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樂文明•傳承優秀傳統文化（五）｜禮要“合理”

 【編者按】禮樂，是中國文化的標誌。中國自古號稱“禮義之邦”，禮樂之道為中國人確立了共同的價值理念和行為準則，中華民族也由此成為多元一體的偉大民族。了解禮樂文化，是了解中國文化，也是中國人自我理解的重要前提。民族復興需要文化自信，禮樂文明正是我們堅定文化自信的底氣。

中國網文化中國頻道特別推出“禮樂文明·傳承優秀傳統文化”欄目，闡發禮文化的內涵，揭示其精神真諦，探討如何發掘其中的精義，加以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提升大眾的文化自信與文化自覺，助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今天推出第五篇《禮要“合理”》。

文化學者 宋逸民

我們現代人經常問：“這合理嗎？”事情的合理與否，意味著合法性的有無。其實，中國古人更關心合“禮”與否。這是因為“禮”在古代被視為“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換句話説，合禮的自然也是合理的。要想合理，就要合禮而不能違背禮。

早在孔子之時，就有對“禮”與“理”關係的明確論述。《孔子家語·論禮》記載，孔子云：“禮者，理也。”（《禮記·仲尼燕居》作“禮也者，理也”）。“理”字最原始的意義是“治玉”，即加工雕琢玉石，後引申為剖分，又引申為條理、道理、義理等。所以，孔子的意思是説，禮的作用在於對混亂無序的東西加以分理，使之條理有序，從而合於道理。《禮記·樂記》又進一步説：“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禮表現的是世事中不可改變的道理，禮儀的規範因此而具有了天然合理性。換言之，禮是“理”的重要表現形式，它本于情理，建構倫理，體現天理。因此，無論是治學、修身還是為政，皆需依禮而行，以了解和把握其內在之“理”。

禮本于“情”理，人的情感因素是禮樂得以産生和發展的基礎。古語有雲：“情生於性，禮生於情。”“禮”乃因人情而作，這就是儒家常講的“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舉例來説，喪禮是在生命結束之後的儀式，表達了生者內心對逝者的哀痛之情。依據生者與逝者之間關係的親疏遠近不同，喪禮在形式上會有相應的安排，這就是古代的“五服”制度。在守喪的時長上，“三年之喪”是最長的，是兒子為去世父母所服喪的期限，表達的就是孝子最大程度的悲痛之情。之所以時間長，一方面是由於這種時間安排與內心哀痛的程度相稱，另一方面則是由於古人認識到，悲痛得越厲害，就越需要更多的時間來平復心情。再比如，古代官員有“丁憂”制度，就是當官員的雙親去世的時候，朝廷要給予其三年的假期。這些都充分體現了禮是合乎情理的。“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有學者提出借鑒古代禮制，倡導“喪假”制度，我覺得非常必要的。

禮不僅要合乎情理，還反映著倫理。眾所週知，中國文化是一種“倫理本位”的文化，中國古代以血緣親情為基礎建構了一種順應人倫的社會倫理秩序。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等人倫關係與人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人們能夠從中得到切實可感的體驗，而這些關係本身所具有的一些倫理性原則，又被融入到禮樂之中，以一種輕鬆活潑的狀態展現出來，發揮著教化、引導的作用。這就是梁漱溟先生所講的：“孔子便不是以乾燥之教訓給人的，他根本導人以一種生活，而借禮樂去條理情意。”“大興禮樂教化，從人的性情根本處入手，陶養涵育一片天機活潑而和樂恬謐的心理。”

了解《儀禮·士昏（婚）禮》《禮記·昏（婚）義》的朋友都會知道，傳統婚禮的形式相當嚴格細密，氣氛也莊重嚴肅。《昏義》上説：“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並將婚禮視為“禮之本”，這反映的正是古代社會對夫婦一倫的高度重視。《易傳》中就指出，人類社會先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之序，有上下之序才進而延伸出各種禮的規定以保障社會秩序。從這一社會發展的序列看，夫婦、夫子均屬於家庭的範疇，但夫婦則意味著家庭的開始，人類由此而得以世代傳衍，故“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但是，夫婦之間本沒有血緣親情，雙方由情感等原因而結合在一起，實際上是缺乏穩定性的。為了維繫這種重要的倫理關係，使其更為持久，所以便制定了嚴密而隆重的婚禮儀式。

禮反映著合理的行為方式，是公序良俗的體現。人們通過各種形式，比如家訓、戲曲、藝術、俚語等方式來傳達人須守禮的理念。在日本東照宮有一座馬廄，那裏經常遊人如織。大家之所以對此趨之若鶩，是因為那裏有個“三不猴”的木雕。三個神態各異的猴子，一個蒙眼，一個掩口，一個捂耳。稍微熟悉一點中國經典的朋友，馬上就會想到《論語》。孔子對弟子顏淵講：“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就是“四勿”。大概日本人不知道如何表現“非禮勿動”，就由“四勿”變為了“三勿”。其實，在我們中國，民間有很多以“四勿猴”為主題的文玩。這些都是要以此警醒人們，溫習並牢記聖人的教誨，視聽言動都要合禮。而“非禮”在古代則是一項極其嚴重的指控，嚴重者可以入罪。所以孔子教育兒子説：“不學禮，無以立。”

