係一辭，正欲使人自得耳。”最終完成了對宋人“杜甫似司馬遷”論題的修正，使得其被限定在五七言古體詩領域，成為中國詩學史上的重要命題。

詩文是中國古代文學的主流文體。詩文之外，其他文體作品中“擬《史記》”批評也層出不窮。小説領域，明代金聖嘆提出“《水滸傳》方法都從《史記》出來”的重要觀點，將《水滸傳》擬作《史記》進行敘事、寫人等文法方面的評點，其後清代毛宗崗在《讀三國志法》中説：“《三國》敘事之佳，直與《史記》仿佛。”張竹坡評點《金瓶梅》也將《金瓶梅》與《史記》比擬，認為“惟《金瓶梅》純是太史公筆法”。戚蓼生《石頭記序》將《紅樓夢》與《史記》比擬，稱《紅樓夢》“殆稗官野史中之盲左、腐遷”。馮鎮巒《讀聊齋雜説》曰“此書即史家列傳體也，以班、馬之筆，降格而通其例于小説”，並認為“《聊齋》以傳記體敘小説之事，倣《史》《漢》遺法，一書兼二體”。擬《史記》評點現象在明清小説評點中不勝枚舉，成為小説評點的重要觀念。

此外，辭賦領域，宋代羅大經《鶴林玉露》曰：“太史公《伯夷傳》，蘇東坡《赤壁賦》，文章絕唱也。其機軸略同……東坡步驟太史公者也。”將《赤壁賦》與《伯夷列傳》類比。清代王芑孫將庾信《哀江南賦》比擬為《太史公自序》，曰：“以庾子山《哀江南》而論，其悲壯雄俊，沉鬱頓挫，為六朝以來所僅見，後人謂其神似《太史公自序》。”戲曲領域，明代韓邦奇最早將關漢卿與司馬遷並舉，胡應麟《少室山房曲考》談到“今王實甫《西廂記》為傳奇冠，北人以並司馬子長”；金聖嘆同樣將《西廂記》列入“六才子書”，用與《史記》“一副手眼”進行評點；晚明孟稱舜稱讚元人武漢臣《天賜老生兒》曰：“如此劇與《趙氏孤兒》等白，直欲與太史公《史記》列傳同工矣。”可見“擬《史記》”批評在戲曲領域同樣影響深刻。

“擬《史記》”作為中國古代重要的文學觀念，具有深刻的思想文化價值。正如清代尤侗在《艮齋續説》中評價詩歌領域的“擬《史記》”時所言“杜詩似《史記》，不但為太史公增價，併為工部雪冤矣”。“杜詩似《史記》”的論題，對《史記》與杜詩的經典建構皆有價值。不同文體領域共有的“擬《史記》”批評反映了《史記》傳播的廣度與文學影響的深度。不同文體在文學功用、接受群體、審美特徵等方面皆有區別，而不同領域的“擬《史記》”批評都將《史記》視為重要的文學經典而樹立，反映出《史記》在不同維度的經典化過程。同樣，依賴“擬《史記》”批評，不同文體尋找到彼此間的共通之處，從而為文體之間相互滲透與學習提供了可能，進而推動了中國古代文體的進一步發展。（作者：劉彥青，係陜西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