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考古實證中華文明的力量

20世紀20年代，對於中國考古學，是一個開創性的十年。這十年間，在中華大地上的四次重要考古發現，驚艷世界，以擲地有聲的力度奏響了“中國現代考古學”的華彩樂章。

1921年在河南澠池考古發現的仰韶文化，是中國現代考古學史上出現的第一個考古學文化名稱，為研究中國史前文化開闢了廣闊的前景。

1926年山西夏縣西陰村遺址的發掘，奠定了中國考古學基礎。發掘出土的半個人工切割的蠶繭標本，為研究絲綢起源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證據。

1928年開始的殷墟考古，出土了大量都城建築遺址和以甲骨文、青銅器為代表的文化遺存，確立了殷商社會作為信史的科學地位。

1929年在週口店遺址發現一塊完整的“北京人”頭蓋骨。這一石破天驚的發現，為人類起源提供了大量的、富有説服力的證據。

此後，隨著山東城子崖遺址、寶雞鬥雞臺遺址、余杭良渚遺址等一系列考古發掘，中國現代考古學走入新的紀元。而在新中國成立後，考古人在古人類至明清各個時期的研究中，更是取得了豐碩成果。經過幾代考古人接續奮鬥，考古發現延伸了歷史軸線，增強了歷史信度，豐富了歷史內涵，活化了歷史場景，考古技術不斷突破，考古理論日益完善。

一個世紀以來，考古人“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為“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風餐露宿、宵衣旰食，讓考古工作成為“展示和構建中華民族歷史、中華文明瑰寶的重要工作”。

明晰華夏悠久文明的歷史脈絡

考古印證歷史，考古帶來新知。

我國浩如煙海的文獻典籍記錄了中國3000多年的歷史，同時在甲骨文發明以前在中華大地還有1000多年的文明發展史、超過百萬年的人類發展史並沒有文字記載。考古學者將埋藏于地下的古代遺存發掘出土，將塵封的歷史揭示出來，將對它們的解讀和認識轉化為新的歷史知識。

“我國考古發現的重大成就實證了我國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習近平總書記的話擲地有聲。

百萬年的人類起源史和上萬年的人類史前文明史，需要依靠考古成果來建構。即使是有文字可考的文明史，也需要通過考古工作來參考、印證、豐富、完善。

“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短短14個字背後，是中國考古學者百年的不懈奮鬥。

隨著週口店北京人遺址令人欣喜的發現，古人類在中國生存的歷史被向前推移了五十多萬年。在新中國成立後，元謀人的發現和研究成果更是將古人類在中國生存的時間向前推移了一百多萬年。

百萬年人類史之後，我們走入一萬年文化史的新石器時代。

半坡遺址、磁山遺址、北首嶺遺址、後李遺址、西水坡遺址、王因大汶口墓地、西坡遺址、八里崗遺址、上山遺址、楊官寨遺址等，通過考古我們發現，這一時期聚落規模更大，佈局更為規整，氏族墓地發達，生産工具有很大進步，生活用品更為多樣。我們看到，傳統的華夏文化在這一時期已經孕育。

在距今5000年前後，我國的新石器時代進入末期，氏族社會發展到了頂峰，文明已經到來。雙槐樹遺址、石家河遺址群、良渚遺址、平糧臺遺址、王城崗遺址等，都是這一時期的代表。

從遙遠的百萬年，我們的先祖一代一代、一步一步，走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時期。二里頭遺址的發掘讓夏王朝“光影浮現”，安陽殷墟的發掘則給商朝貼上了“殷商”的標簽，而我們對周朝的認識更是離不開竹簡與青銅器，前者是歷史文獻，後者則通過發掘得以重見天日。之後，一代代王侯將相揮斥方遒，一位位博學大儒講學論道。兵器的碰撞，思想的交鋒，中華大地最終成為世界古代文明的重要地區之一。

“多元一體、兼收並蓄、綿延不斷”。在當代世界各國的考古學、歷史學中，能夠擁有如此完整、從未斷裂的考古學譜係與歷史文化序列者，唯有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國家的考古學比較，中國考古學既有百萬年人類史、一萬年文化史的豐富史前考古學遺存，又有極為豐富、別具特色的文明史遺存。基於如此豐厚遺産之上的中國考古學，令世界驚嘆、艷羨。

