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現古代先民高原生活圖景

再現古代先民高原生活圖景

【新展大觀】　

古代先民所穿的“雪地靴”長什麼樣？當災難來臨時，四千年前的人們如何應對？世界上的第一碗麵條出現在哪？它是用什麼材料和方法製作的？2020年度被列入“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都蘭熱水墓群上新了哪些文物？

11月30日，青海省博物館重新與大眾見面。經過半年的展陳改造，其展陳面積增加至9450平方米，上展文物1331件（套）/2405件，其中一級文物191件，珍貴文物248件（套）。日前，記者走進青海省博物館，在“青海歷史文物展”“青海非物質文化遺産精品展”“青海考古成果展”“百年青海革命文物目錄展”等展覽中了解青海地域歷史及民族文化。

睿智——當遠古人類遇上泥土

走進“青海歷史文物展”展廳，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各式各樣的彩陶器。彩陶盆、彩陶甕、彩陶瓶、彩陶鼓、彩陶壺等形態各異、紋樣精美。展櫃中一個酷似現代雪地靴的彩陶器格外引人注目。

細看這只“雪地靴”，靴筒上繪有對稱雙線回紋，靴幫上則裝飾著雙線帶紋和三角紋。“陶靴雖然是一種容器，但其造型是古代先民穿靴的直接反映。這件出土于青海省海東市樂都區柳灣墓地的彩陶靴在我國屬首次發現。”博物館講解員安瑞婷介紹。

陶器源於古代先民在用火過程中的發現，被火燒過的泥土會變得堅硬有型，並且其中一些四邊向上兜起的“泥塊”還能保存雨水，受此啟發，人們開始有意識地將泥土製作成它們想要的形狀，然後放到火中燒制，陶器就這樣誕生了，並逐漸成為人們的日常生活用品。

青海境內的彩陶文化跨度涵蓋仰韶文化、馬家窯文化以及宗日、齊家、辛店、卡約等文化時期。不同於現代陶器的工業塗料，先民的彩陶顏色來自礦物質顏料，歷經數千年光彩依舊。

漩渦紋、鋸齒紋、回形紋、蛙紋、圓圈紋、三角紋、網格紋……陶器根據器形配以不同的紋樣，有的紋樣直接反映出原始先民的生産生活圖景。“青海考古成果展”展廳中的舞蹈紋彩陶盆就生動展現了原始人類集體舞蹈的場景：陶盆內壁畫了兩組人穿著圓球裝束，手拉手跳舞，整個畫面看似靜止，卻讓人感受到舞動的節奏。

展出的一件件彩陶，似乎在訴説著千年前，先民們在這片土地上如何開闢出自己的家園樂土。

要衝——作為“鎖鑰之地”的青海

在數千年前的青藏高原，中西方的文明交流是如何進行的？青海省博物館收藏的圓銎寬葉倒鉤銅矛就講述了四千年前關於“交流”的故事。

這柄銅矛被發現于青海省西寧市城北區的沈那遺址，器體寬大，鑄造精美，與歐亞草原阿爾泰山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同類器形極為相似，類似的銅矛在河南淅川下王崗遺址、青海大通永豐村等地也有發現。這説明早在四千年前，我國中原和西部地區的先民就與來自歐亞草原上的遊牧部落有了接觸，這比絲綢之路的文明交流，早了約兩千年。

“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地處東西方文化交匯區的青海，是中原農耕文化與草原遊牧文化的接合部，唐蕃古道、茶馬古道穿越青海，不同的經濟形態、複雜的民族結構、各種文化因素在這裡交融匯聚，留下了6000余處輝煌燦爛的文化遺存。

展櫃中的一組波斯薩珊朝銀幣就是青海地區中西交流的産物。波斯銀幣是古代中亞國際性貨幣之一，魏晉南北朝時期已在西域各國流通使用。由於絲綢之路青海道的開通和吐谷渾開展東西方貿易，波斯銀幣也流通到了青海，它的出土反映了西元4世紀末到6世紀初青海在中西貿易往來交通線上的重要地位，也印證了絲綢之路青海道文化交流和商業貿易的繁榮盛況。

精緻——都蘭熱水墓文物展現古人生活

古人在青藏高原上的生活有多精緻？璀璨奪目的金銀器，紋飾精美的絲織品……青海都蘭熱水墓群的出土文物或許可以給你答案。

熱水墓群位於青海省都蘭縣熱水鄉扎瑪日村血渭草場，1996年被國務院公佈為第四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8年至202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對熱水墓群中的2018血渭一號墓進行發掘，出土金銀器、銅器、鐵器、漆木器、皮革、玉石器、玻璃器及紡織品等各類文物千余件。

在“青海考古成果展”展廳，都蘭2018血渭一號墓出土的24件文物在“黃金之丘——熱水墓群”單元首次亮相，吸引不少觀眾駐足觀看。通過微縮景觀、主題宣傳片、場景復原、紀錄片推介等形式，搭配以聲、光、色等輔助手段，觀眾在行走間品味獨特的文化魅力。

展櫃裏出土于2018血渭一號墓的雙獅日月金牌飾是重要展出文物之一，金牌飾的中心是由日、月和寶相花上下組合的圖案，圖案兩側各有一個蹲坐的雄獅，雄獅或銜日或拱月，鬃毛怒張，前腿弓，搭在寶相花上，後腿曲，尾巴捲曲呈環狀，獅身各鑲嵌一紫水晶；雙獅日月金牌飾的旁邊是一支造型精美的鑲綠松石鳳釵，同樣出土于2018血渭一號墓，鳳鳥站在一支釵腳上，另一支釵腳從鳳鳥的胸前伸出，通身用綠松石鑲嵌的鳳鳥栩栩如生……

“血渭一號墓是熱水墓群乃至青藏高原地區發現的佈局最完整、結構最清晰、形制最複雜的高等級墓葬之一，為研究唐（吐蕃）時期青藏高原的葬制、葬俗及唐與少數民族關係史、絲綢之路交通史、物質文化交流史等相關問題提供了重要的實物依據。”安瑞婷説。

（本報記者 萬瑪加 王雯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