禮的內在精神還體現出天道之“理”。董仲舒有句名言：“天不變，道亦不變。”道之所以具有那麼崇高的地位，就是因為它的“永恒性”。“理”正如“道”一樣，也有亙古不變的特性。道與理，合為一詞就是“道理”。中國人愛講“道理”，信任“道理”。有個關於“道理”的故事。沈括的《夢溪筆談·續筆談》有一段記載，宋太祖問趙普：“天下何物最大？”趙普的答案居然是：“道理最大。”趙普算不得正宗的儒家士大夫，讀書不多，半部《論語》治天下的典故便與此君有關。所以，趙普這個回答確實了不起，非常合乎儒家的理念。儒家向來強調“道高於勢”，“理大於權”。更令人敬佩的是，作為皇帝的趙匡胤，對此答案“屢稱善”，看來他對此理念是深深服膺的。大家可以設想一下，如果換作朱元璋，聽到這個答案會作何反應。

禮除了要合乎情理、倫理、天理之外，在今天還要合乎“理性”。中國古代的禮，是從原始宗教發展而來，經過周公和孔子的“人文化”轉化，也就是“理性化”，才形成後世的文明形態。不過，人類歷史由傳統轉變為現代，其中一個特徵就是“理性至上”，古人所講的情理、倫理、天理，在今天也要經過“理性”的審查！傳統的禮，需要經過現代的洗禮，才能變得“合理”。傳統的“三綱”“三從”都在這種現代理性、現代價值觀念的審視下，被批判，遭到現代人的鄙棄。“跪拜禮”也因為所謂與“平等”觀念相齟齬而備受爭議，早在1912年就退出了官方禮儀，只殘留在民間社會的部分場合。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禮”，歷史上的王朝都有“制禮作樂”“移風易俗”的做法。如何判斷“禮”是否需要變革，其根據就在於“理”。今天，如果我們依然需要“禮樂”文化的滋養，那麼就不能把傳統的禮樂形式照搬到今天來，而必須合乎今天的“道”“理”，合乎“現代價值”。

我一向主張“與古為新”，將傳統與現代融匯貫通，才能使現代有“根”有“源”。如果我們還需要現代的“新”禮樂的建構，其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根據就在於“合理”，就是要與現代生活、現代價值相適應、相協調。一要立足時代，從現實的具體社會生活入手，不能脫離時代，否則就不會被大眾所接受。二要紮根傳統，將其中“合理”的部分繼承下來，加以“損益”。現代性雖然誕生於西方，但是現代文明應該有本土傳統特色而形成多元現代化，不能完全以西方文明的價值觀念作為現代文明圭臬，把傳統的民族的禮樂形式一概視為“封建的”“糟粕的”“陳舊的”而予以否定、拋棄。在過去的很長時間，我們往往以一種“現代人”的“傲慢與偏見”對待傳統，尤其是傳統的禮樂、風俗，結果付出了慘痛代價。如何協調好二者之間的關係，應該審慎再審慎，充分聽取專家與大眾的意見。

比如成人禮。中國上古時代就有，成人禮分男女，男子二十而冠，女子十五加笄。而具體的成人禮的過程，非常複雜。這些年我參加過一些朋友設計的成人禮，有較為傳統的，也有相對時髦的。我個人以為，現代成人禮，應該賡續的是傳統成人禮的“禮義”，就是“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也就是説能夠通過這一套禮儀，讓受禮的少年，産生明確的成人意識，擔負起成人的社會角色，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至於禮儀形式，則需要根據現代社會生活的實際加以變革。古代成人禮在家廟舉行，但我們現在大部分地方已經沒有“家廟”了。古代的“加笄”對現代女孩來説還勉強可以做到，但是男子“加冠”，因為男生普遍的短髮而無法束髮，所以便顯得有些滑稽。本來莊重的儀式，會因為這一個“細節”而喪失意義。因此，我設想的現代成人禮，男生可以穿著中式立領學生裝，既有東方氣質，又具現代精神，將古今中西融合在一起。加冠可以更換為其他形式，比如在上衣別上成人禮紀念扣、父母長輩贈送紀念禮物等。但是父母、師長的諄諄教誨、殷切希望卻不能缺少。其實，其他各種禮儀都可以有類似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既不失去“民族性”，也不違背“時代性”。

有朋友會問，為什麼非要以禮來表現理呢？朱熹解釋説：“禮即理也，但謂之理，則疑若未有形跡之可言。制而為禮，則有品節文章之可見矣。”理是抽象的，而禮則是可以感知的，而且禮本身不是隨意制定而是符合天道的。抽象的“理”不容易把握，要把“理”具體化到社會生活領域，那麼具象的“禮”就承擔了這樣的功能。

理解了“禮”與“理”的關係，我們就不會為各種誤解、歧見所糾結。不管是周公制禮作樂，還是朱子製作《家禮》，都有針對時代的思考，基本上做到了“合理”，因此在當時和後世産生了深遠的影響。但是，任何一種禮，都有時代性的一面，因此剔除過時的形式，根據時代變遷加以損益，才能保障禮的合理性、有效性。若干年前，岳麓書院殷慧教授出版了一部研究朱熹禮學的專著——《禮理雙彰》，這個書名令我印象深刻，它揭示了南宋大儒朱子禮學之所以影響深遠的奧秘。今天我們依然應該秉持“禮理雙彰”的精神，讓傳統禮樂煥發時代活力，讓主流價值之理念找到更為恰當合理的禮樂形式加以推行與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