形成中國考古學科的理論體系

兼收並蓄、上下求索間，中國考古學一直在探索、豐富屬於自己的理論。

第一代中國考古學家的目標主要是尋找“中國文化的原始”，論證中國文化的本土起源。以時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為代表，認為史前文化整體格局構建是“夷夏東西”框架。

在這一時期，第一批留學國外學習考古學的中國年輕學者，包括李濟、梁思永、裴文中等陸續回國，把他們在國外學到的考古學知識運用於中國考古學實踐中，開始主持山西夏縣西陰村、河南安陽殷墟、北京週口店等重要遺址的發掘。而當時的歷史語言研究所于1928年至1937年對殷墟的發掘，則是由中國考古研究機構第一次獨立組織實施的考古發掘。梁思永在安陽後岡發現了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和商文化由下至上的地層疊壓關係，也就是著名的“後岡三疊層”，解決了此前在學術界爭論不休的這幾種文化遺存孰早孰晚的問題。

1937年至1949年，持續十餘年的戰爭，考古事業幾近停滯。

新中國成立後，考古事業得以重啟，理論隨著考古實踐也得以不斷發展、完善。1949年以後，“黃河流域中心論”或稱“中原中心論”佔據主導地位，強調黃河流域的核心作用和強大影響力。

20世紀80年代，蘇秉琦摒棄了傳統的“中原中心論”，依據全國各地出土的考古材料總結出史前文化的“區係類型”理論；又由中國古代文明起源存在的多中心和多元格局，提出中國文明起源的“滿天星斗説”和中國文明形成的“多元一體”模式，以及“古文化—古城—古國”説和“古國—方國—帝國”發展模式説。

嚴文明在1987年提出“重瓣花朵”模式，認為史前文化格局中，“最著名的是中原文化區”，周圍有甘青文化區、山東文化區、燕遼文化區、長江中游文化區和江浙文化區，最外層也還有許多別的文化區，“整個中國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個巨大的重瓣花朵”。

幾乎在“重瓣花朵”模式提出的同時，張光直提出了“中國相互作用圈”模式，即在西元前5000年以前，中國各地史前文化互相分立；西元前5000年左右，新的文化出現，舊的文化擴張；到了約西元前4000年，這些文化彼此密切聯繫起來。

隨著考古事業的穩步發展，20世紀90年代起，國家層面組織了多次大型考古工程。

1996年，“夏商周斷代工程”被作為國家“九五”科技攻關重點項目啟動。該工程將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研究手段與研究成果相結合，開設了9大課題44個專題，來自歷史學、考古學、文獻學等領域的170名專家學者聯合攻關，工程于2000年9月結題。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是繼“夏商周斷代工程”之後的另一項重大考古項目。該工程2004年正式啟動，2018年5月發佈了工程4期的相關研究成果。工程以考古調查發掘為獲取相關資料的主要手段，輔之以現代科學技術的支撐與多學科交叉研究的方式，取得的成果豐富紮實。

在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仍在繼續的同時，國家文物局推出“考古中國”重大研究專項。該研究主要針對一些重大考古和大型遺址保護項目，深入研究早期中華文明的多元一體格局。“夏文化研究”“河套地區聚落與社會研究”等項目，意求進一步撥開早期中國文明的迷霧。

縱觀百年，中國考古學逐步形成了以李濟開創的“田野考古發掘”為主要蒐集手段，以梁思永“考古地層學”和蘇秉琦“考古類型學”為基本分析方法，以夏鼐“考古學文化定名説”和蘇秉琦“區係類型理論”“文明道路論”為重要指導思想的中國考古學方法體系與理論體系。

從地質地層學到考古地層學，從生物分類學到考古類型學，中國考古學在實踐中摸索到了完全屬於自己的學科方法。以李濟、梁思永、夏鼐、蘇秉琦等學者學術思想為內核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考古學理論，在指導中國考古學實踐的過程中，也接受了來自考古實踐本身的檢驗。

展示中華開放包容的大國氣派

良渚與泉州兩地在2019年與今年先後申遺成功，兩者如同人的“內”與“外”，將“氣派”二字完美詮釋。

中國氣派于“內”，表現為文化自信。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有堅定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質是建立在五千多年文明傳承基礎上的文化自信。”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申遺成功，這既是幾代學者對良渚文化80餘年研究探索的最好結果，也是文明界定標準的一次延伸——良渚古城遺址向人們展示了一個以稻作農業為基礎的早期國家的形態，然而，其是否可歸結為“文明”此前一直有爭論。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考察了浙江余杭良渚遺址、山西襄汾陶寺遺址、陜西神木石峁遺址、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四處距今5500—3500年的都邑性遺址，對全國十余處區域聚落開展大規模考古調查和發掘。研究團隊從中提煉、歸納出了文明的四大特徵：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基礎，社會階層、社會成員、階級的明顯分化現象，中心性城市的出現，以及大型建築的修建。這與西方學術界一直採用的標準有所不同。西方學術界常用的文明三要素是城市、文字和冶金技術。良渚古城遺址作為“個例”，以它古城規模之大、琢玉技藝之高超及公共工程規模之巨改變了固有的評定標準，得到國際上的認可。

更重要的是，良渚古城遺址把中華文明的産生時間提早到距今5000多年，將中華文明的歷史向前延伸了一千多年；將“中華文明五千年”從傳説、號稱，論證為可信的歷史。

悠悠八十載，幾代人前赴後繼，共同探索良渚的過往；悠悠5000年，良渚的堤壩默默矗立，見證文明的輝煌與變遷。

中國氣派于“外”，表現為自古以來的開放包容，和諧與共。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長期以來，中華文明同世界其他文明互通有無、交流借鑒，向世界貢獻了深刻的思想體系、豐富的科技文化藝術成果、獨特的制度創造，深刻影響了世界文明進程。”

今年7月26日，“泉州：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進入《世界遺産名錄》。泉州曾是世界海洋貿易重鎮，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之一，也是文化交流融合的典範。伊斯蘭教聖墓是中國現存最古老、最完好的伊斯蘭教遺跡，清凈寺是中國現存最古老的伊斯蘭教寺院之一，草庵摩尼光佛造像是世界上唯一保存下來的摩尼教教主石刻造像，而共存一城的真武廟、天后宮、開元寺、文廟、老君岩造像等，則屬於中國本土的儒教、道教和“中國化”佛教的史跡。這一座座代表著不同宗教文明、散發著不同藝術魅力的文化遺産，是古泉州多元文化和諧相處、互相交融的歷史見證。

中國的古代農業技術、“四大發明”及漆器、絲綢、瓷器、生鐵和制鋼技術等，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突出貢獻，而由絲綢之路傳入中國的宗教（如印度佛教、伊斯蘭教）、農作物（如玉米、馬鈴薯、辣椒）等也改變了中國人的生活和飲食習慣。世界一直都是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

中國歷史上有低谷、有高峰，但無論何時，中國之為中國，中國人之為中國人的文化認同離不開歷史認同，正是考古學的不斷發展讓我們對共同的祖先有了更多的了解。中國考古學在今天承擔著自覺建構中華民族的文明意識的使命，對於中國歷史、對於“我們是誰”的文化認同具有關鍵意義。

此外，中國各民族之間形成基於文化認同之上的“共同體意識”，更離不開對各民族相互交融歷史的正確認識。考古發現與歷史文獻相互印證、參照補充、豐富完善著這一歷史認知。從先秦起，民族間的交往、交流、交融從來就不是單向的，其中既有少數民族對漢文化的積極汲取，也有大量漢文化吸收少數民族文化的例證，反映出各民族對於共同建構中華文明體系的歷史貢獻。“胡漢雜糅，終成一家。”在禮樂制度、日常器用、服飾衣冠、語言文化等精神文化與物質文化的各個層面，考古學都以無比豐富的資料，客觀翔實地展示出各民族之間彼此交往、相互影響、融合的歷史證據和歷史軌跡。

《光明日報》（ 2021年10月17日12版）